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毛泽东喜爱的家乡戏的命运
时间：2020-11-28 04:08: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顾保孜
毛泽东进入晚年，时常孤独，
华国锋下指示拍摄湖南花鼓戏
1972年，毛泽东79岁，迈入了多病的晚年岁月。这一年年底，湖南省举办了包括地方戏在内的文艺会演，评选出一些优秀节目，其中有湖南花鼓戏《园丁之歌》。当时在“样板戏”一统天下的舞台上，几乎是看不见其他传统剧目的。湖南省举办包括地方戏在内的文艺会演的确是一件“新鲜事物”，尤其将好几个不是“样板戏”的戏评为优秀剧目，更是前所未闻。不过，评选出来的剧目内容与革命“样板戏”同属一个脸谱，英雄“高大上”，小人“丑恶黑”，并没有越雷池半步。
湖南文艺会演过去大半年后，党的十大结束，负责文化口支“左”的警卫局副局长、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狄福才等几位军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外国文化团体。活动结束后，他们几个人正要走，华国锋突然在后面喊住狄福才，问：“老狄，去年底湖南省文艺会演你知道吧？”
“知道。”狄福才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感到奇怪，华国锋并不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怎么关心起湖南文艺会演来了呢？
华国锋是和王洪文一同在1971年调到北京的，但两人的政治生涯完全不同。华国锋从1951年起就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后又任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1955年秋天，华国锋因其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获得毛泽东赏识。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邀请华国锋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且在大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从那时起，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途中，又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随后，这位憨厚的年轻书记陪同毛泽东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韶山。毛泽东对家乡的变化很满意，对华国锋这位地委书记的工作也很满意。很快，华国锋当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进了湖南革委会领导班子。同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比较关注与信赖他。1973年，华国锋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华国锋话语不多，体察入微，善解人意，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崇敬与其他人相比，多了一些纯朴和厚道。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华国锋进出毛泽东书房的机会多了，时常和毛泽东谈谈话，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工作。他透过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发觉毛泽东内心很孤独，思乡情绪常常溢于言表。加之毛泽东眼睛因患白内障，视力严重减退，文字的东西只能靠别人读给他听，這对一生与书为伴的毛泽东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却又万般无奈。华国锋很心疼晚年孤独的毛泽东。这时，他想起了刚刚举办的湖南文艺会演，其中有些地方戏剧可拍成电影让毛泽东观看，既让毛泽东一解乡愁，又给中国人民增添新的剧种电影。于是，华国锋找到了负责拍摄了8个样板戏电影的狄福才。
华国锋对狄福才说：“听说有几个优秀剧目演得不错，主席好多年没有到湖南去了，他老人家很喜欢湖南花鼓戏和湖南高腔，你看能不能拍成电影给主席看看？也可以到电影院放映给更多的人看。”
狄福才一听是为毛主席服务、为人民服务，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狄福才就与有关电影厂研究落实具体拍摄事宜。“新影”厂派出编辑沙丹，“北影”派出导演郑国权及摄影师、化妆师、灯光等10多人，组成了摄制组前往长沙。
中共湖南省委热情迎接了这支特殊的摄制组，协助摄制组确定3部地方戏后，特意腾出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供摄制组拍摄用。开拍后，发现电力供应不足，省委果断停掉了其他方面的用电，确保摄制组供电。
有了多方保障，摄制组的工作进展很顺利，3部地方戏只拍摄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后期剪辑等工作，都是在“新影”厂进行的。到了1973年7月，3部戏曲电影基本全部完成制作工作。国务院文化组和创作领导小组的人看了样片，比较满意。文化组办公室的何云提出可以放映发行。可他说了不算，国务院文化组也没有发行电影的批准权，只有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审查才能发行。准确地说，只有江青点头，3部戏曲电影才能领到通行证。
经常接触高层领导人、了解当时高层政治尖锐复杂的国务院文化组正、副组长吴德、刘贤权，知道这次送审不像以往，不是江青亲自布置的创作任务，出了成品再送她那里审查，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他们想了个最保险的办法——请毛泽东先看先点头。毛泽东点头后，江青再审查。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没有装放映机，只有一台电视机。在此计行不通的情况下，吴德和刘贤权以国务院文化组正、副组长的名义写了送审报告，连同制作好的样片一齐送到江青所在的钓鱼台，等候她的审查。尽管知道此片审查的道路山高水长、路途险峻，但他们又怀有侥幸心理——这次拍摄是华国锋布置的，又是为毛泽东拍的湖南戏，按理江青是不会随便“枪毙”的。
