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胤：经历所有绝望之后

姜雯

01 野马

“你到了吗？”7月31日下午2点59分，我收到赵德胤助理的短信，相约采访的时间是3点。赵德胤非常守时，为了避免迟到，他会把家里的钟表调快半小时。

此时我正狂奔在台北三十几摄氏度的大马路上。

我还是迟到了几分钟，冲进约好的咖啡店，赵德胤正弯腰看着店里的宣传单。他穿着简单的白T恤，剃着一个平头，周身透出一股安静的气息。但如果看过他的电影，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身体里，住着边疆的野马。

赵德胤祖籍南京，1982年出生于缅甸腊戌。腊戌，滇缅公路的终点，开车4小时就能抵达云南。16岁时赵德胤只身赴台念书，几乎是倾家荡产凑到办护照的钱和路费，全身只有200美金。

如今他定居台湾，是各大国际影展的常客。2006年凭借大学毕业短片《白鸽》入围釜山、哥本哈根等影展，2009年成为侯孝贤导演主导的第一届金马电影学院学员，尔后以黑马之姿陆续拍出被誉为“归乡三部曲”的剧情长片《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冰毒》，期间还执导了纪录片《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

厉害的是，这些进出釜山、鹿特丹、柏林、纽约翠贝卡、爱丁堡、瑞典等国际影展的电影，都以极小的成本、以打游击和半即兴的创作方式，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拍完。例如《归来的人》，只花了人民币10万元左右。但不逊色于“大制作”，在赵德胤的镜头下，贫穷、毒品、战乱、边缘、绝境，每一个小人物的背后都背负着复杂而庞大的历史，个体生命作为时代的沙尘，挣扎于温饱与致富之梦中。

赵德胤的体内仿佛藏着随时准备爆发的能量和野性，只要给他一块草原，他就能开拓出一片疆土。有了一定资金后，他的《再见瓦城》和《灼人秘密》，又分别进出威尼斯和戛纳等影展。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带着“赵德胤式”的个人烙印，但他的每一部电影，又带着不一样的张力和创造力，生猛、魔幻、迷人。

02 逃难

我们从口音聊起，谈到族谱—“世鸿其德文盛良昌”，赵德胤属“德”字辈，“我们小时候要背100个”。

高祖父和曾祖父，因为修筑滇缅公路，从南京迁徙至云南。而抗日战争的时候，赵德胤的祖父跟着国民党去了云南，但在国共内战之际，祖父这些小兵小卒，没有能力和地位拿到前往台湾的船票或机票。在乱世中颠沛流离，祖父跑到缅甸边境一个名叫“黑猛龙村”的村落，和中国隔着一条两三米宽的河流。

而他的外公和舅舅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战乱的年代，外公带着舅舅想要逃难到腊戌投靠女儿。明明已经给过钱了，却仍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军人抓走移送至仰光，也没犯什么罪，就是逃难，一关18年。

腊戌第五区，赵德胤的电影中常出现的地名，他出生的地方。腊戌总共有12个住区，有约莫70%的华人。“小时候华文学校鼎盛的时候，大大小小差不多有15间。”

不过，早期的华文学校其实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华文学校会有一个佛堂，当有中央首长来视察时，就说这是个佛堂，缅甸属于佛教国家，这样就不会被缉查。“其实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会有人戳破。华人就在苟延残喘地生存，维持自己的文化。”

情势严峻的时候，赵德胤早上4点左右就要出门，5点左右到华文学校上课，8点之前结束所有课程，然后急急忙忙换上沙龙，冲到缅文学校。有一次，还因为迟到，被老师抓去打小腿。

不过，当年村落里華人很少去学缅文，一来不知道学了可以干什么，二来一心期盼着有朝一日得以回归故里。赵德胤家也一样，他的父亲小学毕业，自学中医成为医生，爱看书，祖父和父亲都喜欢跟家人讲历史。家里有一本《唐宋词100首》，从曾祖父一辈就流传下来，“翻到烂了，很像我们家的武功秘籍”。

“警察可以随便来你家，或者在路上查缉证件时，问你会不会缅文，不会就把你逮捕起来，乱扣一个罪名给你，把你关起来。”

然而，早期缅甸环境复杂，因为华人不会缅文，很容易被欺负。“警察可以随便来你家，或者在路上查缉证件时，问你会不会缅文，不会就把你逮捕起来，乱扣一个罪名给你，把你关起来。”被欺负惯了，赵德胤的父亲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个律师，这样警察才不敢随便去到家里，就坚持让他同时去华文和缅文学校学习。

