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烟满夕阳

1

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上。母亲哭着骂着对父亲说的这句话，从小到大，我听得太多了。她这句话，无疑给我父亲人生最后一个章节作了预告。

我母亲邢桂花是个高个子女人，她腰身浑圆，臀部肥硕，说起话来顶得上村头乌桕树上的铝皮大喇叭。她麻利地干着家务，像男人一样干着田地间的活计。无论是割稻插秧，还是脱粒挑担，她一路风风火火，还不时地跟大家开着半荤半素的玩笑。读过半年书能认识一些字的父亲，沉稳内敛，有时给人阴险的错觉，村里人背后都叫他“老干部”。父亲是一个出门欢喜进门愁的人，从来不对我们笑，在家也几乎不用嘴巴说话，他显然嫌我母亲太过粗糙，常常对她拳脚相加。母亲的个头比父亲要高一头，却常常乌眼鸡似的行走在田埂河畔。她从不忌讳家丑外扬，总是亮开铜锣一样的嗓音，向乡邻哭诉她的又一次不幸遭遇，并且详细地描绘她夫妻间战事的来龙去脉，周期性地给乡邻贫瘠的娱乐生活注入一些活力。整个童年时代，我都淹没在母亲不体面的遭遇和不体面的表露带来的自卑中。等我懂事时，我才从乡邻们的片言只语里捕捉到父亲经常对母亲肆虐的真正原因。原来我母亲在包办给我父亲之前，曾经喜欢过另外一个男人，她常常拿那人的高大和勤恳，来打压我父亲的矮小和懒惰。

写我母亲应该用长篇的篇幅，因为她自己说过，她跟我父亲所受的苦，能写出砖头厚的一本书。当我在企业破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来打发无聊空虚的时光时，我说要写她，母亲有些羞涩地看着我，有疑虑，有担忧。她知道在儿子面前她不够好，她很担心我会写她不会拨打电话，写她胃痛时错吃了我父亲治前列腺的药，写她在医院里上错厕所被一个跛腿的老男人呵斥的的糗事，更担心我写她白送了人家一只公鸡还倒贴了人家十四块钱的事。您都看出来了，我母亲很忌讳她的没文化。

关于卖鸡的事我想多说两句，虽然有些年头了。我母亲有一次拎了两只公鸡去露水市场给我哥仨换学费。她要的价不高，人家卖八元钱一斤，她卖七元。第一只公鸡卖出去不久，就有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奶奶来买第二只公鸡。老奶奶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块布疙瘩，一层层地打开，递给我母亲两张二十的钞票。三斤八两的公鸡，我母亲翻着眼睛艰难地计算着该找老奶奶多少钱，老奶奶见我母亲算不明白，就又把那两张二十元从我母亲手里抽了回去。我母亲算清了应该找人家十三元四角。老奶奶说六角你还要啊？我母亲有点难为情，说那就不要了吧。她找了老奶奶十四元钱，把公鸡捆扎好递给了老奶奶。回到家我父亲要盘她的账，她才想起来，卖给老奶奶的鸡钱没收，还倒找了十四元钱。我父亲顺手就把茶杯朝她砸过去。我母亲说当时就淌了一大碗血。我母亲说话有点夸张，不过直到今天她额头确实还有一块蚕豆大的疤。

母亲基本上是个乐天派，除了因为遭受到丈夫的拳脚而哭骂，还有就是因为我的哮喘病而揪心。童年时我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像只声带还没有长好的小公鸡一样鸣叫着，这种声音像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了母亲和奶奶的脖子。患有气管炎的奶奶，起初后悔不该把我的包衣炖给我姑妈吃，她说应该像她婆婆当年那样把小孩的包衣埋到大松树下，这样孩子就能像树一样茁壮成长了。后来她又自责是因为曾咀嚼过饭团喂我，才把她的气管炎传染给了我。为了缓解我的痛苦，她曾自作主张地喂我吃麻黄素，但被我父亲及时制止了。

跟奶奶相反，母亲决不认同我的哮喘病是来自她的遗传。好了，你看，我现在什么事也没有。母亲指着她高卷的裤脚和落在四月发凉的土地上的赤脚跟我父亲辩解。说不过我父亲时，她便好了伤疤忘了疼地开骂，开骂的结果自然又会招惹到一顿拳打脚踢。