江青一席话，犹如大帽子扣头，《园丁之歌》生死未卜
1973年7月28日晚，国务院文化组的成员得到通知：江青要在钓鱼台17号楼审查湖南戏影片，请文化组所有成员都去观看并接受审查意见。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大家都到齐后才姗姗而来。本应参加的王洪文却没有一同来，据说这类事情他没有多大兴趣，即使来了，也很少发表意见。大家私下猜测，可能王洪文初进中央，无暇过问主流之外的事情。
江青落座后，扭过头望望后面在座的人，用轻松的口气对大家说：“文化组报来这3个戏，要我审查。今晚我有时间，就看看吧。你们说先看哪一部？《园丁之歌》怎么样？”后来大家才知道，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之前已经预先看过了，已经有了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这次审查不过是为有的放矢，好边看边批判。
影片刚开始是一片桃林，桃花正在盛开，花团锦簇，层层叠叠，展示桃李满天下的大好形势。这是编辑设计的意境。
平时大家都怕张春桥作“指示”，他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常常出其不意，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就是卡住人脖子让人透不过气来。谁都怕他开口讲话。没想到一开场没几分钟，他就“打”了“第一炮”：“还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桃李满天下！一点先进的东西都没有！”
张春桥这话一说，如一盆冷水，把人们火热的心浇得冰凉冰凉的。负责组织拍摄的狄福才不由得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绷得紧紧的。他一动不动，双眼紧盯着片子，每一个画面哪怕是微小的移动，都会让他心跳加速，他知道已经没有丝毫侥幸的可能了。吴德等人也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片中主角小学教师“俞英”上场亮相才走了几步，一句唱词还没结束，江青就不舒服地扭了扭身子，鼻子里哼了一声：“还是旧戏小旦的动作，哪儿像现代戏？一点也不出新！”过一会，她开始大发感慨，“小学教员是小知识分子，怎能称为园丁呢？只有我们党的教师才能称园丁。”
参加观影的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们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就连沉得住气的吴德也不住地擦汗。从江青的态度看，这3部戏基本没戏了。但谁也不敢解释什么，这时做解释只能是弄巧成拙，你越解释，江青就越觉得你在强词夺理。反而不开口为妙，这样江青也许自言自语一阵也就算了，不会往深里追究，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
不过，大家发现这次处境有所不同，有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帮腔，江青劲头十足。果然，当俞英唱到“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时，江青用手掌重重击了一下沙发扶手，严厉地将问题上纲上线：“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简直是在向我们党进行攻击。我们革命队伍中有多少高级将领，多少高级干部都没有文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同样可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个戏是不是想反攻倒算？嗯？”
江青这么严重的话都说出了口，国务院文化组的成员们越发觉得这3部戏没希望了。
狄福才是负责拍摄的领导，知道这次凶多吉少，说还是不说都少不了要挨批，加之他又是个直性子，所以放映刚一结束，他就站起来对江青说：“这几部戏是湖南省文艺会演的优秀剧目，观众反映普遍都比较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
“你住口！是不是想教训我？什么喜闻乐见？亏你还搞了这么多年样板戏的拍摄？连香花毒草都分不清。我问你，是谁叫你拍的？”
狄福才被一激，就想告诉江青是华国锋的指示。可话都到了舌尖，突然发现江青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自己，猛然发现这是个圈套，千万不能钻进去，就一口咬定：“是我叫拍的。”
“你为什么拍这个？”江青才不会相信。
“大家反映没有电影看。”狄福才脱口而出。
“那你就拍这个？这是毒草，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懂艺术。”
“这不是艺术，是政治！”
“我政治水平低，看不出问题。”
“政治水平低也应该看出问题。”
“别人看得出，我看不出。”
狄福才也不知是吃了豹子胆还是怎么的，竟然和江青一来一回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吴德主动出来打圆场，承担了责任：“这个不怪老狄，是我政治水平不高，没有看出有问题。是我同意发行上映的，和他没有关系。”
“我不是问现在的发行问题。当初是谁叫拍的？”江青不愿意听吴德的检讨。
“是我叫拍的，我不是刚才说了吗？”狄福才连忙惹火上身，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
“我要你写检查。吴德同志请你们文化组开会，负责帮助狄福才同志。”江青气哼哼地对吴德下指示。
审片就这样收场，大家心情沉重，大失所望地走出灯火通明的放映厅。
第二天，狄福才为自己没有错误的错误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尽管他的检讨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什么“我政治觉悟不高，不懂艺术”“没有政治眼光，看不出问题”“没有政治嗅觉，分不清香花和毒草”等，大家也明白事理，凑够了“帮助”的时间，就放了狄福才，把狄福才的检查与会议纪要交给江青。
江青倒是很认真，逐字逐句看了狄福才的检查，又兴师动众作了一个批示：
狄福才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良好的开端，请吴德同志印发文化组以及有关团、厂的党的负责同志阅。即印发：主席、副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有关同志。
江青