赵德胤在家排行老幺，他的英文名是“MiDi Z”，“MiDi”就是“咪弟”，家中最小的弟弟。因为家里穷，咪弟原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在邻居的劝说下，他才来到人世。咪弟也是家里最会读书的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第一名，也于是，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咪弟身上。

然而，“第一名”并没有为咪弟带来尊严。那时候家里太穷了，在一个所有人都亟需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而穷人想要翻身，无非三个途径：贩毒、挖矿、去国外打工。

咪弟的大哥1987年离开家里去挖玉矿，后来二哥和二姐陆续偷渡去泰国打工。而在一个边境城市，毒品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存在。

03 毒品

那是一长片茅草屋，盖得非常扎实，有大约1500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咪弟一家人就租住在这里。

母亲是这家人的帮佣，帮人家做饭、洗碗，有时候甚至还帮忙全村的婚丧嫁娶，一个人做1000个人的饭菜。坚强、勤劳、健康，所以房东许阿姨很喜欢咪弟的母亲，让他们免费住在此地，平常帮忙照看房东的小孩就好。许阿姨是个寡妇，也是当地的大“毒枭”。

母亲常常在这茅草屋的厨房里做小吃，炸豆腐、豌豆粉，每天早上3点起床，把报纸黏成纸袋，把小吃一份份放进去，骑着自行车送去给各个小吃摊。“做了20年，都只赚到买一包米的钱。”

在咪弟的记忆里，厨房里那张母亲做炸豆腐的桌子，常常堆着满满的白色粉末。许阿姨拿着炼乳罐头，一边摇，一边用木棒把白粉抹平。有一次，天快放亮之际，突然遇到警察来缉查，许阿姨迅速把白粉包起来，翻过茅草屋后面的篱笆，把白粉全部倒进湍急的河流里。而此刻，警察正越过房前层层的玉米田、果树、猪圈，来到厨房，拿枪将所有人包围。

能成为“毒枭”，也不光靠胆识，许阿姨的情人是警察局长，所以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母亲一直不敢运毒，但有时候，许阿姨说自己要出远门，去做更大的生意，就会让咪弟的母亲在家“做一点事情”—客人来了，把毒品拿给对方。“但有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妈妈卖毒品，就会有警察来抓，然后许阿姨再找局长来解决，我就是在这种充满戏剧性的环境下长大。”

1988年，咪弟一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窘迫，母亲只好加入运毒行列。把毒品放在大米里，从腊戌搭三天三夜火车把毒品运到茂岗，成功的话，就可以得到两包米。两包米，够一个家庭吃两个月。母亲第一次运毒成功了，也成功拿到了两包米。

第二次，许阿姨找了另外一个人和母亲一起运毒，但那个人除了放在米里的毒品外，还自己打了一个铁饭盒装毒品。被人举报，两人在火车上就被逮捕，判刑5年。

“有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妈妈卖毒品，就会有警察来抓，然后许阿姨再找局长来解决，我就是在这种充满戏剧性的环境下长大。”

母亲被逮捕前几天还是后几天，咪弟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混杂毒品的回忆里还有一场大火。

整个村都失火了，烧了1万多户人家，烧死了1000多人。大火之后，很多孩子前往余烬，咪弟也跟着村里的大孩子一起。每个人背着一个书包，拿着两根汤匙，有的人还在汤匙后面绑一根长棍子。“我们就去灰烬里挖铁，可以拿去卖，听说还有人挖到黄金。”旁边就是烧焦的猪，或是人。

伴随着缅甸的政治学潮、经济崩盘，失去家园的人们只好搬去山上。但人不能躲起来，母亲还在监狱里。咪弟偶尔会跟着父亲搭长途巴士去很远的地方看母亲，而城市每天都在革命，动刀动枪，也会死人……

贫穷、毒品、乱世、边缘、离散，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咪弟，“从小就知道钱很重要”。后来他读书，一直是第一名，第一名偶尔会拿到几百缅币奖金，咪弟心里想着，“念书可以赚钱，我就要念书”。

04 挖玉石

“穷走夷方急走场（偷渡或挖玉）。”1987年，咪弟的大哥18岁，带着200缅币，从瓦城转火车，没钱只能买站票，摇了一天一夜来到帕敢玉石矿区。但后来在矿场得了重病，只能回家养病。

