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跋涉中前行

王兆胜

摘要：七十年四川散文取得巨大成就，值得好好研讨和总结。首先，要在开放包容中理解四川散文，处理好它与重庆市的关键。其次，四川散文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为祖国和人民而歌，进入1990年代进行文体创新，21世纪则进入全面创新。再次，四川散文有其独特性，这在反思批判精神、地域文化描写、随笔探索和物性体认上，都有突出表现。今后，四川散文应在取中用弘、辩证思维、超前性上下功夫，以便在整体中国散文发展中起引领作用。

关键词：七十年;四川散文;国家发展;探索性;随笔;前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七十载。各行各业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文学也不例外，它像一朵奇花点染了共和国的辉煌，其中散文以其独特芬芳可谓功不可没。从全国各省七十年的散文发展来看，四川并不惹眼，也不能与发达省份相提并论;不过，其成就不可小觑，值得好好研讨和总结。当然，四川散文至今还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困境，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这是一个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也充满期待的跋涉者的行旅。

一  在开放包容中理解四川散文

站在全国散文发展来看，四川恐怕并不是大省、强省、名省，这既与我们的作家数量有关，也与发表作品情况有关，还与获奖有关。不过，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不可忽略，恐怕也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换言之，以什么方式概括七十年的四川散文创作状况，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以更开放的理念和心态，四川散文七十年恐怕就会获得与众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应将四川散文置于共和国七十年发展的背景与范围中探讨，并发现其独特性，才会获得历史价值和新的重要意义。

首先，应从三个角度梳理和概括四川散文，避免狭窄甚至狭隘的视野。在研究七十年四川散文时，当然以四川籍、在本地工作和创作的作家为主，但不能忽略和遗忘另两类作家。一是出生于四川，后离开本地，长期在外生活和工作的作家。年长一代的有郭沫若、巴金，年轻一点的有刘心武，更年轻的有郭敬明，他们都有散文作品集问世。二是非四川籍，但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的作家，老一辈有曾克，年轻者有翟永明，她们都是河南人，与四川却有不解之缘。曾克在四川工作多年，有散文集《遥祝祖国的孩子们》;对翟永明来说，四川是她真正的家，她写过《纸上建筑》等多部散文集。其实，与四川有着亲缘关系的散文都应被看作四川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

其次，将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散文应视为一种合力，而不必硬性加以区分。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在新中国七十年的时间里，它约有七分之五是四川的一员。也就是说，在前四十多年，重庆市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其散文当然是四川省的。因此，在探讨七十年四川散文时，既要看到近二十年重庆的独特性，也要看到前四十多年重庆是四川的一部分。更何况文学上将重庆与四川严格区分，既不恰当也不科学。如莫怀戚现在无疑是重庆作家，但1985年他的散文《散步》，既是重庆的成绩，也是四川七十年散文的收获。当然，像吴佳骏这样在近些年成长起来的散文家，就应归于重庆，而不必列入四川七十年散文中。如此，就可使四川七十年散文增容，也便于处理四川省与重庆市的文学关系。

再次，在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中，既要注意边界又要考虑交叉甚至融合。这里主要牵扯两个问题：第一，散文与报告文学的关系。以往，主要是将报告文学看成散文的一部分，后来渐渐将报告文学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这虽有助于文体独立，却又不利于散文的整体性。而作为“特写”这一体裁更是如此，有时很难将其归类，它到底属于报告文学还是散文。如建国初期较长一段时间，报告文学、特写与散文不分，以至于出现各式各样的《散文特写选》。因此，在研究七十年四川散文时，面对散文与报告文学、特写时，不能硬性区分。第二，忽略甚至轻视散文这一文体。在文学四分法中，散文位列诗歌、小说之后，甚至不如戏剧重要，它是被作为一个边缘来看待的。在不少人的观念里，不好归类的统统放进散文的篮子，这就造成散文是作为一种“次文体”存在的。以这样的观念研究散文，势必出现误区：不重视诗人、小说家的散文创作。其实，不少人认为，贾平凹的散文成就最高，而不是量大、被抬高的小说。同理，研究四川七十年散文当然以散文家为主体，但一定不能忽略诗人、小说家的散文创作。难道阿来的散文就不值得认真探讨，抑或是阿来的散文就比专门散文家的散文水平低？还有出生于四川泸州的欧阳江河，他虽以诗著名，但随笔集《站在虚无这边》也是一个重要文本，值得给予关注。