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上。母亲人嘴不。她所说的总有一天的遐想，其实就像四奶奶对付卧病在床的四爹爹那样。

四奶奶和四爹爹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据说四爹爹年轻时好赌成性，他曾把米缸里仅有的半瓢大米拿去参赌，害得四奶奶和五个孩子饿了三天三夜。那时四奶奶的幺女还只有六个月大，四奶奶的奶水突然干涸，就像六月戈壁中的细流了无痕迹，她的幺女不久便夭折了。四奶奶把這笔账记在四爹爹头上，发誓“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上”。果不其然，四爹爹后来得了风湿病，手脚变形，生活不能自理。四奶奶常常锁了门，任凭四爹爹怎么叫唤渴了饿了，她就是装聋作哑，自顾自去菜地劳作，或者坐在村头小店里悠闲地跟人扯淡。四爹爹后来当然是死了，至于是不是死在四奶奶手上，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父亲是一个懂得“自爱”的人。贫困年代，家里好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成了他的专供。比如他感冒咳嗽了，我母亲会给他煮几个糖水蛋，而我们哥仨只有在脑壳被另外哪个兄弟打破流血了，才能得到一个糖水蛋的安慰。比如饭桌上出现了我们捉回的几条饱满的鲫鱼，不喝酒的父亲就一定会端起酒杯，用筷头慢慢地挑着黄澄澄的鱼籽，一块块地送入自己的嘴中，还说我们哥仨本来就笨，要是再吃了鱼籽，就不会数数了。下雨天下不得地，父亲就会睡懒觉。他休息时我们得蹑手蹑脚、屏住呼吸。有时我们忘了，一时又打闹喧哗起来，父亲必定会突然出现，嘭嘭嘭，弯指给我们每人头上赏一个栗凿。我们摸着头上隆起的包块，咧着嘴却不敢哭。暑假里，父亲把我们带到田里割稻，我们打着哈欠踏着露水出门，等到太阳火轮一样滚到头顶上，他工头一样坐到树阴里喝茶，而我们哥仨还得龇牙咧嘴地继续割稻。他坐在树阴下满意地看着我们，享受着多子多福的好时光。倘若做完家务的母亲这个时候正好拿着镰刀慌慌忙忙地赶来，必定会和父亲发生口角，她骂他是畜生，说猫养的猫疼，狗养的狗疼，你怎么连猫狗都不如呢？你看看人家贵生，干起活来能顶得上一头牛，哪像你，比死蛇还懒。父亲多半也会跳起来，一拳将母亲砸倒，在她的肚子上狠踹。我们哥仨像三只惊慌失措的土拨鼠，只能呆立在稻丛中左顾右盼，希望有一个乡邻能够菩萨一样地出现，并菩萨心肠地把我父亲劝解了。那时，我们真的希望父亲总有一天会死在母亲手上，而且越快越好。

现在，父亲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一场不轻不重的脑梗阻使他死不掉又站不了。母亲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

2

父亲照说不应该得脑梗。

父亲老年后生活非常有规律，有着长命百岁的打算。他早睡早起，戒了烟，酒也不沾。大鱼大肉尽量不吃，还托邻居四奶奶的儿媳红儿给订了一份《老年健康报》。红儿在村部当妇女主任兼收发全村的报纸和信件。父亲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识的字比读了三年书的贵生还要多，这一点使他颇为自得。但读报依然还有困难，像吃一碗半生不熟的面疙瘩，让自己不爽。《老年健康报》虽然只能常年放在茶几上承灰接尘，仿佛门神贴在门框上，心里多少是个安慰。打开电视，他除了听天气预报，就是看《健康之路》《养生堂》《我的健康我作主》之类的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说，老年人要多晒太阳，于是有太阳的日子他便端了一把躺椅歪靠在院子里，我母亲叫他去地里翻地他也不愿意，仿佛翻地会影响他晒太阳。电视节目嘉宾说：不能吃剩菜剩饭。于是看见我母亲把剩菜端上桌他就不伸筷子，如果哪天饭桌上恰巧全是剩菜，那我母亲肯定免不了又会遭遇一顿拳脚。母亲死鸭子嘴硬，挨了打之后依然会言之凿凿地发誓：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上。每次母亲说“总有一天……”时，父亲总会不屑一顾地翻她一眼，然后大大咧咧地背着手朝村头小店走去。他的好友韩胜利的烧烤摊就死乞白赖地赖在村头小店的走廊里，我父亲喜欢一边听韩胜利讲荤段子，一边趁韩胜利笑得双肩乱抖时，拿一根冒充烤羊肉的烤猪肉塞进嘴里。

