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吟阿姨
时间：2020-07-20 03:29: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孔明珠
丰一吟是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子恺与我父亲孔另境同为桐乡人，丰子恺家在石门，父亲家在乌镇，相距车程只有半个多小时。
丰一吟比我妈妈金韵琴小十岁，按我父亲与丰子恺先生同乡又是同代作家、好朋友的情谊来说，我妈妈的辈分大，但依丰一吟与我妈妈同事兼朋友的关系，我称她一吟阿姨。
我知道妈妈与一吟阿姨关系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妈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当校对员。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出版社与全国一样，正常的工作节奏都已打乱。“封、资、修”图书出版都停了下来，改为学习与大批判。1968年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郊区奉贤海滨建立，空白的海滩边上，由“尖刀连”去盖了一些茅草房子，新闻出版系统知识分子分期、分批下去改造思想，并且要用双手把自己吃的米与菜种出来，像延安整风时那样自给自足。
奉贤文化“五七干校”在一个叫柘林的地方，从上海过去走颛桥到闵行渡口，坐轮渡过了江即是浦江对岸的西渡，再换公共汽车坐一个多小时才到。据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回忆，他第一次去干校是走着去的，从绍兴路5号出版局出发，“由闵行乘船过江到奉贤，坐车到柘林车站下来，再走到干校的。”这种集体行动在当时叫做“拉练”。
我妈妈大约是1970年被下放去的，她去的时候，干校条件已稍微好了一点，住上了简陋的水泥砖瓦平房。妈妈与丰一吟阿姨住同一间宿舍，天天劳动与生活都在一起。妈妈每月回上海市区探亲，总要与爸爸聊起干校的事情。我当时中学还没毕业，关于干农活的事我听不懂，对农村比城里艰苦到什么程度也一无所知，关于宿舍里的日常我倒很听得进去，比如睡上下铺、端脸盆去老虎灶泡水、集中食堂吃饭等等感觉很新鲜，特别是对于丰一吟阿姨在干校还带着一个叫小明的女儿一起住很好奇。
之前一吟阿姨带着小明与外公丰子恺在陕西南路的“日月楼”一起生活。分配一吟阿姨下放去干校时，丰子恺正患病住院，保姆抽不出空再照顾一个小孩。小明当时上幼儿园大班，只能跟着妈妈去奉贤干校，白天干校有简陋的幼儿园，晚上与丰一吟阿姨挤一个小床铺睡觉。干校里小孩很少，似乎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她，有逗她玩的，有帮忙送她上学的，有动手帮她拔乳牙的。有时赖学还能跟到田地里去种豆子。听着听着，我完全忽略知识分子无法在出版社做熟悉的工作，离开家集中思想改造干农活的苦，很羡慕小明能跟着妈妈在自由天地里生活。
因为父亲与丰子恺先生是文坛好友，在奉贤干校，妈妈与丰一吟自然走近，她们同病相怜，说说心里话，互相帮助，妈妈把这些告诉父亲，说起一吟阿姨不擅长家务，一个人照顾小明经常束手无策。不久小明去柘林镇上基口小学读一年级，天天要接送，出干校路上有一个斜坡，下雨的时候，一吟阿姨撑把雨伞拉着小明爬上去滑下来，弄得一头泥水，后来还是一吟阿姨的同事，翻译《牛虻》的翻译家李俍民伸出援手，每天负责送小明上学。妈妈说，一吟阿姨为了送女儿上学甚至还学过骑自行车，最后还是没有学会……父亲听了只好摇头叹气。
我当时十六岁，学校经常停课，被困在家里做家务，照顾病瘫在家的老父亲，感觉很憋屈，好向往集体生活的“五七干校”。一次，在奉贤星火农场连队里下乡的三姐为了省路费，妈妈帮她接洽到出版社每周两三次清早出发去干校送东西的卡车，可以让姐姐搭顺风车到南桥或者钱家桥。我求姐姐把我捎上，去“五七干校”探望妈妈。
记得姐姐赶路，她下车之后就让我随大卡车直接去找妈妈。去的路上，我站在卡车一堆生活物资旁边，在摇晃得很厉害的车厢里，紧紧拉住铁栏杆，大风吹起头发，倒也有女战士奔赴战场的豪迈，挺神气的。等颠簸三四个小时来到妈妈所在的驻地，我大吃一惊，原来“五七干校”根本不是在蔚蓝大海的海滨，四周空旷泥泞，寒风呼呼吹，比上海城里冷多了。妈妈他们住的是那么破旧、低矮、黑黢黢的砖房。当时妈妈已从大田排调到裁缝组干比较轻松的活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踩缝纫机补裤子。那是一条深色的男裤，屁股后面破了，妈妈在内里垫了一块厚厚的布头，一圈一圈踩线，将两个半圆形缝得很结实。妈妈招呼我之后也没停下工作，指指裤子对我说，这条裤子的主人是巴金先生，他就在这里干农活。我听了更是吃惊不已，巴金先生不是著名的老作家吗？他那么大年纪还下地干活，劳动强度那么大，把卡其裤子都磨破了。
