死亡作为想象力的容器
时间：2021-01-31 16:01: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崇正
王小波《红拂夜奔》以奇崛的想象力进入唐朝传奇故事，斑斓图景会令初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人错愕不已。而许多读者在阅读《红拂夜奔》时会发现，小说中有很多故事情节会重新开始（比如红拂的自杀未遂），重写一遍，也就是出现“推倒重来，循环反复，将几个人物反复变形”的叙事技术，本文将之命名为“沙盘诗学”。这样的命名并非牵强附会，只是用一个名词来界定一种现象，以此更好地贴近作者创作的本意。
一、讨伐之书与绝望之书
长篇小说《红拂夜奔》讲的是“风尘三侠”的故事，以雄奇的想象和绝妙的反讽令人击节赞赏。经过之前唐人故事的故事新编之后，《红拂夜奔》的故事早就溢出了“红拂慧眼识英雄”这样的旧框架，而开始以说书人的形式对“风尘三侠”进行了变形和改造，让人物更为立体，也更为幽默。从中甚至可以看到王小波的一颗难得的童心，他用童心将古老的故事融化为夸张的卡通动画。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故事中看到王小波借助想象力所做的努力，他希望自己能用文字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从而获得古老故事的重新复兴。
第一次改写的《红拂夜奔》还是基本遵循了“风尘三侠”的故事设置，“夜奔”也算是中心情节之一。然而到了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之中，“夜奔”的情节已经变成很小的一部分，想象力的进一步释放并非因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故事找到了它应该征伐的敌人。或者说，因为多年在报刊发表杂文，加之阅历和思想的成长，王小波很容易就将杂文的思维带入小说，从而为小说找到一个极为容易成立的支点。在这一点上，他的写作方式与鲁迅的《故事新编》进入了同步轨道。从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开始，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就开始在他的杂文写作中寻找支撑体系和共生资源。我们会发现王小波很擅长做的事是，找到一个目标，找到一个敌人，然后对其进行持续打击。他总是能够找到生活中被人们熟视无睹而又非常荒谬的东西，然后持续对它展开批判，架起语言逻辑的机枪进行扫射。他在小说和杂文中一次次地重申常识，他不断在告诉人们，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应该回到常识的层面来理解。然而更为荒谬的是，回过头來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依然习惯性地违背常识。鲁迅当年批判过的东西，王小波又重新批判了一遍，王小波现在不在了，回头一看，应该批判的东西依然存在。知识分子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许多人世间的设置依然存在，对每个人的设置依然那么残暴而令人绝望，而每个人处理这些设置的方式也依然那么荒谬，依然是有的人装傻，有的人逃离，有的人求死，而最终都会被绵长的倦怠所征服。
《红拂夜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本绝望之书，它也是王小波深入考察知识分子生存处境之后发起的讨伐之书。在这样的写作中，王小波悲欣交集，想象的欢愉与现实的痛苦在小说中遭逢，“夜奔”所指向的逃离并没有出路，从洛阳城到长安城到处都如铁桶一般充满了思想的禁锢，装傻、求死与沉沦成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所以，《红拂夜奔》写的是知识分子与权力三种关系，以李靖为代表的方式是共谋、对抗与妥协，以红拂为代表的方式则是美好事物的绽放与自毁未遂，以虬髯客为代表的方式是天真的消逝与侠义的沦丧。“风尘三侠”一起走向深深的悲哀，而这一切的发生正好与另一条故事线中证明了费尔马定理的王二形成精神上的暗合。
二、死亡作为想象力的容器
逃出洛阳城，并没有来到自由之地，李靖为皇帝建造了长安城，一座充满机巧的禁锢之城，从而成为比洛阳城还要复杂庞大的牢笼，将自己与红拂囚禁起来。《红拂夜奔》跟《寻找无双》一样，共有十章，但在第二章开始，李靖就已经死掉了。所以从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来看，李靖从第二章开始就成为一个死去的人，一个被还原的符号，一个可以不断赋值的人物。而在李靖死掉之后，红拂也开始殉夫自杀，吊诡的是她的自杀一直没有成功，一直自杀未遂，一遍遍地重复着她的死亡，最后，王小波还非常恶毒地给出了一个悲惨的结局：红拂被卖入青楼成为妓女。故事终于完成一个闭环，红拂辛辛苦苦完成“夜奔”，结局竟是从歌姬变成妓女。所以，大概只有死亡才是最为终极的逃离。占据了整部小说中心位置的是“死亡”，死亡成为想象力的容器。