年老了依然气盛的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他会遇到脑梗这样的事故。就像他在河滩上放牛，从不去想象牛会下蛋一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七月初七，我父亲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我女儿和侄儿们，大概都和他们的对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我也给我老婆买了一束花，并且陪她过了一个浪漫的七夕。我们哥仨其实都知道这天是父亲的生日，我们都假装忘记了。我们都没有回家给他庆生的原因，冠冕堂皇一点的说法是我们都很忙。那段时间，我大哥天天帽子底下压一块湿毛巾站在马路上执勤，二哥常常跟在领导后面天南海北地调研。只有我清闲些，因为环保规格不够，我们的化工厂被勒令停产，我没有了工作却又不得不四处找活干。我们没有回家，实际上是不想给他过生日，我们都很讨厌他，就像讨厌我们头上的头皮屑和脸上与生俱来的痦子。

父亲那天一定很郁闷，他不知道他何以养了一群白眼狼。这天的晚饭桌上，母亲多炒了几个菜：除了豆角黄瓜西红柿，母亲还做了一盘青椒炒肉丝、腌菜炒大肠、莴笋炖鲈鱼……一共是四荤四素一锅汤。我父亲看见满桌溢香的美味，不咪点烧酒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就喝酒了。也许是高兴的缘故，他破天荒地夸奖了母亲菜烧得不错，说她如果再肯使把劲，就能赶得上镇政府食堂老魏的手艺了。他说话有点含糊不清，这期间他的筷子一度掉到了桌底下，母亲给拾了起来，夹在腋窝里抽拉了一回，算是用衣服给擦干净了，就又递给了我父亲。

那天半夜父亲起床小解，突然感觉不利索，连走路也走不稳了。他说，我难受。

哪里难受啦？是不是惹到邋遢了？我母亲比较迷信，认为父亲肯定是遇到魑魅魍魉之类不干净的东西了。她起身要给我父亲作法治病。她要作法，无非像乡间老人常作的那样：用筷子放在有水的碗中不停地杵着，一边喃喃询问阴间游荡的各位沾亲带故的亡灵，如果筷子恰巧在她念叨某位亡灵时站立了起来，那她就给某位亡灵烧几刀纸，祈求对方的原谅和佑护，便将太平无事了。我母亲要去拿筷子和碗时，父亲喊住了她，快给三丢打电话。他说。

于是我母亲便把我从梦乡里拽了起来。我叫了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回家，父亲歪在沙发上看着我，嘴角牵着蛛丝般的口水。

我父亲在急诊室里躺了好半天，才过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实习生模样的医生，他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叫我父亲把腿抬高给他看看，然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也许是夜班医生认为我父亲离死亡还远，用不着急救的缘故，他们就把我父亲一直放在急诊室晾着，直到接白班的医生上班了，才有另外的医生过来叫我去给父亲做脑电图、核磁共振，等等等等。一路排队做下来，父亲躺到病房接受治疗时已经快11点钟了。后来我恶补脑梗方面的知识，才知道脑梗发病后的最佳治疗时間是三小时内。我鼓足勇气去找主治医生理论。主治医生态度和蔼，说，你们为什么不早送点啊？我上班第一时间接诊的就是你父亲，如果你对我的医疗方案和治疗程序有异议，欢迎批评指正。这个时候我反倒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好像在无理取闹。

说实话，病房的主治医生比护士们要敬业多了，他搬动我父亲的胳膊和腿，告诉我康复和锻炼之后，也许还有行动能力。但是会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医生还认真地指着我看不懂的父亲的脑电图告诉我：这里、这里已经有大面积坏死，病人的语言功能、认知能力，以后都会有影响，而且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我问，坏死的部分能够治疗吗？他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为了使我更好地理解，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如：就像禾苗长时间没有供应上水一样，干枯了，再给它灌上水也无济于事了。