哥哥回家后，又去泰国打工，攒了一些钱，到云南走私药品，后来在腊戌开了家药店，家里生活才有了改善。但1988年缅甸的动乱，让他们一家人又回到原点。

母亲进监狱后，大哥到处奔走、贿赂，试图营救母亲，去10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找不同证人，想要厘清毒品不是母亲的。在经历各种时代的荒腔走板后，1989年，大哥又回到玉矿场，杳无音讯。

可全家人都盼着他能寄钱回家，期待他能光宗耀祖。“毕竟他是带着我們的希望去矿场的人。”

小时候的咪弟认为，人的意志力是至高无上的，可以克服一切，更别说大哥只是为了去帮助家庭解决温饱。“虽然很多人可能是做毒品，我哥哥是用一个锄头，我觉得别的人都能解决，他也应该有能耐。”

咪弟崇拜英雄，中国式的传统英雄，就是被所有人欺负、被所有人看不起，最后从谷底爬起来，一面忍受痛苦，一面克服困难。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带着别人给予的屈辱，荣归故里。这不是很圆满吗？

大哥应该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家里寄去很多信，都没有回音。有人说大哥挖到玉石发财了，但为何迟迟没有寄钱回家呢？

1990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赢得大选，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并将其软禁。后来军政府实施大赦，母亲才因此出狱。出狱后，父母两人一同前往矿场寻找大哥。

找到大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抽鸦片了，穷愁潦倒，也不像别人说的发了财。大哥不愿离开玉石场，但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决定留在玉石场，一边卖稀豆粉，一边照顾大哥。

后来缅甸军政府与各地少数民族独立军谈判失败，全国又起战火，波及玉石场，父母不得不离开。但大哥仍有翡翠玉石梦，他坚持留下，每天潜入河底挖玉， 岸上工人用人工打气的方式输送氧气，非常危险。上岸后，老板会准备鸦片，让他们吸食增加体力。

1997年父亲去世，大哥赶回家乡时，父亲已埋葬数日，大哥又回到玉石场。下一次咪弟再见到大哥时，却是在监狱。大哥病重从监狱写信回家，他因为吸毒被捕入狱。缅甸总统大选后，2011年实施大赦，大哥提前一年出狱。出狱后仍对玉石念念不忘，一年后决定重回玉石场。

这便是《翡翠之城》的由来，赵德胤在影片开场中说：“我一直对这个地方有很多想象，我爸我妈我哥和我姐，他们都来过这个地方讨生活，只有我没有过来，我哥还在这里待了22年。”

“我那时候有点责怪或不理解他，为什么意志力没我想象的好，但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会觉得，人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发病，外面觉得热，心里觉得冷，盖几层棉被都不够……得这种病的工人，说抽鸦片会好，有时候冷到牙齿发抖，我也在想，要不要抽一口大烟？”

“你想象下，你去到那个地方，没有一毛钱，开始挖玉。第一天挖不到，第二天挖不到，第三天挖不到，两年三年都挖不到，你很郁闷，你想家，你的青春，你原始的欲望无处发泄，你所有的理智和欲望都没有希望，这个时候你不被摧毁才怪。”

“接下来怎么可能会有健康的心灵？没有健康的心灵，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意志力？更不要说你三餐不继，你很容易失意，你需要有抒发的管道，于是就使用非法药物。你沦陷下去，自此不断轮回，在一种痛苦的深渊里翻不了身。”

咪弟去往玉石场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以后了，仍然在玉石场得了疟疾。他在电影中自白：“发病，外面觉得热，心里觉得冷，盖几层棉被都不够……得这种病的工人，说抽鸦片会好，有时候冷到牙齿发抖，我也在想，要不要抽一口大烟？”回到咪弟大哥的那个时代，大哥要如何承受那里的病痛、恐惧、不安、贫穷、自卑？面对来自彼端家庭的希望，大哥如何能接得住这种希望？

在《翡翠之城》里，大哥站在矿山上，底下是浑浊到和矿山一个颜色的河流：“你看，这就是长烟落日。”

“这个玉石啊，去他的，多少人前仆后继去干，就是梦想挖到一颗好玉。究竟这颗玉石在哪儿？”

“以前美国有淘金热黄金梦，苏联西伯利亚的石油梦，缅甸克钦邦帕敢的玉石梦。就是为了一个梦，将山挖成谷，将谷挖成山。就是为了这个梦，这就是，想发财想致富，走捷径。那么多人，哪个能发财？我是不是其中之一？”

