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盛世恩波远*

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极盛将衰的转折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集成。此间戏曲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在上者乾隆、嘉庆均酷爱演剧，乾隆南巡更是促成江南演剧的繁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即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①在下者民间演剧日兴，“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②加之花雅之争如火如荼，花部从雅部的成功艺术经验中吸取养分，改编移植剧目，俗化曲牌打破连套格式以构建板式声腔;雅部从花部中学习演出风格和运作模式，兼习乱弹剧目，花雅之争加速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近代转型。即以此间文人传奇、杂剧创作而言，据笔者初步统计，乾嘉时期85年间出现文人曲家在216位以上，剧作580种以上，年均曲家不少于2.54位，年均剧作不少于6.82种。年均剧作量和留存量低于明末清初数量，但高于晚清民国水平，乾嘉时期是中国古典剧作史上继元代、明中叶、明末清初三个戏剧高潮之后的又一个次盛时期。囿于学术观念及时代思潮等原因，③较长时期以来，学界关于清代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初和晚清时期，對清中叶的乾嘉戏曲尤其是文人曲家、剧作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进行有效展开。④

本文所探讨的方成培、周皑正是乾嘉之际的两位文人戏曲家，于行文中，我们努力贯穿两点理论视角，即贯通与主体。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作家通常是“全能型”的，以文体而论，往往同一个作家于诗词歌赋、文曲策论均擅，故而关于作家的研究，近年来有识之士主张“贯通”式研究，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大数据与横向打通》，《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打通文体、时代、中外，对其通观考察。笔者长期关注乾嘉时期文人剧作研究，通过相关文献的阐绎，可知徽州戏曲家方成培与周皑为姻亲，其里籍、行迹、性情、身份均相近。黄胜江：《清中叶布衣曲家方成培、周皑考论》，《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作为文学家的方成培、周皑，于戏曲创作之外，尚有大量诗词等文学创作，如能通观考察，会对其戏剧创作认识得更加深刻，对其文学成就和区别特征作恰当判断。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文学承载作为作家的活生生的人之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呈现的是特定时空中作家的生活之境与心灵之情，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如有学者指出，近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化的倾向，审美日常化，从而主张从生活史的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研究。参见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而不同的作者，因其社会身份不同，对社会生活参与、感知不同，形成了个性化的文学表现。方成培与周皑作为无功名且未入仕的清中叶徽州文人，从布衣身份的视域考察，其文学创作于取材、风格、观念等方面，濡染着浓郁的布衣文学底色。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乾嘉文人曲家剧作文献与史实研究”（17CZW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稀见清中叶文人曲家剧作文献整理与研究”（2019M6609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

① 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② 徐孝常：《梦中缘序》，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卷首），乾隆间刻本。

③ 如吴梅曾论断：“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见吴梅撰，江巨荣导读：《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曾永义亦云：“清代杂剧，当以顺康之间最盛。”见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1年，第121页。《清代戏剧发展史》将清中叶的传奇、杂剧态势定位为“衰落”，见秦华生、刘文峰主编：《清代戏曲发展史》，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④ 关于明末清初戏曲，孙书磊有专著《明末清初戏剧研究》，时限定为万历末至康熙中叶;王永恩与吴秀华均关注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王著将研究时限定为“万历元年至清康熙末年”，吴著将研究时限定为万历三十年至康熙四十年。关于清初戏曲，杜桂萍与陈芳均有同名著作《清初杂剧研究》，均将时限定为顺康雍时期。而左鹏军、贾志刚等学者致力于晚近戏曲的研究，其《传统与变革：近代戏曲新论》《中国近代戏曲史》等时限定为1840至1949年间。关于清中叶戏曲，虽有曾影靖《清人杂剧论略》、林叶青《清中叶戏曲家散论》等述及，然多集中于唐英、杨潮观、蒋士铨等少数知名曲家，通观考察不足。

