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大沽船坞的日本文保专家
时间：2020-05-29 03:39: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冯璐
青木信夫
青木信夫已经年近花甲了，今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十五个年头。父母在世时牵挂他，总是追问，“什么时候回日本？”而他却沉浸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对这里有着太多难以割舍的情感。
青木信夫把年富力强的时光都用在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尽可能多地保护文化遗产，是他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起就树立的信念，也成了他十几年跨国生活的主旋律。他合作主持了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掖大佛寺保护规划。不过，他提及最多的，还是工业遗产大沽船坞的往事。“这里浓缩了文明古国城市化过程中开发与保护的尖锐矛盾，类似冲突还会发生，需要在价值平衡中达成不断完善的解决方案，日本在这个方面有经验教训，希望能为中国提供参考。”在日前成都举行的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上，青木信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杀出个日本“程咬金”
在青木信夫看来，大沽船坞之于中国就像阿尔伯特船坞之于英国。前者是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近代工业发端史迹，后者是承载英国工业革命历史的一级保护建筑。
大沽船坞诞生于北洋水师兴办之际，培育了中国北方第一代产业工人，还带动了造船业发展。清政府筹建新式海军，从外国订购大批舰船。为了修船造船，北洋大臣李鸿章1880年在天津修建北方第一家船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大沽船坞加工赶修战舰。此后，为了抵御外敌，大沽船坞还制造机枪等武器。新中国的大沽船坞衍变为天津船厂，继续为工业发展做贡献。
然而，曾有光荣历史的大沽船坞在21世纪逐渐失去实业功能。这里没有了工人赶工造舰的身影，轮机厂房也不再轰隆作响，甚至面临消失的命运——2008年，天津滨海新区规划一条中央大道，正好穿过这片遗址。
一个偶然的机会，受聘于天津大学的青木信夫得知大沽船坞面临拆迁。此时相关建设规划已通过审批，中央大道将通过遗址，只是还需要文物专家帮助审核。青木信夫经考察后认为，规划中的做法会破坏遗址，“大沽船坞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建筑，见证了中华民族走自主自立型工业道路的历史，需要全面保护”。在开发和保护之间，青木信夫无法和建设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只好为大沽船坞的命运四处奔走游说。
历史上的大沽船坞（左）。大沽船坞厂房旧址（右）。
2019年12月15日，青木信夫和妻子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彭戈 / 摄
在一個有关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论坛上，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青木信夫和同为业界专家的妻子徐苏斌一起报告了大沽船坞的情况，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给予了支持，他提出希望大沽船坞跟福建马尾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一起捆绑申请世界遗产。”受到鼓舞的青木信夫起草了一份呼吁保护大沽船坞的倡议书，这份签满专家的名字的倡议书由国家文物局转给天津市，还发了个《关于立即停止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开发建设工程的函》。天津市很快研究决定，没有文物部门的同意，隧道不能动工。当地文物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支持青木信夫：“外国人都这么重视大沽船坞，我们更应该好好保护它。”多方合力终于保住了这片遗址。
如今，路过天津中央大道海河隧道的人会发现，这里的南北路段有一个弧度。这个弧度正是青木信夫等人坚持保护的结果。大沽船坞升级改造成反映中华民族自主发展工业历史的纪念馆，并于2013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欣慰之余，青木信夫的心里始终悬着一根弦，时刻关注大沽船坞所在地区的新动向，生怕新一轮建设会再次影响到它。为了引起更多重视，他还撰写发表了《濒危遗产暂定制度势在必行》等文章。
巧合的是，在成都，青木信夫和单霁翔同时作为演讲嘉宾再次碰面。青木信夫在清华大学访学时，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赠送给他一个装着北京市文物简介图册的锦缎盒。这次青木信夫特意将锦缎盒带到成都，找单霁翔补了个签名。“我得到单霁翔老师的很多帮助，”他说，“来自中国同行的友谊，令我与这片土地的缘分进一步加深。”
在采访中，青木信夫随身带着笔和本，以及照相机，仿佛随时随地都准备开展记录工作。和他共事的人，无不折服于他的严谨和认真。在工作中，他强调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始终遵循这些原则开展学术实践。
事实表明，也正是他固执的坚守带来了成果。前不久，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唯一在中国长期任职的外国专家，青木信夫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这充分说明中国对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希望我的经历能激励更多人从事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默契的“伉俪学者”
很多人猜测，青木信夫来中国是因为娶了同样从事文保工作的中国妻子。还有人联想到，夫妻俩很像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青木信夫和徐苏斌携手走过的岁月里，联合署名的学术论著不胜枚举，共同考察测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青木信夫和徐苏斌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京，有着共同的博士导师。在导师眼中，这是一对在专业领域严谨认真的“伉俪学者”，共同的志趣使两人默契协作。两个人虽不像其他夫妻那样你侬我侬，却有着同样专注的神情，凝望的也常常是同一个方向——可能是一栋古建筑的破损瓦片、一份远渡重洋的史实档案，也可能是一幅壁画的斑驳印迹。总之，他们的视线总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仿佛忽略了彼此，却无时不依赖着对方。