父亲住院时我们哥仨轮流陪护。嫂子和我老婆都要上班，再说老爷子的吃喝拉撒，也不方便交给女人们去做。之所以没有请护工，一是我们都想做一个真正的孝子，二则我父亲如果看不见家人就以为我们是要丢弃他。大哥值夜班，白天交给我，周末日夜由二哥全程陪护。父亲不愿意用便盆，大解时一定要上厕所。每次我半抱半拖地把他弄进厕所，总要出一身大汗，气喘上半天。可恨的是他常常谎报军情，把他放到马桶上坐半天，他连个屁都没有。

二哥说，别抱怨，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我哪会抱怨？我想尽心尽力把他伺候好，以弥补我平时心理上对他的轻慢和行动上的怠慢。他想吃什么，只要医生允许，我一定会满足他。有一次他想吃鲍鱼（他说在健康节目上看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打电话托朋友从本城最好的酒店给他订了一份。就这样，他还是嫌我们不周到，一直吵着要我母亲来伺候。

妈来行吗？她能搬得动你？你吵她几夜不睡觉，还不要了她的命？大哥说话的口气有点冲。被顶撞的父亲只能翻白眼瞪着大哥。我安慰他说，妈妈要看家，她来了鸡鸭鹅都没人喂了。我心想，你怎么就忘了，我妈把你人生中最后的情节都写好了呢？

3

父亲出院后我们本来打算送他去康复中心的，但他死活不愿意，说我们想法子折磨他。

父亲一回到家，亲戚朋友乡亲邻里免不了都来看他。大家问长问短，我母亲自然祥林嫂似的反复解说父亲发病的过程。那天是他七十三岁生日，我给他多炒了两个菜……母亲总是要这样开始说，仿佛不这样开头，她就捋不出个头绪。

哟，那是不该喝酒。亲戚朋友们总结说。我母亲终于明白我父亲的病是她祸害的，心里的自责都堆积到了疙瘩起来的眉头上，但她嘴上还要辩解：我也没说要他喝酒，酒是他自己要喝的。父亲含着口水插话：你就不能把我酒瓶夺下去？你要是不给我喝酒，我也就不会有这场病了。

红儿说，吃饭时掉了筷子就应该想到是脑血栓了，三叔你平时看了不少健康报，怎么不传授点给我婶？

她能懂什么？她要是能听懂，河里的鱼都能飞上天了。父亲含着口水插嘴。能说出这么形象的话语来，我怀疑医生说他脑子已经梗死了一块，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宽慰母亲说，那是他血管中早就有血块了。他天天去韩胜利的烧烤摊上吃油烟，不脑血栓才怪。我这样说话时，父亲翻着眼睛看着我，好像要吃掉我似的。

我见过别的脑梗病人，半边脸走形，如同垮塌的墙面，不能说话，或者说话含糊不清。他们起初不能动弹，但通过锻炼也慢慢恢复了行动能力，哪怕是走路划着八字，至少也在恢复。父亲的情况跟别的脑梗病人不一样，他脸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眼睛深陷了下去，眼白变蓝。左手僵硬，左脚不太听使唤。他的语言功能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开启了小宇宙似的爆炸了。

我要洗手。他说。母亲给他端来热水，他的右手像蜻蜓点水似的在水盆里点两下。

我要喝水。母亲给他的杯子倒点热水。父亲接过杯子，对待酒似的抿一小口。

我要撒尿。他说。母亲颠颠地跑进去，掩上门，给他解裤子，拿尿壶。

吃饭时，母亲给他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他端坐着，张嘴等待母亲把饭菜送他嘴里……

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吃？大哥终于按捺不住火气，冲父亲嚷。

父亲说，我是病人，你就这样对我？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眼睛再瞪着我，我一棍子敲死你信不信？

我把大哥推出门，开始耐着性子跟父亲说道理。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我妈身体也不好，她要伺候你，还要烧饭洗衣种菜。你能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做，你需要锻炼，不能依赖我妈。

我说话时，父亲歪着脑袋萌萌地看着我。我要牙签。他突然说。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他稀稀拉拉的几颗牙齿怎么还使得上牙签。我把牙签递给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要遥控器。他又叫。

我把牙签盒、遥控器、餐巾纸，以及他可能要的痒痒挠、耳勺、零食、水果全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床头柜上。我甚至把他的便壶也放在床头柜的一角。但是我一转身要离开时，他又开始叫：我要手机。