妈妈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人，她好像已经习惯了干校的生活，收工时间到了，她领我回宿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丰一吟阿姨，丰阿姨戴着眼镜，镜片很厚，好像近视度数蛮高，她语速快，脸上看得出被生活重担压迫的疲惫。匆匆打招呼后，大家各自去食堂买饭吃。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的宿舍是长条形的，记得有两排共六张双层床，妈妈住在最里面靠窗的上铺，她的下铺是翻译家左海，一个性格有点怪的老姑娘。一吟阿姨带小明睡靠门的床，是下铺。干完农活还要照顾小明吃睡漱洗，以前家里用惯保姆的一吟阿姨真的是受苦了。
我在妈妈寝室睡了一晚，第二天出门看到田埂上有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老年男人共同抬一桶大粪，动作很不协调，歪歪斜斜抬一段路就不行了，放下担子歇一会儿，过后又摇摇晃晃往前走，一会儿又歇下。我站在那里看他们对那桶臭飘千里的大粪小心翼翼很珍惜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
其实“五七干校”除了要在体力上改造知识分子之外，思想改造、学习大批判任务更重，早请示晚汇报，经常在茅草蓋的大食堂召开批斗大会。干校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少，除了巴金先生，还有局长罗竹风，散文家黄裳，编辑家徐铸成、刘金，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画家刘旦宅等等。
之后1971年我中学毕业也被分配到奉贤星火农场种地，患病的父亲没有人照顾，妈妈打了几次报告才在1972年3月底抽调回上海，去我家不远的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妈妈虽然不在出版社，但是与门房间管车辆调度的老王还说得上话，我回家探亲有时仍旧去绍兴路74号搭卡车，来去匆匆没有再见到一吟阿姨。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走得更近是在阿姨也回到上海后，她们被调回出版社，1975年共同参与一项重大的、秘密的项目，那就是重新编排、校对、印刷毛泽东主席点名要读的“二十四史”（大字本）。我妈妈原本是文艺出版社资深校对员，而丰一吟阿姨原先是当俄文翻译的，组里面还有一些懂古籍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组成了“二十四史”编辑校对组，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那是一套浩瀚的大部头典籍，合起来可装满一个大书柜，所谓大字本就是将这套书印刷字号放得很大，是为年近八十健康欠佳的伟大领袖读起来方便。这是项政治任务，对外绝对保密，事关重大，编校组人员每天战战兢兢工作，不敢有一点差池。
记得妈妈与丰一吟阿姨在绍兴路出版社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在那段时间里，我父亲病重离开人世，工余有丰一吟阿姨说说家常话，无疑对我妈妈是很好的慰藉。妈妈个性老实，嫁给父亲后随着他搞革命颠沛流离，解放后父亲连年受政治运动冲击，妈妈愈发胆小谨慎。用施蛰存伯伯的话说，我父亲大妈妈十五岁，妈妈依赖父亲，一直是躲在父亲的羽翼下的。父亲走后，为养育七个子女，为父亲平反昭雪那些烦心事，妈妈经常六神无主，家里的事情她都不瞒丰一吟，关系渐渐更亲密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会将丰一吟阿姨记得那么牢是因为一件事情。我下乡在农场四年多了，连队农活辛苦不算，政治思想管理极左，我情绪抵触与连队干部关系不好，因出身不好想读大学不可能，想抽调回上海城里也没门，情绪压抑低落，经常给妈妈写信诉苦。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懂事，不知道给妈妈减压，反而任性倾诉自己的苦恼，使妈妈接到我的信后总是非常焦虑，忙着回信安慰我。
1976年10月光景，突然传来王江张姚“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张春桥的小儿子正在我所在的连队下乡，于是空气变得十分敏感。我们普通职工都欢呼党中央这一果断英明的决定，而之前与张家走得很近的连队某领导却大唱反调，认为事情走向究竟怎样还未有定论，大有走着瞧的意味。连队里一些头脑清醒的同事贴出大字报反对这种论调，坚决支持党中央，还集体到康平路去向市委反映呼吁。但是这一方明显受到压力，大会小会被批评与威胁。我想不通，将这些写信告诉了妈妈。因为人在乡下，信息不灵，我想要知道东风西风究竟哪一种风会压倒对方，而我们这些二十来岁，回城命运被捏在领导手里的知识青年，究竟怎么办才能既扬眉吐气又不伤害到自己。