因此，七十年四川散文不是越收紧越好，这样做表面似乎纯化了，其实却压缩了空间，也折断了飞翔的翅膀。只有纵横交错、整体、历史、审美地看待七十年四川散文，我们才不至于走向狭窄甚至死胡同，而进入更加开放、包容、融通与升华的境界。

二  四川散文與共和国一同成长

基于此，我们就会对四川七十年散文成就有一个基本理解。一是它的开放性。不论是作家作品，还是视野和影响，它都是蔚为壮观的。二是它的发展性。七十年不只是后四十年，还包括前三十年;前三十年可能从整体上没有后四十年的成就大，但也不能简单否定其贡献，尤其是不能一笔抹杀。没有前三十年，就不可能有后四十年，更何况我们很难说，在散文水平上，所有后来的散文都比前面的高。因此，我们也要看到七十年散文发展中的曲折性。三是它的规律性。目前对于七十年散文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刀两断”：好像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分开的，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另外，对于前三十年散文整体评价不高。这就忽略了以科学发展眼光进行学术研究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找到七十年散文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四是它的特殊性。四川七十年散文与全国一定是同步而行的，但也不可能没有其特殊性，这就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研究。我以为，四川七十年散文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七年”，这是一个以歌颂与赞美为主的年代，由此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富有现实和浪漫的时代。此时间，散文家一改过去批评与否定的倾向，转而对新社会、新政府、新思想、新气象给予深沉的讴歌。最有代表性的是散文三大家，他们是杨朔、刘白羽、秦牧。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开始对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三大家多有批评和否定，从而形成一边倒的评价倾向。其实，这是一种将文学与政治绝对分开，也是让文学与人民脱节的做法，既不能历史地看待那个年代，也未能实事求是肯定那时的散文价值。如果站在后来散文脱离时代与人民的角度进行反观，“十七年”散文的盛况与影响力不容忽视，更不能简单进行否定。四川散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汇入了时代主潮，并发出自己的声响。较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巴金、曾克等人的散文。在《友谊集》《新声集》《创造奇迹的时代》《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等散文集中，都可看到巴金与时代一同歌唱、为人民写作的心声。还有曾克的《因为我们是幸福的》《写在国庆节来临的时候》《革命战士永远无畏》，这些带有时代歌唱的散文，都发出激情与显出亮色，为祖国和人民增加了光彩。站在作家的使命感和人民性立场看，这样的散文即使今天读来也是令人热血沸腾，颇有感召力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那个歌唱的年代，四川散文也还表现日常生活情感，这从某种程度上平衡了高昂的调子。如以歌唱时代著称的郭沫若，于1961年写出《读随园诗话札记》，1962年写出缠绵悱恻的《访沈园》，不过其中仍有“人民性”立场。还有艾芜在1950年代出版的《初春时节》和《欧行记》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十七年”四川散文的精神旨归，也透出某些日常生活情调与朴实平凡之美。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后，四川散文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刘心武于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反思历史，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发韧之作。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节点，也是四川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志。不过，从散文领域看，早在1976年底，曾克就写出《心中的碑》，一面歌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面批判“四人帮”，同时还提到重庆的枇杷山。此文虽不能与《班主任》相提并论，但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篇散文。作者在文末写道：“我重新走上总理经常登上的枇杷山，面对着山城繁星般的万家灯火，飞玉似的两江碧波，把我心中的碑文刻得更深，更深！敬爱的周总理呵，安息吧！您在亿万革命人民的心里永生。”①这是一篇重要作品：它以细腻、温润和饱满的感情，连接着建国初期的歌唱主题，对“四人帮”进行批判，也预示着未来发展方向，还充满对周总理一直关心她的生活细节的感动。艾芜于1979年写出《回忆周立波同志》，用细节与温情赞美周立波的人品和文品。巴金从1978年开始到1986年完成了著名的《随想录》，这个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学转向的散文随笔集，其实也是七十年四川散文乃至文学的重大收获。作品除了反思历史，更重要的是讲真话的品格，还对自己进行反思和灵魂解剖，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精神品格。也是在此意义上，四川七十年散文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此时，马识途的散文集《景行集》和《西游散记》用平易的笔触、开放的心态、自然的感情，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望，尤其是到国外出访时所受到的感染，这与巴金散文一起成为此时期四川散文的重要收获。还有沙汀、莫怀戚、廉正祥、流沙河等也为四川散文增色不少。这些散文可能更多具有传统的精神气质，但写得真实、善良、美好，紧接现实地气，也充满人生智慧，價值不可低估。如沙汀借为人作序时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尽管出类拔萃的作家有限，而历史终归都不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是广大群众勤劳智慧的记录。”②说的虽是常识，但将文学与人生联系起来却是真理。莫怀戚发表于1985年的《散步》一文，以散步中的“母与子”为题，但抒写的却是人间至情，在精短的文章中透出情感的真挚与心灵的美好。廉正祥的《人生第一朵花》发表于1986年5月号的《散文》，它述说的是一段破碎的初恋，但内中多是美好的忧伤。它带着槐花、少女和大地的芬芳，是一次关于爱的美好绽放。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于1988年出版，这也是人生智慧的凝结。作者在1986年写的序言中说，“实文源于历史，真中求善。虚文源于神话，美中求善。其效用则一，皆善也。”这是作者关于“锯齿啮痕”的真谛。

