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联手阻遏疫灾，如何可能？
时间：2020-05-18 03:32: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覃胜勇
3月22日，一名戴口罩的路人走过空荡荡的纽约华尔街
疫情凶猛，至2020年3月11日已席卷了至少1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超过11.8万人感染和4000余人死亡。
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对于疫情的扩散速度和严重程度，以及各国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深表忧虑。
回溯国际社会对于疫情的了解过程，可以发现“中国为世界争取的时间被浪费了”（复旦学者沈逸语）。2019年最后一天，世卫组织获悉武汉出现一系列不明肺炎病例。中方于2020年1月10日将该病毒（“2019-nCoV”）序列公之于众。20天后，谭德塞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但很多国家还是麻痹大意了。
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各区域办事处）和各国外交部，需要在“和平时期”进行更多的沟通。而随着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国际间协调防疫工作日益紧迫。
世卫组织的软肋
2005年，各国同意使用《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国际法律框架，来管理公共卫生危机。为针对PHEIC实现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国际卫生条例》通过三项倡议：加强各国“检测、评估和报告”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赋予世卫组织建立“各国应对危机能力的协调机制”;同意在港口、机场和地面过境处采取具体措施，以限制公共卫生风险的扩散。《国际卫生条例》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防止因贸易和旅行规则导致的各自为政。
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的执行，取决于疫情起源国是否自愿遵守。世卫组织的领导和对主权国家的尊重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在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上，经过谨慎外交博弈之后达成的。但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许多国家没有严格遵守世卫组织关于该病毒的公共卫生建议和科学应对策略。
十年来戴着镣铐跳舞的实践和争论，削弱了世卫组织对关键国家的影响。
3月9日，瑞士日内瓦，谭德塞出席例行记者会，他称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主权国家可能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如此轻易地放弃其主权，也可能不总是信任世卫组织为应对疫情做出的协调。在应对H1N1猪流感事件上，第一个PHEIC在2009年根据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条款宣布，此行动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然而，还是有人质疑该组织的建议是否符合公共卫生的利益。有人甚至怀疑，依据《国际卫生条例》组建的紧急委员会，其中的一些人希望从出售抗病毒药物中获利。
在随后的几年，召开紧急委员会宣布PHEIC变得更加隐晦。2012年在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宣布PHEIC，但2014年小儿麻痹症的暴发，却让世卫组织宣布了PHEIC。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早期暴发过程中，也没有宣布PHEIC，但2016年的寨卡疫情刚暴发，就宣布了PHEIC。
接着，第二次埃博拉疫情于2019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宣布PHEIC被一再拖延。2016-2019年也門暴发霍乱，紧急委员会一直没有为近年来这一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召开会议。
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最糟糕的是，即使紧急委员会决定宣布PHEIC，大多数国家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贸易和旅行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就协调所做出的努力，很难产生效果。
在实践中，这些决定并不主要根据科学家的意见来做出，相反，是否宣布PHEIC是政治决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必须在艰难的政治和法律领域，推动各国遵守这些规则，并冒着成员国分裂的危险。
这种模棱两可很微妙，因为在不相信这一国际进程有能力保护其利益的情况下，主权国家可以把事情留给自己处理，尤其是大国。比如在协调隔离病毒问题上，有些国家可能采取不正当的贸易和旅行禁令。
在执行《国际卫生条例》过程中，十年来戴着镣铐跳舞的实践和争论，削弱了世卫组织对关键国家的影响。有人呼吁对《国际卫生条例》进一步修订，但除非采取步骤应对这些潜在的政治挑战，否则修改规则不会有任何效果。《国际卫生条例》只是提供了一个外交合作的平台，还需要在各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公民之间为建立信任做出更多努力。
中美能联手防疫吗？
中国针对2002-2003年的SARS大流行的防治过程，在国际舞台上让人刮目相看。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近的证词中，研究人员布伊（Jennifer Bouey）强调：“加强美中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合作，是SARS这一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启示。”
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导致美中在整体上进行更大的合作。
2016-2019年也门暴发霍乱，紧急委员会一直没有为近年来这一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召开会议
告别SARS疫情后，华盛顿和北京在涉及H1N1流感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其他全球健康危机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大的意愿，去共同应对全球健康、稳定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威胁。
事实上，流行病常常被视为属于美中容易合作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专家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在流行病和疾病控制方面进行更频繁的磋商。在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北京和华盛顿刚刚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缓解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并阻止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本是两国在危机时刻展示其合作能力的一个机会。双方都有充分的人道主义和道德理由来消除分歧，共同努力。譬如，对于北京方面来说，要实现第一阶段的进口承诺，中国经济将需要迅速恢复，而美国需要展示姿态帮助中国度过危机。至于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应该抓住展示善意的机会，保持沟通渠道的广泛开放，为协同抗疫全力以赴。
然而在今天的华盛顿，我们不幸地看到，几乎所有美国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都在强调北京方面带来的威胁。国务卿蓬佩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将中国与恐怖主义和全球金融危机相比较。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就该病毒的传播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示，这种病毒将“加速就业返回北美”。
美国在新冠病毒领域的表现，已经证明了雙边关系非常脆弱。当其他国家发生流行病时，华盛顿和北京可能仍然愿意合作，但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时，双方却疑虑重重。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除了承诺提供财政援助和运送医疗设备外，还提议向中国派遣一个应急小组，就如何处理这种病毒提供建议。但是，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导致美中在整体上进行更大的合作。
相互的不信任和误解是典型的安全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一国为改善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会引起另一国相应的反应，从而使原来的国家变得更不安全。更糟糕的是，疫情暴发和防控缺乏透明度，易激起道义上的反感，以至于助长了“镜像推定”。
3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一个超市外，民众冒雨排队等候开门购物
协同抗疫的前景
过去20年来，各类病毒导致的疫情暴发以及国际社会协同抗疫，取得了很多经验。
SARS的暴发导致全球774人死亡，国际社会展示了强大的协同能力。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MERS-CoV）的出现，催生了一系列研究工具、疫苗平台、诊断和治疗手段，这些工具已经为冠状病毒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借鉴。再加上从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基孔肯亚病毒暴发中吸取的教训，全球本应该能够迅速遏制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1月1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将2019-nCoV病毒序列传给摩德纳公司，该公司已经开始了针对病毒株糖蛋白的mRNA疫苗的生产实践，希望在3个月内对健康人群进行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对2019-nCoV序列的初步系统分析表明，病毒分离体之间几乎没有多样性（表明进化有限），这对保护性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是一个福音。
1月23日，“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宣布，为因诺韦尔制药公司和昆士兰大学提供资金，利用其现有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苗平台，以及摩德纳mRNA研究平台，加速对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
这种多管齐下遏制疫情的举措，证明国际组织、研究和临床机构的协同是非常有益的，但迄今仍然有许多知识空白需要填补。例如，虽然这种病毒与蝙蝠体内藏有的其他冠状病毒相似，但2019-nCoV的动物中间宿主尚未被发现，甚至像许多“人畜共患疾病”溢出事件一样，其最初感染源也尚未完全确定。此外，这种病毒的真正毒性还不清楚，迄今为止，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身上。
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建立有效的控制措施。而这不仅需要共享关于特定病毒的信息，还需要在更加协调的国际平台上指导各国政府作出快速反应。德国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最近建议七国集团“寻求一个统一的程序”来应对危机。独立的、孤立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七国集团应该邀请中国参加这种讨论。及时的沟通和在未来疫情中合作研究、协同防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