1973年9月4日
如果这样的日常工作检查也要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那么，这些领导人把睡觉的时间都用上恐怕也应付不过来。可江青不管这些，只顾自己大耍派头，挥动大笔图个痛快。
原以为江青批转了狄福才的检查，《园丁之歌》风波就到此为止，可以画上句号了。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结束，江青后来还是知道了《园丁之歌》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拍摄的。于是，江青明确将《园丁之歌》列为毒草影片。
毛泽东逐步重用华国锋，她有一种无以言状的失落和嫉妒，潜意识里总是希望有一天毛泽东对她予以重用，可結果总是一次一次让她失望。听说《园丁之歌》是华国锋为毛泽东特意准备的，她心里更加酸涩。在她看来，只有她才有资格为毛泽东安排娱乐节目，多少年都是她推荐剧目给毛泽东看的，请毛泽东提意见，然后她又去改进，一直工作得很好嘛。华国锋偏偏要插手这项工作，这把她这个主席夫人往哪里摆？
但江青一时又没有理由把话说透，心里的火就这样窝着，总是想找机会发泄。
毛泽东的掌声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壮了胆。周恩来抱病飞长沙，毛泽东请他看《园丁之歌》
1974年下半年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正在讨论四届人大代表问题，江青突然将一年多前的《园丁之歌》拿出来，在会上质问张平化：“张平化同志，谁叫拍的《园丁之歌》？”
张平化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回答干脆：“是我批准拍的。”
“这个戏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一定有人幕后指使你这样做。你当湖南省委书记时间不长，容易被人利用。是谁叫你这样做的，只要说清楚，还是一个好同志嘛。”
“是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张平化镇静自如地交代出了吓人一跳的“后台”。会场的气氛顿时像凝固了一样，在座的其他省委书记都为张平化捏了一把汗，宁愿说没有后台也不能乱说后台是毛主席啊。
江青仰头大笑，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好大胆，敢说有问题的戏是毛主席叫拍的。你这个书记还想不想当了？嗯？”
张平化不急不怒，平静且认真地说：“是主席叫我做的。他亲自点了《园丁之歌》的影片看，还鼓了掌，说演得好。如果是毒草，毛主席能说好能鼓掌吗？”
这回该轮到江青发愣了：这是怎么回事？主席什么时候看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事要说到毛泽东1974年7月来湖南长沙治病休养。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有放映厅，中共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些影片，开了个电影清单给毛泽东，其中《园丁之歌》列在毒草清单里。如果毛泽东什么时候想看了，就按照清单开个电影名字，工作人员就会放映给他看。
毛泽东到的第二天，就看了影片名单，诙谐一笑：“我还是先看毒草片吧，好做批判的准备啊！就先看这部最有毒的。”说着，他指了指排在第一位的《园丁之歌》。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坐下后自己独立站起来都很困难，但40多分钟的放映，他却看得极为认真，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听到熟悉的旋律，还情不自禁像戏迷那样跟着晃悠两下。陪着观影的张平化等人见毛泽东喜爱看这部“毒草”电影，心里顿时也轻松了许多。影片还没有结束，黑暗中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鼓掌声。大家一愣，循声望去，原来是毛泽东看到高兴之处，乐得鼓起了掌。
放映完后，毛泽东又是一顿鼓掌，并且连连说好。大家这才明白过来主席为什么点毒草片看，还不是为了给一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品翻案。江青说是毒草，毛泽东往往说是香花，因为毛泽东了解江青的做派与不正常的心态。
等明白了事情经过后，江青认为这是张平化故意让她在众人面前难堪，气愤至极的她决定要煞煞张平化的神气！她颤抖着，用手指指着张平化，本想叫张平化站起来，结果吼成了：“你给我坐下！”
张平化平静地回答：“我本来就没有站起来，一直坐着呢！”
大家被江青这个语无伦次的洋相弄得想笑又不敢笑，憋得不行。此时，江青内心再次受到刺激，但是她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挥动着手对张平化大吼：“你给我写检查！马上写检查！”
“我不写！主席说好，我没法写检查。”有了“护身符”的张平化也不甘示弱。
江青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她狠狠一甩手，站起身走了，身后的门，发出震天的撞击声。
到年底，周恩来抱病亲自去长沙面见毛泽东，就四届人大人选事宜进行商谈。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在他们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周恩来，请他看一部湘剧电影，挺神秘地对他说：“是部毒草片子哟，不过你可以看看。”周恩来奇怪会是什么片子这样让主席关注？他一看是《园丁之歌》，就明白了。虽说在医院里住院，可他也听说了江青正在批判这部影片，只是一直沒看过。按理，他和毛泽东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应该马上卧床休息的，但他坚持将电影看完。看完后，他越发奇怪了，像对毛泽东说也像对自己说：“这有什么问题？是一部歌颂革命教育路线的影片嘛！”
毛泽东好像找到了知音，说本来就没有问题嘛，可人家非说是毒草，有么子办法呀！
毛泽东说的“人家”就是指的江青。
由于“四人帮”的扼杀，当时《园丁之歌》受到有关方面违心的批判。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和湖南省委揭露了“四人帮”对《园丁之歌》的扼杀和阴谋，1976年《人民日报》，1977年《红旗》杂志、《湖南日报》、《新湘评论》都纷纷发表文章为《园丁之歌》正名，1979年3月，湖南省委为《园丁之歌》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