在这个乌云压顶的困难时期，丰一吟阿姨切实帮助过我。妈妈接到我的信后，大惊失色，她把情况告诉了丰一吟阿姨，与她商量。一吟阿姨比我妈妈年轻十岁，文化知识层次高，判断力一定强于我妈妈。于是她们戚戚促促商量一番，不能面授机宜，因我回不了城里;也不能通电话，当时连队只有一部电话在某领导办公室，只能写信，而且你信内容再秘密也只有通过邮局传递一条路。妈妈的密信密密麻麻写了正反面几张纸，如今旧信已经找不到了，我只记得读信的开头，她就告诉我，是与丰一吟商量后转告我的。没有自信的妈妈觉得她的话也许压不了阵脚，而来自于丰一吟阿姨的智慧才能够平息我的冲动、我的焦躁、我的迫不及待。这封信的内容是妈妈她们综合报章社论与小道消息帮我分析了国家的形势，指出大势所趋，“四人帮”不可能再卷土重来等等，叮嘱我稍安勿躁，具体还有什么建议我已记不清，然而读后豁然开朗好像拨开乌云见青天之感，我至今难以忘怀。
其实我担忧的困境不久就解开了，形势发展很快，一周后中央宣布了16号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教育，以及批判“四人帮”的政策方针等。全国各地群情激昂，热烈庆祝，正是大闸蟹上市的季节，上海很多人去菜场买三雄一雌，要求绳子扎紧，立马回家煮了吃掉，发泄对“四人帮”永世不得翻身的诅咒。我连队那领导因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言行立即被上级卸除职位调离连队，张春桥儿子也离开了农场。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才安下心来，与全国人民一起送走长夜，拥抱旭日，迎接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节，我写这篇回忆自己与丰一吟阿姨交往的文章，很多往事涌到眼前，记录下来后看看，貌似有些离题，仔细一想并不离题。自古人与人交往贵在真情，劫难中雪中送炭好过顺境中锦上添花，我能通过妈妈感受到丰一吟阿姨身上的真、侠、义，何其幸运，何其难得。
很可惜，我回到上海以后，与丰一吟阿姨见面的机会很少，从妈妈、海珠大姐的嘴里能经常听到一吟阿姨的消息，报刊上读到她的文章，看到她的画。妈妈去世九年后2004年7月，在鲁迅纪念馆父亲孔另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我见到一吟阿姨，她还是那样端庄大气，慈眉善目，皮肤紧绷很年轻的样子。那天因忙于照顾贾植芳、羅洪、欧阳翠、谢晋、杨小佛、徐开垒、沈寂等年迈的长辈，我来不及与一吟阿姨多说话，一吟阿姨抽空抓住我的手问：“明珠你好吗？”她爱怜地望着我，似乎有很多话想要对我说。
丰一吟阿姨崇拜、挚爱父亲，临摹他的画到几乎可以乱真。当我表示非常欣赏、仰慕她的画作时，一吟阿姨却急切地打断我说：“明珠，我不是画家呀，我是描父亲的画，不是创作，我不算画家，我不是画家！”丰子恺先生为完成对弘一大师祝寿的承诺，之后是借画表达对老师的怀念，持续四十六年创作完成的《护生画集》共有六册四百五十幅画作，堪称经典。父亲去世后，丰一吟阿姨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其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放大重画并着色，出版后广受好评。阿姨签字盖章送给我一本精装《彩绘版〈护生画集〉选编》，令我爱不释手。
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方面，一吟阿姨倾注了毕生所有精力。除了打理家乡石门的“缘缘堂”故居、陕西南路长乐邨“日月楼”旧居以外，为了弘扬丰子恺先生的文学艺术成就，传播他的人间大爱思想，一吟阿姨曾有一段时间每周六都出现在长宁区天山茶城一间租的小铺子里，那里有丰子恺先生的著作、画册、条幅以及一些文化衍生纪念品。一吟阿姨镇店，在那里接待来自各地的热爱丰子恺的书迷、粉丝，她对普通读者的耐心、善意可见一斑。
桐乡石门丰子恺故居是文艺青年喜欢朝圣的地方，丰一吟阿姨每年清明会去祭拜父亲，参加当地纪念丰子恺先生的活动，到全国各地为父亲开画展。
前年我有一次打电话给她，一吟阿姨思路清晰，但是她说，你有事还是发短信比较好，因为她记性太差，前脚讲好后脚忘记。于是我短信问了几个与我妈妈有关的问题，她回我道，很多事都忘记了。
2019年元旦刚过，我叩响了丰家大门，一吟阿姨气色很好地坐在转椅上正看电视里播放的京剧《铁弓缘》，女儿小明、保姆整天陪伴着她。遗憾的是阿姨已经不认识我了，听到我报上妈妈与大姐的名字，阿姨也说想不起来，她觉得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又问我，喃喃自语说，名字怎么听上去那么熟悉。她看到我涂的红指甲，兴奋起来，像孩子一样指着问，你为什么要涂得这样红？我说，要过年了呀。阿姨摇摇头不大苟同，她站起来要回房间看电视。
晚上小明发给我一段视频，一吟阿姨在家里拿着歌本唱弘一大师著名歌曲《送别》：“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听她清晰响亮的歌声，见她微笑着宛如儿童的澄明神态，我不由得泪水溢满了眼眶。
过了年，一吟阿姨就九十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