父亲的手机已经被大哥没收了。因为他乱打手机，央求人家来看他。有一次他喊我母亲不得，还打了110，把警察叫来了。

桂花，桂花！桂花桂花桂花……只要他的房间里没有人，他就会叫我母亲的名字。一声接一声，一声比一声急促，像落水者在喊救命，听得人心里发毛，魂魄都无法安身，只得急急地赶过去。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几点了？

我怀疑父亲脑中没有及时得到血液的灌溉而枯死的那部分神经，恰恰是管理认知和睡眠的。出院后的他，整天处在亢奋的状态中，日夜不睡，叨叨叨地说话，像点燃了一挂长得没有止境的鞭炮，不断从嘴角垂下的口水也不能熄灭它燃烧的热情。

母亲很快就蔫了，说话不再带有铜锣的音质，语音成了秋风中飘浮的落叶，脸上的皱纹愈加密集，背也弯了下去，做事也开始有点恍惚，菜里不是没有放盐，就是放了两次盐。在小河边洗衣服听得我父亲急促地叫唤，她颠颠地跑回去，就再也记不起河边洗衣石板上的衣服了。

见到我们，母亲就不停地抱怨，这老头子是要把我折磨死才罢休啊。一天喊到晚，喊得我魂都散了，要是来迟了，他就骂人，还要打人。晚上睡不到半小時就要把我叫醒，不是要起来坐坐，就是要喝水撒尿，没有尿也说有尿。母亲显然是一想起来就很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又提高了。他昨晚大半夜里还要我起床烧饭给他吃。

水果和蛋糕不是有吗？

他就要我烧饭啊。我不睬他，他就用尿壶砸我，泼我一脸尿。母亲气得不行。我明白父亲就是找茬要人陪他说话。他这样日夜吵人，母亲会累垮掉的。

怎么办呢？大哥二哥端的都是铁饭碗，上班下班都要刷脸签到，能请的假几乎已经请完了。我哩，虽然没有铁饭碗，但最近朋友给介绍了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挺优惠的。没有铁饭碗的人饭碗似乎更加重要。我们只能周末回来或者平时抽空回来。

我们哥仨商量，给家里请个保姆。我母亲立即把老胳膊摇得像风中的树枝，不要不要，请来保姆，老头子的事还是要我做。

我说，请一个保姆陪爸爸说话，这样他就不焦躁了。

陪他说话也能拿钱？你们是钱多得烫手吗？母亲声量陡然恢复到平时的铜锣度，急得好像不这样表态就不足以平息事端似的。她心里不平衡，不能接受这样的事。

我不要保姆，我只要你妈伺候。父亲一旁帮腔。我说，你整天这样吵我妈，我妈会死的。父亲保证他不会再吵，坚决不要保姆（其实，也很难请到保姆）。

父亲起初对自己瘫痪了还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丢人现眼了。不久他就忘了避讳，大声嚷嚷自己受到了虐待。我母亲不能一天24小时待在他身边。有时她在厨房炒菜，父亲叫唤她只能不理，这时父亲就开始用痒痒挠拼命地敲打床沿，一面大声喊“救命”。红儿丈夫有一次听到喊声，犹犹豫豫地进屋了，见我父亲躺在床上并无大碍。父亲见有人进来就开始控诉我母亲扔下他不管，是想要害死他。他说着说着就哭了，像孩子一样委屈。

母亲从厕所出来，听见父亲对她的控诉，又气又恼，扬言不再管他。父亲见母亲生气，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赔礼道歉。说下回再不胡说八道了。但我们哥仨谁回家时，他还是要投诉母亲的种种怠慢和不周，然后又像孩子似的哭起来。

父亲竟然还会哭，我们甚感诧异。看样子，他的脑子确实坏了。

4

母亲被父亲咬了。

周末我和大哥蹭二哥的車一道回家时，母亲站在门口，看见我们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另一只手腕子。我拉开母亲的手，看见她青筋凸起的手腕上红肿了一大块，两排牙痕清晰可见。

他咬的？我诧异。

母亲立即抹起了眼泪。说前天她在厨房做饭，父亲一连声地叫唤要吃，等给他端过来时，他嫌迟了，突然用他那只好手一把攥住她的手腕子，低头狠狠地咬了一口。

大哥又气又急，冲母亲吼：他都这样了，你还能被他咬到？他咬你，你没长手吗？二哥则皱着眉头叹气，什么话也不说。我把母亲拉到一旁，悄悄告诉她：爸爸脑子坏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别再被他打、被他咬。