一、布衣文化的身份自觉

“作家的社会出身、立场和意识形态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加以系统研究，将通向作家类型或某一特殊时空下的作家类型的社会学。”[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7页。以社会文化身份而论，中国古代文人有布衣与缙绅之分，从而构成布衣之文与缙绅之文的区别类型。一般用布衣指称未仕的布衣之士，“布衣之士当属平民百姓，但他们是平民中的读书人。他们以安邦济世的文化承载者自居，并且因此而自高。他们虽为一介书生，却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平交王侯，蔑视权贵，循道践义，安贫守节。”詹福瑞：《布衣及其文化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有论者指出，宋元之际士阶层产生分化，表现在文学主体上，既不失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人文素养，又怀揣世俗趣味原则，取向世俗文化价值，导致文坛的主要力量步入了非精英写作的时代，改变了以往文学以雅正为主流的历史，全面确立了世俗文学的地位;与此同时，确立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市民立场。沈松勤：《宋元之际士阶层分化与文学转型》，《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随着文化权利的持续下移，郭英德：《布衣之文：清前期文坛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权利的转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布衣文学成为晚明尤其清代文坛突出的文化现象。乾隆十一年，瞿源洙为任源祥《鸣鹤堂文集》撰序，即指出一个“文在布衣”的事实：“盖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自汉、唐及宋、明，以文章名世者，或为执政，或为侍从贵近之臣，或司封疆千里之任，其即遭贬斥，不得志，然未尝不光显于朝，譬如登高而呼，故能转移好尚，以一人开风气之先。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布衣代表侯方域、傅山、屈大均等“大率皆穷而在下者也”， 瞿氏由此感慨：“然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之风声好尚使然乎？呜呼！可以识昭代人文之盛矣。”瞿源：《鸣鹤堂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有论者通过统计分析指出：清代19700名文人中布衣文人约有10761位，占总数的一半有余。张琼：《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北方论丛》2016年第2期。可以说，布衣文人的辛勤书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居功至伟，不容忽视。而据笔者统计，就戏曲创作而言，乾隆年间162位曲家，其中无功名或身份不详者如李天根、郑含成、许名仑、徐观埙等43人，这些基本为布衣文人。黄胜江：《乾隆朝文人剧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年。而嘉庆年间可知的54位曲家中，至少有20位为布衣身份，可见其数量之多。而方成培与周皑，恰是这群布衣曲家中的两位。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四《人物志·文苑》明确记载：“成培幼病瘚，勤学辄剧，父禁毋入塾。请事医，通灵枢素问，解道家养生术。年二十余，授徒于外，始尽十三经读之，学为经义，应郡邑试，病复作，其父怒止之，自是不习举子业。”⑧马步蟾纂修：《（道光）徽州府志》卷11，道光七年刊本。而周皑在《布衣词合稿》序中也明言：“岫云所居寒山之中，予居岩溪之北，相距数里，迹颇近。余弱冠，以先大人病，家贫不能攻举子业，及壮复奔走于四方”，“同人以余与岫云穷愁略同，迹又相近，或呼为黄山二布衣。”朱惠国主编：《清词文献丛刊第一辑》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7～268页。周皑高标自许：“自是能甘淡泊，从教拔出泥沙。何曾毕竟陋豪华。且清名士目。”④B11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88、5376、5419頁。二人均长期游历谋生在外，一生穷愁相迫，以至于周皑要卖掉方成培赠与的刻石，“竟卖之乎！问他时夜语，怎对吾徒？”④方成培《自述·仍用稼轩韵》词自抒怀抱云：“纤帘耽读生涯别。笑贫居、年年寂寞，谁能诉合。穷鬼亦如人懒送，那肯揶揄傲骨。”B13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36、1819页。方成培在《香研居谈咫》之《南宋轻富人》条的按语中亦感慨道：“何当时之重贫轻富如是，今日则罗为座上客而青鞋破褙无所容身矣。”B14方成培：《香研居谈咫》 ，安徽省图书馆藏钞本。可见，不论是家庭出身、科举选择、生存方式、时人评价，还是自我认同方面，方成培与周皑均有布衣的身份自觉。

二、布衣文人的文学志业

布衣文人多郁不得志，贫寂终老。而古人所云的人生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在布衣文人这里只能寄托于文学“立言”，故其多终生致力于文学书写。相比于仕宦显达文人，布衣文人更是自觉地以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承担起传承文脉的文化责任，肩负着延续传统的历史使命。