第三阶段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四川散文追求大胆的艺术变革。对于传统散文的不满，最早可追溯到鲁迅的《野草》，那是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散文创造的努力，使散文变革达到一个高峰。自1970年代末朦胧诗兴起，至各种先锋文学之倡导，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人开始倡导散文变革，较有代表性的有林非、佘树森、楼肇明、金马、林道立、谢大光、刘烨园、赵玫等，③从而形成散文的变革创新热潮。在这方面，四川散文迈出了坚实步伐，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是钟鸣，二是蒋蓝。钟鸣自19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徒步者随录》《旁观者》等散文集，这是在散文观念和文体意识上实行大胆创新突破的有益尝试。钟鸣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对于动植物的重视与热爱、博采众长的杂家风范、宁静从容自信的姿态，塑造了属于他自己也是四川乃至全国的“散文王国”。对比许多散文的创新者，我认为钟鸣的成就最高，也最有原创性。当然，强调钟鸣散文的变革创新，并不等于忽略甚至否定另一些同代散文家，因为创新需要更多人支撑，一些传统散文也并非没有内在化创新，即使是那些没多少创新的传统散文也不是没有价值。事实上，改革开放前20年，四川散文家从不同侧面丰富、继承、发展了新时期散文的伟业。这是一个庞大的散文作家群体，他们如同建筑大厦共同支撑起像钟鸣这样的文体创新散文大家。

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来，四川散文的全面发展创新。在这近20年里，四川散文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破和提升：其一，继续进行散文文体革命与创新。最有代表性的是蒋蓝，他出版多部散文集，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称赏。某种程度上说，蒋蓝可与钟鸣对照和比较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钟鸣散文的继承与发展。所同者，二人都走向博杂，有强烈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思想独立超前，文字精纯;所不同者，蒋蓝比钟鸣多了些刀锋般的尖锐，更重文化的厚度和密码。其二，以阿来为代表的生态散文书写。这是一个立足于边地、借助巴蜀和西藏文化进行的散文书写。在此，生态意识至高无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宁静安详，尤其是确立的天地智慧和大道藏身法则，于是有了另一种具有超越性境界的神圣散文，这在全国其他省地较难看到。像裘山山、阿贝尔、雍措等人的散文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其三，对于现实、时代尤其是底层世俗人生的热情观照。七十年散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为人民而歌，到后来的追求文体创新，这当然是一次进步，但也带来慢慢失去读者。历史文化尤其是大历史文化散文往往背对现实人生，也就渐渐失去解析时代的能力。21世纪以来，以翟永明、杨献平、阿贝尔、陈霁、冯小娟、彭家河为代表的一些散文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将触觉探入乡村尤其是社会底层，写出了《每个女孩都是无泪天使——北川亲历》《生死故乡》《一个村庄的疼痛》《上帝筛子下的天使》《幸福的底色》《瓦下听风》等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作品，弥补了长期以来散文过于强调形式主义的不足。当然，七十年四川散文家还有更多活跃于写作一线。整体而言，他们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够大，但也崭露头角，预示着未来的发展。