他脑子坏了？脑子坏了还能想到那样的腌臜事？我回来迟一点，他就骂我是骚情去了。

我知道跟母亲解释不通，就问父亲为什么要咬母亲？

我什么时候咬她了？他抵赖。

我把母亲拉过来，指着她红肿的手腕子，这不是你咬的？

父亲翻着蓝色的眼睛无辜地看着我，不作答。

你再要打我妈，她就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那你管我。他像个孩子一样央求我。

我才不管呢。你要是再打我妈，我们谁都不管你。

我不打她了。我向她赔个礼行不行？父亲眼睛里有痛苦的暗流。桂花，你过来，我给你磕头。他努力挪动身子想要下地给我母亲磕头赔罪。我相信此刻他的悔恨是真诚的。

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大哥跳起来冲父亲吼，声量压住了，恼怒却压不住。

这样折腾一回，父亲至少能有一两天不再乱吵，很能体贴我母亲。但过了这两天，他就故态复萌，吵着要牙签要遥控器要纸张要搁置在橱顶上已经生锈的老鼠夹，说看看它是不是还能用。他要轮椅、要手机、要气垫床、要去北京看病……要那些别人不经意中提到的可能会有益于病人的种种物质上的好，就像不懂事的顽童要玩具店里的各式各样的玩具。一天N次地要别人给他洗脸，要换鞋子，要端茶水，要种种关怀，像叛逆期的不可理喻的臭小子。只要看不到家人，他就桂花桂花地喊个不停。只要有人在身边，他就不仅要这要那，还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一个个词语拼凑起毫无意义的句子，如同雨季山林里的藤蔓无休无止地蔓延在斗室里，让人感觉到被藤蔓裹缠得快要窒息了。母亲不堪折磨，我们只得再次不断请假，轮流回家。

父亲巴望我们回家，好把几天里累积起来的芝麻粒大的小事，诸如他把大便拉到裤子上了、母亲某一回烧的鱼没有味道、母亲说他再吵着不睡就把他扔到猪圈里面去等等，以打小报告的形式告诉我们。母亲称之为“告状”。

父亲“告状”时，母亲认真地气愤着，亮开铜锣似的大嗓门争辩。她才不信老头子是脑子坏掉了，认为他是良心坏掉了。

大哥每次回家都会强制式地拉父亲走路。你再不锻炼就废了，这样走，这样！父亲被大哥摆布得像一具木偶，耷拉着一只臂膀，一条残腿连八字都不会划，只能在大哥的搀拽中拖地而行。看上去大哥像老子，父亲倒成了他不争气的儿子。他要这要那时，大哥总会去怼他，有时甚至气急败坏。父亲对大哥表示不欢迎，甚至下了逐客令，叫他滚。如果是二哥轮值，他就搬把椅子坐在父亲房间看电视，父亲相对也就安静点。对父亲无关紧要的问话，二哥充耳不闻。偶尔起身给父亲拿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坐不了一会儿，他必然又会被一个电话叫走。

我回家会哄父亲走路，或者用轮椅推他去户外走走。父亲对我絮絮叨叨时，我就投其所好，趁机询问一下张三李四家曾经发生的故事，来满足我的好奇心。以前要是问父亲这些事，他即使不赏我几个栗凿，也会狠狠地瞪我一眼。父子间的交流山高谷深，一场脑血栓填平了这些沟壑。

我问这问那时，有一件事不敢触碰，如同走夜路时会绕开坟地，割茅草时会绕开一蓬荆棘。这就是母亲和贵生的事。但是有一次父亲却主动说了。

那次我推他走在村边农业示范园的水泥路上，阳光随意而温和，野菊灿烂在脚边，西红柿和草莓在路边的大棚里招摇着，隔着塑料薄膜也能感受到它们的艳红。从一间大棚里突然走出贵生的身影，敞开衣襟，穿着长筒靴，手里拿了把铁锹。

回走，回走。父亲催促我给他的轮椅掉头。

怎么了？

不想看见贵生那狗日的。父亲说。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让贵生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