一是严肃的著述态度。清儒章学诚曾曰：“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质性》，中华书局，1985年，第412页。方成培绝意科举仕进，然其家庭文化氛围较好，“博览圣贤经传及诸子史百家，下至诸家文集，无不通晓”，著述颇丰，且著述态度严肃，“汇诸家词曲为书二十六卷，名曰《词榘》，凡手三易稿。”⑧“成培从事于音律之学者十余年，既考之经史以导其源，复博览百家以达其流，钩元提要以成是编。”安徽通志馆辑：《（民国）安徽通志稿（艺文考稿目录类卷十一）》，（1934年）铅印本。方成培与其姐夫胡赓善等里籍文人组织文会雅集，共同操持刊刻高士方含川所编文集，胡赓善《新城伯子文集》卷三《文诀序》即云：“余外氏叔舅杨园先生见之，谓其有裨于始学也，屡思刊布而未果。山颓宿草，所在凄心。比及妻弟仰松走书来告，曰刻既成矣。”胡赓善：《新城伯子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页。而周皑对自己的词作亦是用心校勘，其《浣溪沙·校阅词稿，有怀岫云》即云：“闲展新词细细删。”B11二是方成培与周皑有明确的宗法前人经典的意识，接续文脉。周皑即陈述世人以“双白石”来揄扬方、周，方成培与周皑词中即多有“用玉田韵”“借草窗韵”“借东坡韵”等，甚至有和宋人王文甫、章质夫等作。另外，方成培对唐宋掌故旧闻的保存及考辨，对词律以及相关民族医学典籍《重楼玉钥续编》《灵药秘方》等的考订，嘉惠后人，无不体现其以文学为志业的文化担当，正如程瑶田叙《香研居词麈》云：“是书之作，岂惟词家之圭臬，实起后世之言律吕者而饮之以治聋之酒矣。”方成培撰，徐凌云校点：《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黄山书社，2008年，第3页。三是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实物载体的嗜好珍视。如方成培偶见水岩小砚，通过其上所勒八分书的内容，“识为陈迦陵旧物，因赋。”词中云：“当年挥洒乌丝，知道谁曾捧此。”感慨时代流转，物是人非，进而追记己藏云：“余所宝壶中日月砚，顷已失之。惟宋坑龙尾桂花香砚犹存。”B13其《香研居谈咫》之“蔡忠惠长于吏治”条亦云：“余家藏有公墨迹《书太白忆旧诗》，字大如龙眼，绝奇。后失之，至今不能忘。后客扬州，又得宋初祖拓淳化阁帖一部。”B14另对汉代张敞私印、北宋蛱蝶图、南宋词人周密所用砚等均有词记之，可谓好古情深。周皑亦曾集古钱数十枚挂窗前，以代方响，非同于一般的把玩，周皑是从音律的角度来欣赏古钱的：“五音宫属金，为四音之纲。又八音金者，其风闐闐，其音向羽，其器有丁宁。”⑨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92、5419页。

出于以文学为志业的态度，加之相应的游览凭吊古迹经历，方成培与周皑各自均对戏曲史、文化史上的雷峰塔传说、滕王阁传说、黄鹤楼传说进行再度创作。方成培在《雷峰塔》传奇自叙中首先考据了该故事的来源，其多次观看梨园所演剧作，然多有不满，“惜其按节氍毹之上，非不洋洋盈耳，而在知音翻阅，不免攒眉，辞鄙调讹，未暇更仆数也。”所以他“重为更定，遣词命意，颇极经营，务使有裨世道，以归于雅正。较原本曲改其十之九，宾白改十之七。‘求草‘炼塔‘祭塔等折，皆点窜终篇，仅存其目。中间芟去八出。‘夜话及首尾两折，与集唐下场诗，悉余所增入者。”⑦方成培撰，徐凌云校点：《皖人戏曲选刊·方成培卷》，黄山书社，2008年，第1、3页。对话本小说、梨园旧本等形态承载的经典题材进行重塑。而关涉王勃滕王阁故事的历代文学创作不断，仅戏曲就有金院本、元杂剧、明代郑瑜《滕王阁》杂剧、乾隆间曹锡黼《滕王阁》杂剧等，另清凤凰台上吹箫人、佚名等均有《滕王阁》传奇。周皑对此延展不衰的母题，认真重为经营结撰，他在第一出即开宗明义道：“摭前事，淋漓未觉，频写入宫商。”周皑：《滕王阁填词》，清嘉庆间荫槐堂刻本。其效果正如程瀚所叙云：“爰加捃拾，用披管弦。”“翻上阳之案，申大义于春秋”，“寄意遥深，不戾风人之旨。”程瀚：《滕王阁填词叙》，周皑：《滕王阁填词》，清嘉庆间荫槐堂刻本。其剧作态度与志趣非如厉鹗《迎銮新曲》、蒋士铨《西江祝嘏》等承应之作能比。