纵观七十年四川散文发展，有以下显著特征应给予总结：一是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注时代、强调人民性，经过长时间的文体变革，又回到21世纪新时代关注社会底层的散文书写。二是散文在变革发展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论是作家队伍，还是选题内容，抑或是表现形式以及语言风格，七十年四川散文都有了翻天覆地变化。三是四川散文在全国散文发展变革的大背景下，又有了自己的追求和创新。四是四川散文既有其自然发展性，又有内在的继承和影响关系，比如时代关爱、文体风格、文化追求、审美趣味等都可作如是观。

三  七十年四川散文的特点与价值

尽管从整体上看，全国散文一盘棋，有着共同的背景、倾向、风范;但仍存在地域、文化、趣味和风格等差异。哪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人们的交流日益频繁，互联网信息沟通更加便利，都难做到整齐化一，更何况文学的特点就是要有独特个性。将七十年四川散文放在全国范围看，其特点也是明显的，有着不可代替的价值意义。

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是七十年四川散文的第一个重要特征。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缺乏反思意识、批判精神和冒险性格，也是在此意义上，鲁迅强调国民性批判。有人认为：“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故而少有忏悔之作。经常与这个判断一并出现的判断还有‘中国文化缺乏忏悔意识、‘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等，这些判断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④具体到散文创作也是如此，我们较少能看到具有强烈反思意识，更少有忏悔意识的作品。这就限制了散文的广度、深度与厚度，也减弱了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从而导致作家常在惯性思维中徘徊，甚至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与重复现象。目前，许多散文的同质化倾向不能不说与此直接有关。然而，在四川散文作家身上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探索、突破、冒险意向，并时时令人有惊异之感。巴金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随想录》打破禁区，以难以想象的勇气与魄力在散文世界开疆扩土，从而引导一场反思和忏悔热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钟鸣的每本书都试图突破旧的自我，他不想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奴隶，所以常给读者带来惊艳。还有蒋蓝的探索追求，使其散文不断走向开阔、深入和美妙。魏明伦的散文集题目为《巴山鬼话》，其中有这样的散文题目：《毛病吟》《半遮的魅力》《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人间鬼情》《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从中可见其独立特行的风格。在《小鬼自白》一文中，作者明确表示，最高兴的事情是独立思考，而格言则是不迷信一切格言，目标是墓碑上写“没有白话的人，值得研究的鬼”。周闻道倡导“在场散文”，也写过不少有现场感、个人化的散文，在全国也产生一定的影響力。显然，这是一种不为万物所役、一直试图突破自我的追求精神。反思可认知历史和自我，批判和解剖能保持清醒，探索可永不满足地前行，这是七十年四川散文的重要向度。