在回答完“过去的生活如何”（洛阳城）和“现在的生活如何”（长安城）之后，故事的双线结构也打开了，作为故事书写者的数学家王二也出现了，于是李靖和红拂的死亡形成了想象力的容器，在一次次的“沙盘诗学”中指涉现实的种种。而这种对现实的批判，针砭时弊，便成为勾连古今两条线索的桥梁，因为荒谬和讽刺古今如一，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于是故事的设置越荒谬，也就越逼近真实。也正因为如此，《红拂夜奔》缺少了《万寿寺》的松弛和自如，它时时刻刻要惦记着敌人，奋起而击之。不过，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容易让人会心一笑，明白作者天马行空背后的所指，明白故事里幽默讽刺的用意。而他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生存问题、城市环境问题、计算机问题以及插队的经验等，大多数都能在杂文中找到对应的原型。现实的荒谬投射进了故事的荒谬之中，那么如何反抗荒谬就成为故事的主题。从整部小说的内在逻辑而言，作者采用的对抗方式是死亡：“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也就是说，现实如此可悲，死掉也许是更好的选择。《红拂夜奔》最为精巧的处理在于，荒谬的现实居然连同死亡一起覆盖了。主人公红拂在李卫公死后，进入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奇怪境地：一品夫人的自杀需要指标，需要合理的程序，需要有人指导她的死亡，需要洗干净肠子，需要灌水银，需要启用各种道具……红拂在叙述中似乎死掉了，又一次次被复活，变成一个量子态的活死人。红拂殉夫的这些情节不断在盘旋延宕着整个故事的进程，让整部小说形成一个个叙事的涡流；
通过这些涡流，《红拂夜奔》的叙事任务也就被分解成不同的模块，这些模块分别承担不同的运算从而得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解，如同一只只长矛，指向了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禁锢。
虬髯客作为“风尘三侠”之一，他本来才是这个民间故事的主人公，《太平广记》中就是以《虬髯客》作为篇名的。在第一次故事重写的《红拂夜奔》里面，虬髯客变成了一个性格古怪的剑客；
而到了长篇《红拂夜奔》中，虬髯客就是一个彻底的怪人了。首先，虬髯客是一个技术人才，他精通剑术，匠心独具，能斩蝴蝶和流萤，能刺清风和明月，还能教红拂劈死苍蝇。其次，他性格古怪，整天嚼草鞋，不善言辞。这也符合技术人才的普遍特点，专注于技术，虽然心里喜欢红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他最初听命于权力机构，后来逃离创立了自己的事业，相当于知识分子辞职下海经商，或是从技术岗位成功走上领导岗位。他是三人中唯一成功逃离了长安城，自立为王的人。在王小波这里，虬髯客成为一个丑角，他的大胡子不再是美貌，而成为邋遢不修边幅的象征。与李靖的装傻和红拂的寻死不同，虬髯客的人生轨迹是“堕落”。王小波采用变形的手法对他堕落之前和之后进行了夸张的描写，为此甚至还在第八章开篇处对这种变形作了说明：“本章的内容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这位前辈大师的人格和作者极为近似。”虬髯客的每一次变形，就是一次“沙盘诗学”，每一次变形就是一次运算和叠加，最后我们会发现对于虬髯客这样一个形象，他既深刻又庞杂，充满了不稳定性，仿佛他是很多个同类人物的叠加。而如果用这种阅读感受来反观李靖和红拂，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这是因为人物被抽象为原始数据，不断赋值之后的结果。每一次赋值，可以说产生的是一个新的人物，拥有与人物基本设定大致相似的性格特点，左看右看又似是而非。这样感性的阅读感受，正好又佐证了“沙盘诗学”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小波笔下的人物，都是人物的集合；
他写了一个人物（包括所有作品中提到的王二），其实也是写了无数个人物，这只能说是一个独特的特点，而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范式。因为人物作为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对统一性的要求是最高的：人物形象的建立要求情节为它服务，人物所处的环境甚至也要为它服务。而王小波采用“沙盘诗学”的技术方法，企图打破这样一种统一性。这些破碎的统一性，是否会使作家背离他创作的本意呢？对此，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谈论作品的繁复风格时说道：“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作品愈是倾向于包含各种可能性的繁复化，就愈是远离独特性也即作家的自我、他内在的诚实和对他自己的真理的发现。但我会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大家是谁，如果不是经验、资料、我们所读的书、想象的事物的一个综合？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座物品储藏库、一系列风格，而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不断调换位置并以每一种可设想的方式重新编排。”