再次，于观念方面，雅正与宏肆的涵容。方成培与周皑的布衣文人身份，使得其一方面具有传统文人雅正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具有布衣注重世味人情而宏肆书写的主观倾向。于雅正方面，因其二人受儒家经典的濡染，已形成宗经、明道的文化使命，加之康乾时期，由于统治者文化高压的危劫、稽古右文的牢笼策略，致使雅正醇厚的文学观畅行于主流文坛。清中叶，统治者提倡“清真雅正”的文化导向以装点盛世。王世祯倡神韵，沈德潜提格调，桐城派主雅洁，文坛形成一种崇雅的风习，如小说界此时就进入雅化的高潮期。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九章《清代的诗歌》即指出乾嘉诗风“追求雅正，以温柔敦厚为归。”见《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另外，二人师法姜夔，人称双白石，而姜夔以一介布衣，用“精思”作词，以其“清空”“醇雅”的词作，别开一派。张伟：《论姜夔词的格韵和境界》，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4年。如方成培有《卜算子·赋兰，借白石韵八首》，周皑有《暗香·梅花，借白石韵》，把对具体事务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用熟近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兴味。另外，方成培有《减兰·吊列女汪桂芬》《孤鸾·玉京孤燕》《水龙吟·瑶池古雪千寻》（序云：“吾族有节母汪氏、吴氏者，姑妇并以节著”）④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00、1815页。《水龙吟·题孙惠云诗》（题注云孙蕙云“为人掠卖娼家，不屈死”）④吟唱正统的节烈风化，与其家多出孝节之事有一定关系，其母黄氏就被人称“黄孝女”。黄胜江：《清中叶布衣曲家方成培、周皑考论》，《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二对当时演剧风习改变曾有过感叹：“培幼年见吾乡祈年报赛，所演皆古传奇忠孝事，其时风俗淳厚。近二十年来，乱谈腔盛行，专取淫秽支离不通之说，演为正本，世人多喜观之而风俗大坏。”方成培：《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香研居词麈》卷2，读画斋丛书本。其《雷峰塔》的改编，出发点便是“务使有稗世道以归于雅正”。周皑自序其《黄鹤楼》亦云：“是剧意在歌咏太平，而兼于劝世。”当然，乾嘉剧坛倡行雅正的倾向，在不少文人剧作中均有体现，如张坚明确坚持剧作高雅之格调：“是编自饶雅趣，足解人颐。若使风人之致混以市井之谈，则作者之讐也。”张漱石填词，杨古林等评点：《玉燕堂四种曲》，乾隆间刻本。张九钺主张“宜出入诗词丽句，清机别具风流致潇洒，是千秋一种绮文章，清准正声，无惭大雅。”张九钺：《六如亭传奇》（卷首），清赐锦楼刻本。