边地风光和巴蜀藏文化的呈现是七十年四川散文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我国疆域广大，民族众多，自然风光和社会文化多种多样，这就决定了散文有着不同的风貌。比如新疆、内蒙古、东北、湖南、岭南甚至山东都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四川位于西南，尤其是处于巴蜀和西藏交界地带，从而带来边地风光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深厚、神秘。读七十年四川散文，就会被独特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所浸润，从而产生难以言说的美感。蒋蓝曾高度评价流沙河散文的贡献，称之为建立了一座“纸上成都”的逶迤建筑，充分展示了成都的历史、文化、风俗。其实，蒋蓝本人也用《蜀地笔记》和《成都笔记》全面描绘了四川历史文化风俗的画卷，这其中有人物、事物、风物，更有心灵感悟与精神探求，还有那些在文化裂缝中的神秘光泽。有人这样评价道：“蒋蓝是诗人，散文呈现出浓郁的西南地域性，‘地域性知识与诗人的个人经验相结合，另外还具有学者性的考据功夫，淬就出一种极具个人化的叙述。”⑤虽然，蒋蓝笔下的成都文化有他自己的个人化理解，但其丰赡与灵光是扑面而来的，也自有一种精神品质。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将西藏的高远、辽阔、壮丽以及独特的风物和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邓洪平的《山水魂》多有巴蜀边地的风光与风情描写，像《杂谷脑探月》将笔力凝聚于丛山中藏、羌族杂居之地，于是石屋、金黄包谷、果园、羌笛、月光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盐都访古》则将盐都的两大神奇——井盐和恐龙——呈现出来，这是藏在巴蜀之地深处的富矿。还有廉正祥的《清清岷江水》等散文对西南风俗画的勾勒，既展现了美丽与神奇，又包含了真诚、善意、美好，还显示了生命盎然、自然本色、喜人醉人的格调。陈霁的《白马部落》主要写四川平武白马藏羌自治乡的白马部落，这个被称为“活化石”的少数民族。作品不仅写到其家庭史、生活史和社会史，更写了其民族史和文化史。据载，在今天的重庆和四川境内，有藏、彝、土家、羌、苗、纳西、傈僳、布衣、满、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西晋裴秀在《图经》中巴蜀为“别一世界”，足见其与众不同、别有洞天。胡庆和的《诱人的康巴》是一部关于康巴的风俗图和文化卷，其中除了神奇更有神秘。还有格绒追美的关于康巴的散文，也值得一观。因此，七十年四川散文中的边地风光和地域文化具有独特价值意义，应给予高度肯定和研讨。

