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低收入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
时间：2019-01-06 04:30: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窘迫，仅有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他们常常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楼大厦更是“黄粱一梦”。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车薪。
场景一：天津市河西区秀峰里社区
状况：下岗失业靠打工勉强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乔洪杰，今年49岁，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原是天津市棉纺二厂的职工，妻子马淑萍49岁，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下岗。他平时在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洁工，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19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拿了4900元就被厂里“一脚踢”了，现有病不能工作。
在乔洪杰家，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厨房当成20多岁儿子的卧室，两平方米的凉台成了灶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458元住房补贴。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唯一一台旧空调还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现在他主要靠夫妻双方的哥哥、姐姐帮一点，不然生活过不下去。他说：“像我这样还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难户还要好一些。”
华延友原来在天津市河西区同乐食品厂干装卸工，1994年时因工伤损伤了颈椎，由于当时厂里怕出工伤会影响全厂的奖金，于是厂里没有报工伤，而是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后来厂里拿不出钱，他只能回家养病。企业改制时，厂里给他补偿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现在他什么保障都没有。由于颈椎的伤势严重，他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着妻子开间小理发店，一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秀峰里小区居民共有2200多户，其中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享受低保。这里是天津市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区，小海地居住区大约有15万人，他们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目前，60％的人低于1.9万元的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现在，天津市仍有17万户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他们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2009牟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为430元。
场景二：上海市闸北区交通社区
状况：生活难上难，只能住在棚户区
一大片棚户区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居民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十分破旧，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压着砖头瓦块。住户门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注定是进不来的。而与社区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档社区，高耸的楼房十分鲜亮。高楼大厦下，棚户区显得格外低矮、难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楼，十分潮湿，有一股明显的霉味。卧室里有一张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边，两张凳子撑起一块小小的木板，这就是他妈妈的“床”。范浩然说，冬天妈妈和他就挤在大床上。屋子里唯一显得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轮椅。在饭桌上，摆着三个盘子，这是妈妈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来吃的饭菜。
范浩然今年22岁，8岁时，父亲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换髋关节，家里拿不出钱给他治病，结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帮扶资金会出资8万元的帮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术，服务中心还补助了1万元用于营养补贴，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他妈妈说，现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补助给范浩然的520元重残无业补贴，三是她在上海贝尔公司做清洁工，一个月有1000元I资，合计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开销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费，二是500元的药费，三是100多元的电、水、煤气费，四是800元左右的饭费。算下来，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攒不下什么钱。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住房，这里听说快要拆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尽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换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这样的话，吃饭都难了!”
――在交通社区，2200多户中有177户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区大多是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双失业，还有因病致贫、失业的。
――截至2009年7月，闸北区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万多人，占全区72万户籍人口的3 6％。低保边缘户的人数是低保户总数的3倍。有各种低收入的人群，经济条件都非常差。
场景三：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
状况：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艰难讨生活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原来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他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到温州。
来到温州后才发现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也很差，炎热天气里车间温度特别高。住宿条件也比较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8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他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他本来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4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想找个哪怕差点的、但时间能长点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伟说，“我心里很着急，今年过年前如果赚了钱就回去，赚得少就干脆在这里。”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感过一次冒，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专家点评：尽早建设“生活大国”
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