走了一截，父亲主动说故事了。他说，你妈做姑娘时喜欢过他，他家穷得一条棉裤一家人轮流穿，就那样了还想讨老婆？你外婆自然不愿意，你妈跳着脚跟你外婆吵，外婆拿了包666粉要吃，她才乖了，跟我结了婚。贵生那家伙，读了三年书，蚕豆大的字认不得一碗，把“军”字读成“车”，嘿嘿……

拿别人的短处跟自己的长处比，自然会开心的。但母亲却偏偏喜欢拿贵生的长处和父亲的短处比，父亲为此郁闷了半辈子。我知道更不快乐的是母亲，因为父亲不是她想要的人。

母亲伺候了生病的父亲大半年，怨言不少，却忘了“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上”的话。在母亲的陪护下，大半年后，父亲已经能扶着墙壁行走了。如果我母亲扶着他的胳膊，哪怕只是象征性地牵着他的衣袖，他也能走到晒场上，走到门口的小河边和菜地了。

父亲能走路了，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5

三丢，你快回来，你爸不照（不行）了。母亲在电话里哭唧唧地说。父亲能走到水塘边不到一周，母亲突然给我们打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我和大哥风风火火地回了家。母亲说父亲前几天感冒了，发了两天烧，就这样了，叫卫生院的医生上门看过了也没有用。父亲侧卧在床上，他不再喋喋不休地说话，也不再朝我们瞪起眼睛，他躺在床上，单薄得可怜。爸，爸爸！我们叫他也没有反应。我忍不住俯身过去，用我的手去摸摸他的脸。爸爸，爸爸，你还认得我吗？他哼一声，表示认得。他就这样睡着，一时迷迷糊糊的，一时又清醒些。稍微清醒些时，又叫我们的名字，问他要什么，又没有了下文，似乎已经睡着了。待我又要转身离开时，他似乎又醒了。三丢！他叫。

你想要什么？

父亲说他看到四爹爹了，四爹爹坐在他房梁上抽烟。父亲说他冷，叫我把天花板和房顶都扒了，让他晒晒太阳。他还叫我把墙上的電灯开关撬下来，放到他手上。他说，你妈晚上起来看不见，我给她摁开关。父亲进入了迷幻世界，似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阴曹地府，我们得给他准备后事了。

都说父慈子孝，我们心底都埋藏着对他的恨也是有理由的。在他最烦人的阶段，我们曾阴暗地想过，他要是死了也好。但现在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胸口仿佛塞进了一大块糯米饭团，黏黏的，化不开，堵得人发慌。我突然记起了他的种种好。我们开学报名时没有学费，干了一天活的他，吃过晚饭打着电筒去十多里路的大姑家借回了钱;爱打架逃学的大哥有一回被学校开除了，母亲说不给念书也好，正好给你爸打打下手，田地包到户了，我们也忙不过来。而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买了两包大前门去学校求校长别开除他的儿子;腊月里杀了年猪，父亲给翅膀硬了就飞走的我们打电话，颐指气使地命令我们回家取猪肉……母亲常常骂他好吃懒做，他确实有点贪吃，但他年轻时的那个年代又有什么好东西吃？糊饱肚子就该念声阿弥陀佛。他似乎不够勤劳，但他却让三个儿子两个上了大学、一个读完高中。他在我们面前勉为其难地保持着他做父亲的威严，使我们无法和他亲近。他把血液灌注到我们的血管中，把姓氏雕刻进我们的身体里，又使我们无法割裂和他的关系。

我给父亲买回最好的老衣，丝绸般的唐装，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试穿一下，没有成功。他叮嘱我在他没有咽气时得赶紧烧纸，还要在他咽气前给他手里塞上真票子。我要三千。他说。三千块在他看来是一个不菲的数字。他还要我把母亲的老衣也准备好，他要求我母亲跟他一道走。他说他一个人害怕。

大哥不再冲父亲发火，焦躁地走来走去，有时仰头深深地吐一口气。第二天大哥又请假去给父亲相看墓地，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说，三丢，我给老头子定了一块墓碑，价格最高的那种大理石的，你看要刻上点什么？

除了他的名字，让我们日后能够在祭祀时找到他，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刻。我说。给父亲的墓碑上刻上什么好像都不合适，我没办法用一句话或者一小段话，来概括我对他的认知。