散文文体的理性自觉是七十年四川散文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应该说，在文学四大文体中，散文的文体意识最为模糊不明，不要说它与诗、小说有跨界问题，就是散文内部也较难区分。比如，散文与诗歌在跨界后出现两种文体，一是散文诗，二是诗的散文，这就形成模糊甚至混乱，直到今天仍困扰着人们。另如散文包括很多类型，有人统计在中国古代多达168种，今天的多样化类型急剧萎缩，但仍有不少存在，如小品文、随笔、杂文、随感、演讲、日记、自传等。不过，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区别何在，至今不明。如方非曾说：“随笔或小品文之在文坛上，先则只占一席位，到现在，却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⑥在此，对随笔和小品文不做区分。唐弢曾《小品文拉杂谈》中提出：“我的所谓小品文，其实就是现在一般人所浑称的杂文。”这是将小品文与杂文混淆。如从散文文体的角度看，其间的概念最为随意、笼统和模糊，这就造成散文发展创新的困境。这是因为，当散文对自己的文体尚不明确，不要说它的成熟就是要得到发展也难。在这方面，七十年四川散文做出了较大贡献。第一，确立“真实”的散文观，这在巴金的散文中得到最好体现。在《随想录》中，“随”和“想”是散文的重要特点，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标志，这从许多随意性很强的题目中可见端倪。另一方面，巴金表示：“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他还有一个题目是“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一种心灵的贴近与灵魂的对语。但不论如何，“真实”是巴金《随想录》的灵魂，也是其生命线。如《怀念萧珊》就是一篇以情动人的佳作。有人还表示过：“不仅狭义散文必须以情动人，就是对广义散文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散文家来说，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作品能否存在和流传下去的生命线。”⑦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建立，巴金的《随想录》功不可没。第二，对于随笔文体的自觉意识与建构，这在钟鸣和蒋蓝的散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现代以来，随笔得到快速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遇春、丰子恺、林语堂、钱钟书。比较而言，梁遇春有些欧化，丰子恺有些中国化，林语堂偏于中西结合，钱钟书则属于解构中西的自由表达。在对知识的钟爱、个性的追求、自由的表达方面，钟鸣随笔与蒋蓝随笔更靠近钱钟书;但却不像钱钟书随笔那么冷漠与刻薄。钟鸣随笔崇尚自由，爱好奇思妙想，喜欢深思，追求知性与理性，是知识分子独立特行的一类。与钟鸣随笔不同，蒋蓝随笔更加感性、爆发力强，有时充满野性、剑气、侠骨和柔情，是属于剑胆琴心那种，是将知识、文化、个性、思想、灵魂展开的自由云游。站在当下中国随笔散文这一视点看，很难有人能达到钟鸣和蒋蓝的境界，也没有他们这样对于随笔文体的理性自觉追求。可以说，钟鸣和蒋蓝的出现，不仅为四川散文也为全国散文尤其是随笔文体探索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注物性与体验天地之道是七十年四川散文的第四个主要特征。众所周知，自从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新文学开始走向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解放之途，从而突破中国传统文学的格局和局限。但一个最大的误区是，我们的文学慢慢忽略了“物”，失去了对于自然尤其是天地大道的关注，从而导致过于强调人的欲望膨胀和宣泄。具体到散文领域也是如此，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强力作用下，散文往往过于书写大写的“人”，而“物”却渐渐被淡化甚至忽略了。近些年，散文开始关注“物”，尤其将“物”提升到一个具有主体性和形而上意义的层面。如杜怀超曾在写植物的散文集《苍耳》中有这样的话：“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⑧作者是怀着敬畏与谦逊来写植物的，其中充满天地情怀和道心。当然，还有像张晓风、贾平凹、鲍吉尔·原野、周涛、周晓枫、王族、李林荣等写物的高手。不过，也应该承认，“物”的散文书写中，四川散文更加集中、突出，也更有代表性，还达到了较高的境界水平。钟鸣、蒋蓝两人的散文无疑是一个动植物的王国，其中可谓争奇斗艳、各有风采;阿来的散文集《草本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一滴水经过丽江》《让岩石告诉我们》也是关于“物”的展览馆，其中充满博大、仁慈、灵性与敬畏，是一种温暖的绿色生态书写;彭家河的《瓦下听风》里对于农具的描写细致入微，对于锈的观察与把握颇见功力，反映了生命的明灭与闪烁;年轻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也是写物的，像动物、植物、风物都成为描写对象，更重要的是，这些物哪怕是墙、石头、风也都是有生命和灵性的。阿贝尔曾写过《在山地晒太阳》一文，其中写川地的阳光，也写到对于阳光的体悟和感受，就反映了四川散文的独到之处。刘心武在《仰望苍天》中写苍天与命运，面对挚友儿子莫名其妙的夭折，他只有“无语问苍天”，并感悟天启：“在这人世间，无论我们活得幸福自在还是贫困潦倒，只要我们的理智尚可认知——哪怕是粗粗地认知——所面对的事实，我们就即使身在福中也不会张狂、身在祸中也不会惊恐，然而我们却往往面对难以认知的事实。”⑨这样的天问，开启了智慧之门，尤其是从“不知”中获得了“知”，一种知“不知”的灵思与醒觉。

四川地处西南一隅，如将中国比作一个巨大舞台，四川疑不是主角。散文也是如此，它恐怕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甚至不能与山东、陕西相提并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七十年四川散文是整个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和地位。换言之，作为七十年中国散文的一员，四川自有其精彩，也有其他省份难以达到的特点优势。这既是一份自信，也是一种自觉，还是一次真正的出彩。

四  七十年四川散文的局限與瞻望

虽然七十年四川散文成就巨大，令人欣慰。但以更高标准尤其是理想标准衡量，四川散文还有一些不足，需要今后进行弥补和提升。一方面，这要在与其它省份的取长补短中达成;另一方面，要跳出整个中国散文、文学和文化的局限。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文学、散文发展至今，仍存着这样和那样的困惑与迷茫，都面临着新的调整、选择、提升。

