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时间：2020-11-05 14:04: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阿祥 刘志刚
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并不是整体向前推进的。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先进的民族、国家与落后的民族、国家并存或者相继更替的局面。比如我国历史上的汉朝与匈奴，西晋灭亡后南方的汉人政权与北方的五胡国家，以及北宋、南宋与辽、金、元诸朝等。落后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认识不到自身的落后，因为既然认识不到，那就没有了改变的可能。这样的事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对于人类文明造成的破坏也很深重。那么有没有认识到自身落后而力求改变的事例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北魏时期的孝文帝就是一位极富变革精神的皇帝。他勇于面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落后，并主动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不但对于当时的北魏政权影响深远，更为后世留下了可以咀嚼的政治智慧。
北魏太和十三年即公元489年，孝文帝拓跋宏派了一支使团出使南方的萧齐王朝。此行除了通使问好，改善魏、齐两国的关系之外，还肩负着一个有点特殊的使命：向南朝借书。北魏使者向当时的齐武帝萧赜出示了一份书单，希望南朝按照书单借给魏国一批书。这个请求引发了南朝君臣的一番议论，但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决定却是不借。
南朝不肯借书，北魏孝文帝也没有办法，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后来他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并且表示：“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孝文帝为什么要借书？从这道诏书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他希望这些书籍能够有益于时用。那么这里所谓的“时用”是指什么呢？是指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
孝文帝虽是鲜卑人，但从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长大，而冯太后是汉人，所以他的“汉化”程度也比较深。这样的生活环境，以及身份地位，都让孝文帝对鲜卑族、汉族两种不同的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也使他在亲政之后面临着一个执政走向的问题。一种选择是像之前的北魏皇帝一样，保留鲜卑本色，主要以武力征伐天下;另一种选择则是改弦更张，接纳汉族先进的文化制度，在文治、武功上寻求更大的建树。历史证明，孝文帝选择了后者。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除了书籍之外，他还倾慕南方汉族王朝先进的建筑技艺。在另一次派遣使团出访南朝时，他特意让建筑师蒋少游随行，令其借出使之便观摩南朝首都建康城中宫殿房屋的建筑法式。蒋少游不负重托，暗中观察学习，回国后凭借记忆画出了图形。后来北魏修建新都洛阳城时，就对建康城的建筑风格多有借鉴。
对于从南朝投奔过来的人，孝文帝也是倾心接纳，多方优待。北魏太和十七年，王肃因为父兄被齐武帝萧赜所杀而前来投奔。孝文帝多次会见王肃，有时还单独召见，共同探讨治国之道。两人一个虚心相待，一个知无不言，谈得十分投机，往往谈至深夜也不觉疲倦。王肃是东晋丞相、一流大族王导的后代，家中世代仕宦，熟知汉族王朝的礼仪制度。据说王肃的到来，在孝文帝推进北魏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他首先将国都从偏远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汉族文明的“天下之中”洛阳。接下来孝文帝又颁布诏书，禁止鲜卑人穿本民族服装，而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30岁以下的大臣在朝堂说鲜卑语，而改说汉话;改南迁的鲜卑人籍贯为洛阳，并且规定死后不得再归葬平城;变更鲜卑姓氏为汉族姓氏，并且自己带头将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号召鲜卑贵族与汉族的高门大姓人家互通婚姻;等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孝文帝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积极促进民族融合的决心。
当然，学习先进文化，改革落后制度，从来都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当年建康城中，南朝君臣在议论要不要借书给北朝时，大臣王融专门写了一道奏章，劝齐武帝萧赜同意借书。不过，他答应借书的理由却带着深深的恶意。王融认为，南朝书籍传到北朝后，如果北朝推行书中教化，势必会让朝中出现对立的两股势力，即一心守旧的鲜卑贵族与希望改革的汉人士大夫。两股势力相互争斗，将使北朝元气大伤，到时南朝乘机攻伐，说不定就能统一天下。
王融所言并无任何玄奥之处，几乎人人都可以想到，孝文帝当然也不例外。但孝文帝依然坚持推行改革，由此更可见他那份难得的勇气。后人评说孝文帝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改革导致了后来北魏政权的瓦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孝文帝死后不过30多年，北魏就分解成了东魏和西魏，而东魏和西魏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似乎这场“汉化”改革确实没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但是，纯粹以王朝更替来评判一个人或一个事件，本身就有些狭隘，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公元529年，南朝名将陈庆之因护送投靠南朝的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上称帝，曾经在洛阳住过一段时间。陈庆之回到南朝后，对别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陈庆之亲眼所见的洛阳城，非但不再是很多南朝人认为的蛮荒之地，其繁华壮丽文明的面貌，甚至还超过了南朝，而此时距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过才数十年光景。另外，如果摆脱王朝更替的认识局限，那么无论是东魏、西魏，还是后来的北齐、北周，乃至于再后来的隋、唐，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演进。而以这样通达的历史观来回看孝文帝改革，则其作为鲜卑族皇帝而致力于吸纳汉族先进文化并勇于推行“汉化”改革的做法，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更为宏大而且深远的政治智慧。
进一步来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北魏孝文帝与后世的清朝诸帝，就更能清楚孝文帝这种政治智慧的非凡之处。虽然同为非汉民族入主中原，但清朝建立以来，对内要求汉人剃发、改易衣冠，这与孝文帝主动改变鲜卑旧俗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外则以天朝上国自居，基本上无视处在飞速发展中的西方文明，这与孝文帝向南朝求借书籍、善待南朝归来人士的开放姿态也是相去甚遠。举个例子，公元1793年，为了同当时的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扩大通商贸易，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英国使团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礼物，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以及蒸汽机、织布机、棉纺机等机械设备，还有最新式的加农炮、步枪以及战舰模型等，差不多展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发展状况。但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清朝官方，当时更关心的是英国使团采用何种礼仪觐见皇帝，而对这些礼物并没有表示出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科技意义了。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已经反复证明，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还是师法先进、厉行改革，这是渗透于古代王朝轮替中的一个永恒命题。这个命题道理明晰，无须多辩，但做起来却从来都不容易。它需要推进改革的决心与勇气，以及同决心与勇气相伴而生的政治智慧。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志刚：常熟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彭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