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道义化发展路径
时间：2021-01-14 04:03: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侯鑫鹏
摘 要：权力转移强调大国崛起的战争效应，认为大国间权力分配差异不显著时，容易发生大国战争，权力产生自国家和国家内部的差异化工业基础和政治治理能力。道义现实主义强调权力的道义性因素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国家崛起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发展需要借鉴历史上权力转移的发展历史，需要融入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道义性因素。
关键词：权力转移;国家工业化;道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6.074
权力，是现实主义永恒的讨论话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将权力看作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将权力关系摆在与人类博爱同等重要的位置。汉斯·摩根索用权力界定利益，让国际政治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看作是权力政治。在古典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发展了权力的功能性，赋予权力以保证国家生存的能力。
权力转移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发展而来，强调大国崛起的战争效应，认为大国间权力分配差异不显著时，往往容易发生大国战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反对用均势的观点来解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该理论与霸权稳定理论有着相似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相对集中分布反而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助于避免战争的发生。
1 权力转移理论的内容逻辑及英美权力交接的探讨
权力转移理论核心要点在于：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决定性原因是国家内部的工业化进程，权力产生自国家和国家内部差异化的工业基础和政治治理能力。奥根斯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命题，即便在核武时代，避免大国间的战争仍旧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权力转移理论将大国爆发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权力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国间权力分配的差异来源于工业化和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
奥根斯基基本认同摩根索的权力定义：即权力是按照自身意愿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迫使其他行为体执行非主观能动行为的能力。他认为权力包含了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业现代化的加速拓展，在人口、资源等领域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势必会改变世界权力的基本架构。
综合来看，权力转移理论具有三大理论特征。
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权力转移与国家自身的财富积累和发展方式相联系，认为国家权力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自国家间、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差异化发展。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大小与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能力是一种正相关性关系。
其次，提出有别于传统均势理论的观点，将理论建立在反均势理论基础之上。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针对大国间的权力变化关系，其研究目的在于如何避免大国间战争的爆发。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权力的均衡是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为此他认为保持和平状态的首要条件便是主导国获得的权力占据绝对优势性地位。处于和平稳定状态的另一条要因在于主导国和盟友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权力金字塔体系，一同维系国际秩序，将“满意国家”发展为体系内国家的绝对数量主体。
再次，权力转移理论不仅将大国间战争行为与权力关系结合分析，更是涉及到一部分观念性要素的分析。奥根斯基从国家的“知觉”角度出发，将体系内的挑战者划分为两种情况：满意体系发展现状的国家和否定体系发展现状的挑战国。满意体系现状的国家虽然权力水平会接近体系的主导国，但是由于其自身没有改变体系运行方式的主观意愿，所以各国将处于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只有当挑战国对自身所处的地位产生不满情绪，有意改变体系的运行规范，挑战主导国的权威时，才会爆发权力转移的大国战争。
权力转移可以解释20世纪美英两国发生体系领导地位转换的內在原因。18-19世纪美国国内积累的雄厚工业化基础和相对成熟的政治运作体制是其接过英国手中的指挥棒，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原因。美英领导地位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两国关系几经变化，经历了冲突、缓和、再冲突、再缓和的过程，传统观念中美英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并非是两国行为的主导性因素，两国的实际权力基础和各自的国家利益才是决定其行为的本质性要素。
大国崛起的背后常常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动荡，世界体系的新秩序便是在动荡中酝酿产生的。英国作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其崛起是建立在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强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后才实现的。美国的崛起，同样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大国战争的基础之上，其中美英间的权力转移，便是数次大国战争的直接作用结果。美英关系并不是传统观念认知中，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种族文明，实现平稳的领导权交接，与此相反，英国是美国崛起过程中最主要的阻碍因素，美英领导权交接是建立在数次美英战争的基础上的。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财政不支，强迫提高北美殖民地的税金征收。深层次原因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形成的高度自治的市民社会构成了挑战，威胁到了市民社会的乡镇自治和人民主权原则。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丧失了十三块重要的北美殖民地。
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领土扩张挑动了英国紧张的神经。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让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这个土地并购的案例让美国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条件，向西可以进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等地，向南可以觊觎佛罗里达。英国政府为防范不断扩张的美国，开始袭扰美国的海上贸易，甚至出现强迫美国水手加入英国海军的事例。最终英国人在1805年开始封锁美国的港口，而后在贸易受阻、大量船只被扣的情况下，1812年6月美国对英宣战，第二次英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如愿吞并了路易斯安那，并获得了西进的跳板，国家的领土面积大为扩展，自身的独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巩固。
美英两国在1871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标志着美国在美洲地区正式取代英国，获得了优势的领导地位，是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标志。19世纪，美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缘条件、内部优越的政治制度，在国内局势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迅速开展了一次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运动。全美的机械化农场数量在1850年至1860年间增长了41%，西部地区的增长比重更是高达416%。美式机械化农业发展使得美国的农产品价格大大降低，依靠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向欧洲市场大肆出口，打击欧洲农业的同时使得自身实力迅速提高。美国在1899年借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间的领土争议将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拓展至美洲公法的程度，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无法令英国忽视其存在。1902年至1903年的美加边境危机，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化实力为后盾，不惜发动武力夺取争议领土，迫使英国和加拿大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
2 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道义性因素作用
将道义性因素，特别是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大特征。该理论主要研究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主导国，获得体系领导权的地位，是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进一步拓展。相较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权力中的道义性因素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和战略信誉作为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核心变量。
“道”与“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抽象化过程。先秦儒家首先将“义”赋予了客观属性，降低了道、义的差异化。孟子提倡的“義”既有行为是否合乎规范的主观性，同样也具有是否满足天道的客观性。当先秦儒家将义的概念拓展到客观范畴时，“道”与“义”的差别性特征也就随之逐步弱化了。“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的先秦儒家，在消除道、义的差异化后，进一步将两者概念抽象化，把两者从具体的行为判定层面发展到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
国家的崛起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选择，从某种程度来看，崛起不外乎两种结果：成功或失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崛起道路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从道义角度来看，苏联崛起失败的一条重要因素在于其以扩张、争霸为目的，脱离了自身的实际国力状态。苏联无节制的军力建设和与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霸权争夺，急速地耗尽了苏联内部的资源供给能力。苏联的诸多霸权行为和大国沙文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动摇了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价值根基，并且还透支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声誉，降低了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力。
3 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国发展战略
历史的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和认识过去，还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下，揭示未来。历史上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演进的过程，美英权力的转移变化中，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大体分为了三个阶段：地区大国阶段;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过渡阶段;全球性大国。分析美国在各个阶段中的策略选择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战略实施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美英间的权力转移经历了冲突、缓和、再冲突、再缓和的过程，从美国建国到其获得世界霸主的地位经历了前后一百多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大国的权力转移是需要前后数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在不同的阶段，要采取正确的对外战略，例如中国现阶段处于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阶段，“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倡导有助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修改现行的国际规则和机制，以此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其次，以道义作为国际体系中的理念连接点，有助于中国在大国权力转移的环境背景下获得国际认同，降低发展阻力。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义性因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样西方文明中也蕴含着道义性的因素。亚洲地区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圈，对道义性因素有着相近认同感，中国通过自身的道义性建设，深化国际战略信誉，建立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有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持有的恐惧和疑虑。
最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要量体裁衣，依据国家利益设立具体的行为目标。国家利益要精准地测量，不能在利益定位模糊的状态下透支国家的战略实力。对外政策的制定还要兼顾中国特色，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和理念融入切实的行动执行当中，将和谐、公正、和睦、包容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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