首先，“取中用宏”，以强化散文的宏大叙事功能。目前，四川散文的长处是随性、丰富、奇妙、自由、多彩，但另一面则是偏向、个人趣味、碎片化。关于这一点，可与山东散文进行比较。七十年来，山东出过不少著名散文家，我们可列出一长串名字，他们是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杨朔、魏巍、黄裳、季羡林、峻青、李广田、吴伯萧、王鼎均、丁宁、石英、李存葆、莫言、张炜、马丽华、刘烨园、张立勤、毕淑敏、王开岭等。最重要的是，山东作家写出不少充满正能量的经典散文，像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香山红叶》、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臧克家的《炉火》、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毕淑敏的《造心》、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这些作品往往由“小处”着眼，“大处”落笔，尤其强调人的道德、感情、心灵、精神、境界在散文中的作用，还有对于时代、政治、社会的关爱，从而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同。如季羡林说，即使将他烧成灰，他的每一粒骨头都是爱国的;臧克家通过炉火希望给人带来温暖;毕淑敏希望每颗心都被锻造得善良美好;王开岭倡导擦亮人的精神。类似这样堂堂正正、充满正能量的文章，在七十年四川散文中较难见到，尤其与过于追求知识分子随笔的倾向明显不同。对四川散文而言，如能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多向山东散文学习和吸引正能量的宏大叙事，才能纠偏过于个人化甚至有些碎片化的散文风格。其实，苏东坡的散文中早就充满一股“浩然正气”，说明四川传统文化中不缺乏这一品质。当然，山东散文也应向四川学习独立特行的个人叙事风格。

其次，以辩证眼光对文化进行选择和再造。知识、文化、思想在散文中至为重要，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倡导“作家学者化”的一个原因，也是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大放光彩的理由。不过，也应看到，散文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贪念，大文化散文被知识、文化、思想堵塞了审美和生命气孔，却是不争的事实。好在四川散文所中的“大文化散文”之毒不深，但沉溺于知识、文化和思想却是存在的。这在钟鸣和蒋蓝的散文中一样存在。历史知识、文化、思想就如同燃料，如处理不好就会变得芜杂甚至危险，只有通过智慧的点燃方能使之发出光和热。以余秋雨、李国文、王英琦、李存葆、张承志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为例，由于没有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复杂关系，从而导致知识大于文化、文化多于思想、思想缺乏智慧，从而将不少散文写死了。如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中没有前提地一味拔高和歌颂荆轲精神，认为它自古及今都是无与伦比、美得魅人的。这一看法长期以来得到人们普遍称赞，却少有人看到其背后的隐忧甚至危险。然而林非也写荆轲，但却站得高、看得远，尤其是有思想深度和智慧。同样是写荆轲，张承志是一元化的激烈思维，所以陷入简单肯定荆轲刺杀行为的困局;林非作为学者，对中国历史颇为熟悉，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所以能辩证理解荆轲的刺杀，尤其是看到它对于民主政治的潜在危险，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恐怖主义行为。

当然，对于城乡关系、中西文化、个性与集体、自由与限度等，在我们的散文中都存在某些认识误区。如不少作家受到梭罗《瓦尔登湖》的影响，过于赞赏农业文明，对城市文明和人类发展采取简单批判甚至否定的做法，都是值得注意的。苇岸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写过《大地上的事情》，然而他的最大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选择的困惑，对城市文明有一种恐惧。还有刘亮程以一种来自乡村的斜视的目光，简单看取、批判和否定都市文明时，实際上也包含了我们作家的局限和不足。其实，城乡关系、中西文化关系都不能进行简单取舍，而需要以辩证的态度予以选择。否则，我们如何能以作家的敏感和智慧为时代引航？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许多中国优秀作家在内，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快速发展面前是失语的，也是无力的。