青木信夫在大沽船坞调研。（视频截图）
其实，早在1985年，青木信夫就和中国结下缘分。他以研究生身份参加东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东亚地区沿海城市的建筑历史调查。“从东亚的视角来研究建筑史，这很吸引我。”不过，当时他尚未料到，自己日后会走上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路。
尽管首次中国行的学术收获丰硕，青木信夫还是觉得遗憾，“项目仅仅立足于文本研究，无法对城市建设产生影響”。在他此后的学生生涯中，这种 遗憾之情越来越强烈，推动着他始终面向社会实践做调研。
青木信夫1996年博士毕业后，去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建筑。此后，青木信夫去庆应大学继续从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1999年， 中国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我参加了一个构建中国历史文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国际项目，其间我切身体会到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重要性。”青木信夫回忆说。正是那一年，青木信夫来到成都，走访了很多古迹。时隔20年故地重游，青木信夫一下飞机就直奔水井坊，了解到其未来的精心规划后欢欣雀跃。多方打听获知大慈寺周边的历史街区消失后，夫妻俩又忍不住扼腕叹息。他一旦触摸过这里的一砖一瓦，就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正因如此，2006年，青木信夫接受天津大学邀请，和妻子从东京搬到天津的大学宿舍，拿着和中国老师一样的工资任教。为了这个选择，青木信夫卖掉爱车，终止了在日本交付的保险，甚至背上求学贷款——如果在日本就职，这笔贷款就能免除。
要在中国待多久，青木信夫一开始尚没有明确规划。当时中国城市化建设正在加速，在脑海中盘点着一个个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青木信夫的激情来了，他认为自己所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事实也如青木信夫所料，他手上的文化遗产保护调研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他带领学术团队承接了多个国际科研项目、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任务，获得多项海内外奖项。青木信夫对天津市申请创意城市的建议也获得采纳。
这还不算，每一个经过考察的遗址，都令青木信夫的心中生出责任感。如同园丁牵挂自己浇灌过的草木是否蓬勃生长一般，他会关注调研过的历史遗迹是否真正得到保护，是否在新一轮城市开发中依然屹立不倒。
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延续性。出于朴素的责任感，青木信夫只能持续跟进、长期守护。也正缘于此，他放弃了很多转职机会，就这么在中国一年年“滞留”下来。遗憾的是，在没有结果的盼望中，父母先后去世，他很歉疚，却只能将难过埋藏于心。
“本土问题也是国际问题”
在青木信夫的成就中，成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被认为具有开拓意义。解释中心定位时，他提及自己合作主持的麦积山石窟保护项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和保护的产物。“这种多国联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具有象征意义，会越来越常见。”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集科研、教学、智库于一体，与东京大学、巴黎第一大学、米兰理工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敦大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都开展了交流。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天津的办公地，经常能看到外国专家前来讲学的身影。
“海外专家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本土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青木信夫说。未来他还有很多规划，如搭建遗产保护专家培养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申遗的世界标准推行“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学术理念……
在教学上，青木信夫也注重文化遗产研究的国际化，不仅欢迎海外学者来访，还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令他倍感欣慰的是，他指导过的中国学生专门买了一个蛋糕，表达对导师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祝贺。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成为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作用的建设者。
青木信夫说，“他们下一代人的学术研究或许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文化遗产保护是我的专业，也是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的使命，这个目标永无止境，值得我不懈追求。”
青木信夫1960年出生，1996年取得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天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2006年受天津大学邀请任教，组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过麦积山石窟、张掖大佛寺等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9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