三、“沙盘诗学”是小说中的加法
“沙盘诗学”的本质是一种重复运算。这种重复可以简单理解为现代小说的组装方式，而为了适配这种组装方式，要求运用这样技术的作家本身具有相对应的资源和风格的复杂性。以王小波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三个面相：一、天真蓬勃的面相，这是指他在小说虚构故事中呈现出来的想象力和童心；
二、金刚怒目的面相，这是指他在杂文写作中呈现出来的犀利角度、严密逻辑和说真话的勇气；
三、似水柔情的面相，这是指他在书信和回忆性文字片段中呈现出来的温柔、善良和宽容。这样三种面相统一成一个整体，而它们所围绕的内核则是王小波强大的逻辑分配能力，或者说由思维的乐趣所调配。
对假恶丑金刚怒目，对真善美似水柔情，而进退顾盼之间是蓬勃的想象力，是高度形象化的语言，这形成了王小波创作的主要风格。而要将这种风格发挥到极致，则需要借助“沙盘诗学”的技术手段，来形成想象力重复运算所必备的故事空间。奥尔加·托尔卡丘克说：“想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创造，是连接物质和精神的桥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王小波那里，想象是一种组装现实的方式，而他采用的是重复组装和重复运算。
重复运算是小说创作中的加法。王小波在计算机思维的启发下，运用还原数据、分解任务、抹除重置等方法来进行重复运算，这样的小说加法，会有非常显眼的词句作为标识。如前所述，在一九九六年创作的《万寿寺》中，可以非常容易找到由特定的词句形成“沙盘诗学”的启动模式，而我们也可以在一九九三年完成的这部《红拂夜奔》中找到同样的标识性句子。在小说中，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以时间为标识：时间标识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结构性的需要，比如“李靖他们住在洛阳城里时”“当年红拂当歌妓时”“红拂初见李靖时很年轻”“李靖初见红拂时”“李靖住在长安城里时已经老了”，这些时间标识就像一个个灯塔，固定在每个段落的开头位置，为下面的陈述提供了可以展开的条件。也因为这些时间点的分布，整个故事被分割成许许多多运算的单元，交叉重复的情节被不断书写。
二、以逻辑思辨为标识：逻辑思辨成为一条若隐若现的线埋伏在故事的锦缎之中。比如有关时钟停摆的说法。再比如观赏性与实用性之辨，这个有点幽默揶揄的说法开始是在介绍红拂是歌妓而不是妓女，主要是观赏价值而不是实用价值；
緊接着，连同红拂的口香糖，也没有实用性；
接着切换到现代的故事线，下属需要向领导证明自己有实用价值或者观赏价值；
紧接着，又是讨论一品夫人是否有实用性；
接着是说李卫公的数学书观赏性和实用性齐备；
接着提到王二懂计算机有实用性，而红拂是一棵有观赏性的植物……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思辨和对举就在整部小说中不同的时间和故事线中重复穿梭，形成了阅读的快感和意趣，同时这样的重复也为被分解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整体性。
三、以事物为标识：不断重复出现的事物，是一种思维的迁移，也是为了给叙事的跳跃提供必要的跳板。比如从洛阳城到长安城，对两座城市的描绘，暗含着两种不同情状的丑陋；
又比如洛阳城里的肮脏和干净，是以苍蝇的有无和大小来进行对比描写的，叙事的焦点自然从城外进入到城里；
而后，这些苍蝇又成为虬髯客教授红拂剑法的道具，虬髯客为了获得这些教学道具，还要到茅厕里去抓苍蝇。又比如“证明数学定理”这件事，它在小说中不断重复，唐朝故事线中的李卫公在证明数学定理，而现代故事线中的“我”也在证明数学定理，于是数学定理成为两个故事线中间的“连通管”被不断使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红拂夜奔》这部长篇小说中，原来的唐人传奇故事已经被分解为原数据，而经过一次次的“沙盘诗学”，“风尘三侠”在李卫公设计的长安城里各有各的遭际，三个热情奔放的人物，三个在最开始那么可爱的侠客，最终一步步走向扭曲，而死亡和变形成为他们对于权力机器绝望的反抗和反讽。
责任编辑：胡汀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