以这样的眼光和态度审视七十年四川散文，也存在着失衡、失范和失落情况。杨献平的《生死故乡》的价值在于，它以责任心和历史担承记录了南太行山农村的凋零与死亡，也反映了其间的困惑、矛盾、苦难与尖叫;但却未能站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看待这一历史阵痛，尤其未能发现其间的人性光芒与温暖的普照。阿贝尔、彭家河等人的散文也都有这样的局限。还有钟鸣、蒋蓝、洁尘的散文都有个性、自由、感觉放任自流的不足，从而带来作品有时用力过猛，有失衡、失重、失范的情况。其实，个性需要集体、自由需要限制、感觉需要理性来调适，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也需要融通后再造。如洁尘对于杜拉斯虽然时时保持警惕，但显然在崇拜和迷恋中常失去自我，这带来她的散文在有力量和灵性的同时，常失于过于尖锐和败味。

再次，以超前性眼光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巨变发声。如简要概括当下我国学术与文学的现状，主要有以下不足：我们的理论和文学不是站在时代前头，为社会做出有预见性的引领;而是被社会发展远远甩在后面。在此，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过于迅速，令人目接不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认知之局限。比如，“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理论和文学发挥了时代和社会的先声，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改变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及其命运。不管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胡适的文学革命、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李大钊的《青春》;还是巴金的《随想录》、冰心的《无士则如何》等，都是如此。那是一个理论与文学引领社会潮头的时代。然而，随着文学的发展，它渐渐脱离了政治、社会和时代，进入一个自我言说和文体变革的所在，有些甚至背离时代，进入历史的深处，还有的对政治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这就导致了理论与文学的失语甚至异化。整个文学是如此，散文状况也不例外，在片面强调艺术独立性的同时，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走进一个温室化的写作状态。即使有涉猎政治、时代等方面的散文，往往也写得比较肤浅，缺乏时代感、思想深度和审美趣味。在这方面，福建学者南帆的散文有较大突破。南帆散文与时代、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他能敏感把握各种新的变动尤其是技术、文化、思想、趣味、倾向之转换，从而写出一系敏锐反映时代、社会发展与此阵痛的散文，像《快》《机器的神话》《读数时代》《网络的风流》等都很有代表性。南帆对此有明确的理性自觉，他说：“散文仿佛有意无意地拒斥当今世界的现代‘气质，这个古老文体内部隐藏的美学密码与现代‘气质格格不入。”“现在是散文直面现代社会的时刻。”“如果散文无法正视及表述这样的景观，现代社会的庞大身影只能徘徊于这个文体之外。”“许多作家毫不犹豫地将机器甩给科学，文学或者美学怎能为冰冷的金属或者乏味的电子元件耗费笔墨？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可能演变为固步自封的意识——散文拒绝与现代社会对话。”⑩比较而言，四川散文较为保守，自我写作和自我玩味的意识过强，选题往往趋于古旧，立意和价值观更重自我与个性，与时代同呼共吸的写作有所退化，尤其是深刻反映社会、时代、政治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及其复杂矛盾的作品较少，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未来写作更不多见。未来四川散文应在保持自身特色优势的情况下，应加大“现在感”和“现代感”，充分发挥散文敏锐反映未来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预见功能。

散文是一种更具社会性、道德感、审美教化功能的文体。作为个体，强调散文的个性、自由、新奇、异趣、玩味，均无不可。但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角度看，散文还应超越过于个人化的写作，进入一种更为雅正、积极、美好的境界，以知识、文化、思想和智慧点燃我们面对的现象世界。七十年四川散文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做出重要和独特贡献;但是，如何吸收其它省份的优长，补足自己的短板，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今后应该加以注意的。

祝四川散文今后有更大发展，取得更大进步！

注释：

①曾克：《曾克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②沙汀：《〈庐隐传〉题记》，《光明日报》1981年11月8日。

③参见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④王达敏：《忏悔意识演变与中国当代忏悔文学的兴起》，《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

⑤邱华栋：《我心目中的“新散文”》，《四川文学》2015年第10期。

⑥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载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林非：《漫说散文》，载《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⑧杜怀超：《苍耳：消失或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⑨刘心武：《仰望苍天》，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85—286页。

⑩南帆：《散文与现代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29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