然方成培与周皑未入体制，不受官场政治的羁绊，虽落边缘，然却相对自由，这使得其创作能更多地站在下层独立的位置来省思。正如论者所云：“布衣文学比之仕宦文学，更多了民胞物与的情怀，他们酣畅淋漓，自言其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而形成了与仕宦文人截然不同的风格。”张琼：《论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推动》，《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方、周二人身处所谓康乾盛世，亦曾为之鼓呼，如方成培《香研居谈咫》云：“我朝近年时宪书亦加一甲子，皆太平之盛事也！”“我朝近日拟给牒，以言官奏罢之，真圣王之政也！”方成培：《历加甲子，宋时僧道度牒之价》，《香研居谈咫》，安徽省图书馆藏钞本。早年的周皑亦有豪放之词云：“盛世不须恸哭，得意何妨大笑，自我作风流。”B12B13B15B16B17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73、5387、1818、5414、5397、5429页。其《琐窗寒·乙未长至用韵》亦高呼“幸此生、盛世无拘，或湘或湖由我等。”B12然久历江湖，常年的困顿颠踬，使他们渐能感知盛世光环下的残酷真相。方成培《绮罗香》词小序云：“余自扬归里，客有买吴女凤珠并华亭孤鹤附余舟西上者。女则畏人忆母，背面偷啼，鹤乃锻翅离群，引吭清唳。”词中有句“双娥敛、畏客柔怀，孤唳咽、失群风翮。”B13揭露了盛世之下人口贩卖及遏制生命自由的残酷景象。方成培的《雷峰塔》对前代版本进行改编，进一步推进了对白娘子由妖怪向常人形象塑造的转变，突出其反封建性格，增加白娘子生子及第、母子团圆的情结，合乎世俗人情的期待。而周皑《滕王阁》传奇的补恨安排，也赢得了受众的赞许，数十年后，有批阅者尚云：“光绪癸巳重阳，养余斋主得书于琉璃厂展，重阳日，霭园居士偶读一过，颇遣客怀。”周皑：《滕王阁填词》，清嘉庆间荫槐堂刻本。周皑自言：“以志存乎温饱，骨相备寒酸。”B15心酸道出盛世之下，基本温饱却不可得。周皑曾闻有人捕获孤鹤，将付庖厨，其友人曹淡霞悯而放之，皑遂填《苏武慢》一词，云：“想江月黑，灯火林疏，误寻烟岭。  好觅回、旧庑双栖，稻粱多处，陌上□弧方劲。”B16表达了世路险恶，对护惜生命自由与完满的赞赏与期许。其《满庭芳·三弟朗怀客死高邮》控诉了人间贫富分化导致骨肉分离的惨剧，“甓社湖边，露筋祠下，难招惨淡离魂”，并发问“谁知道，上留田畔，偏我罪峥嵘。”B17他在《鹧鸪天·陶母墓》中发出“独寻高处几徘徊。生逢盛世恩波远”的控诉元音。②③④⑤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07、5417、5432、5427、5425页。最终，周皑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对现有皇权秩序的疏离感，其《风蝶令》中直言“近于世事嚼蜡”，②《解连环·自题小照》自叹“情愁热憾何用”，准备“种十亩梅花，月边支俸。”③其《渡江云》感怜其幼女的惨烈孝节，希冀“愿熙熙尘壤，遍家、园花蠲忿，砌草忘忧”的乐境。④其《沁园春》小序更云：“上巳后三日，夜梦随风飘荡至一处，风日晴美，迳无纤埃，事事物物皆极精好。虽终日摩磋浣涤，不能逾其洁也。见予来，谓：‘此热境中人。与语不答。良久复问：‘此为何处？曰：‘际蓬洲。”⑤这简直就是对人间乐土的另一种寻觅与安排。

四、余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孟子早就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将作品置于作者及社会关系中探讨，正所谓“文如其人”。萨义德也曾说：“没有人曾经想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她（有意无意）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一员”，而这一切“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美]爱德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究而言之，创作主体的社会属性即作家的身份，深刻影响其创作风貌。即如诗歌而论，“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柳亚子：《胡寄尘诗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60页。就戏曲创作而言，康熙十年李渔致信尤侗云：“历观大作，皆趋最上一乘。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調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也。”李渔：《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自言身为布衣的李渔与被顺治誉为“真才子”的翰林编修尤侗的剧作风致雅俗之区隔。

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研究的路向问题，学术界时有反思。有论者指出，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形成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大趋势。如果说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就是一大表征。当然，过犹不及，不少类似研究大量征用场外理论，文献、术语拥滞，造成了过度阐释。“文学史就是心灵史”，鲍鹏山：《文学史就是心灵史——浅谈〈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光明日报》2018年9月2日，第5版。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生活、描述心灵，展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丰富性、生动性，文学研究“必须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某些重要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廖可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我们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宜汇通内外部研究，以“人”为主体，以文学为本位，将文献、文本、文化综合涵摄。从身份视角切入，我们立足文本细读与分析，勾勒了身为布衣的方成培、周皑的窘迫生存状态、身为士人的价值坚守以及对皇权的疏离，这或许可以贴近文学现场，触及被历史覆盖的鲜活心灵。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