父亲一只脚伸进地府，十多天后另外一只脚还留在阳间，脆弱的生命到这个时候反而像老山藤一样坚韧。他之所以还撑着，母亲揣测他是在等我二哥。我二哥去国外考察了，一去要有半个多月，我们没有把父亲病重的消息告诉他。较之于他的前程，父亲的病重好像没有那么重大。

我们由开始的紧张、不舍，渐渐又变得麻木和不耐烦。毕竟，我们都有自己平庸而又不能舍弃的工作和生活。

二哥回来后，请了县医院的医生上门给父亲诊治。开了口服药，也开了吊针的药水。等到我和大哥周末回家时，父亲已经坐在床沿上不停地喊桂花桂花，又开始要这要那了。

一切又都恢复原状。

我帮母亲烧火时，母亲盖了锅盖，让红烧肉闷着锅里，神秘而又自得地问我：你猜你爸是怎么好的？

二哥请医生回来了啊。

母亲摇头，警惕地朝我大哥所在的堂屋瞅了一眼，才洋洋自得地小声告诉我，父亲是她治好的，她给父亲请了大仙，还找了好几种偏方。

花了多少钱？我问。母亲看出我神色不对，忙说没花多少钱。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她强调。

到底被别人骗了多少钱？

你们这些做子女的都掉到钱眼里去了，钱重要还是人重要？母亲反守为攻。我无语。

我没想到不久二哥突然把父亲塞进他的小轿车，送到夕阳红养老中心去了。

不用问原因，看看母亲额头上铜钱大的硬痂和胳膊上裹缠的纱布就知道了。母亲见到我和大哥照例又哭诉了一番。奇怪的是母亲现在倒是不再对父亲说“总有一天，你要死在我手里”那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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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丢，你们真把你爸放养老中心不管了？

没过几天，母亲又给我打电话。

大哥命令过我们，暂时谁都不许去养老中心看老头子，磨磨他的性子，看他以后还打不打人。

母亲没再说话，默默地挂掉了电话。

母亲去找红儿，央求她帮忙做件事。

红儿说：婶婶你说，只要我能帮到的。

你能不能抽空帮我把你叔接回来？

叔在养老中心不是挺好吗？二十四小时有人陪护，你也轻松了。

听说要花三千多块钱一个月哩，儿子们的钱又不是大水淌来的，他们都不容易。都怪我不该给他过生日，他要是不过生日也不会落下这种病。其实是我害了他。母亲低了头，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来抹泪。从来就嘴硬的母亲，其实一直活在自责里。

红儿为难了，她知道这是家务事，她不便插手。便找个理由推托了，说她的车要送4S店保养了，最近几天肯定不行。

村庄里是打不到出租车的。村里倒是有几辆电动三轮车，如果请车主帮忙拖玉米或者拉饲料，他们肯定二话不说就帮着做了。但红儿不肯做的事，他们自然也不会去蹚这道浑水。母亲自己又不会开电动车，只能朝柴棚里的板车打主意了。

板车的架子躺在一堆柴火底下，本来就准备当柴火烧的。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柴堆里扒出来，一只车把已经断裂了，母亲找来一截铁丝，用老虎钳把它拧牢。锈迹斑斑的车轱辘也被母亲从旮旯里翻了出来。车胎是瘪的，母亲给它打满气，按到车架子下面。擦干净车架子，给它铺上松软的棉被。母亲拉着这样的板车上路了，如同拉着一辆迎亲的轿子。

母亲拉着父亲回程的路上，车轱辘叽呀叽呀地直叫，原来车胎里的气早就漏完了。父亲躺在车上大叫大骂，一会儿骂母亲过阴去了，到今天才来接他。一会儿骂母亲不会使力，让他颠得难受。一会儿又急得大叫，说怎么尽走上坡，他要出溜下去了。母亲牛一样弓着身子，急了她也嚷嚷，说，你沉得像死尸，再叫，我就把你扔到坡下去喂狗。声音破锣一样沙沙的，夹杂着粗重的喘息。

当我接到红儿的电话，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时，我的母亲邢桂花已经完成了她的重大使命，正神一样坐在门槛上喘息，腼腆而自得地看着我笑。晚霞铺满她的全身，她腼腆的笑容里镶嵌着一块褐色的伤疤——我看到了布格罗的一幅油画。父亲的喊叫和责骂不断从里屋传出来，成了这幅油画的背景音乐。

责任编辑 张 哲  麻 雯

何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