我问赵德胤，大哥现在还有玉石梦吗？他笑着说：“翡翠梦破碎了。”

05 走出去

對那个年代的缅甸华人来说，“去台湾”是一种奢侈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在《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和《再见瓦城》中也都出现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仍旧是经济鼎盛期，“钱淹脚目”的希冀不仅在台湾，也是缅甸华人的希望。但“去台湾”，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考过升学考试、凑足路费，还要突破缅甸的层层关卡办到护照。

大姐也想去台湾，他在80年代就考过升学考试了，但因为没有路费，便偷渡去泰国打工。《再见瓦城》就是发生在大姐身边的故事。作为家里最会读书的咪弟，“去台湾”这个梦想就由他继承了。1998年，在3000个报考生中，咪弟被顺利录取，并将就读于“台中工业高级中等学校”。

“考上以后很开心，那个感觉就像中乐透你知道吗？就是天翻地覆的，你知道命运会改变。因为我很会读书，只要去到可以靠知识的地方，我就一定可以。老师也说我这种人会读书，就是要出去，久而久之就会幻想，如果有个地方我永远考第一名，就可以有钱。”

光为了拿到合法护照、买机票，一家人就花了半年时间，倾尽全部积蓄还举债。假如遇到缅甸移民局刁难，或者证件有错误被台湾驳回，那么错过的，就是一场人生。有人就这么出不去，咪弟是那个幸运儿。

半夜落地桃园机场，咪弟却和原本要来接机的人错过了，只好在一起来的朋友亲戚家借住一晚。行李中有20把鱼腥菜、两公斤乳扇—本是要送给前来接机的人。“半夜三更充满恐慌不安，根本没有任何对人生的憧憬，心里面想的也是找工作、赚钱，没有其他目的。”

第二天咪弟坐了一夜大巴去台中，到了以后却还不能入住宿舍，几个学生只好打电话给一个在外面租房子的学长。“学长骑着一台重型摩托车，很帅地打开安全帽，全身都是水泥什么的，我就觉得不错，感觉有工作，就跟他去了。因为我们不是来念书的，不想念书，家里太穷了，想赶快赚钱，把欠人家的钱还了。”

去的路上有个学姐照顾他们，还买了杯珍珠奶茶请他们喝。咪弟觉得很难喝，“太甜了，在缅甸也没喝过牛奶，觉得腥味很重”。

还没有工作，咪弟想把身上仅有的200美金换成新台币。但没法换成，因为上面有签名。为什么有签名？因为当时在缅甸美金受管制，咪弟和朋友拿着缅币去街上一家一家换，他们会怀疑美金真假，又没有保证书，朋友就异想天开让对方在美金上签名保证。

咪弟只好向别人借了8000元新台币。但学校注册费就要9600元，加上书本书包，总共17000元。没有钱，咪弟就跟着学长去盖好的工地做清洁，一天1600元。

“每天早上很早骑摩托车，大概骑一个半小时到工地工作，回到家晚上8点，做了二十几天，赚了3万多元新台币。我就觉得台湾实在是天堂，因为一辈子也没赚到这么多钱，短短几天就能赚到这么多。”

他在学校选了比较容易的“印刷科”，然后平日在学校打一份工，假期去外面打一份工，大概一个学期，咪弟就把家里欠的债还了。虽然本意不是念书，但咪弟通过补习，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在台湾，第一名还有奖学金，“第一名”第一次给了他尊严。

赵德胤的每一部电影，都像一剂兴奋剂，狠狠地扎进世界电影的心脏。获得各大影展青睐的同时，赵德胤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可以做电影。

“在2004年之前，我跟家里通了1500多封信。那时候在缅甸，打一个电话要跑几公里。”

06 梦想

“大哥有‘玉石梦，大姐有‘台湾梦，你有什么梦吗？”我问赵德胤。

“从小一直都是，致富，变成有钱人。因为太贫穷，贫穷和金钱缠绕着你。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盖一栋房子，来到台湾后，大学时就把这件事解决了。所以其实是大学后才开始有了一点梦想。”

不过，这个梦想，既偶然，又必然。

高三的时候，咪弟的朋友在做海产生意，从缅甸寄虾去台湾，让咪弟帮忙收账。正好朋友要结婚，请咪弟收到钱以后，买一台DV寄回缅甸好记录自己的婚礼。然而那时候缅甸又内乱，媒体类的东西都无法寄回去。咪弟便把那台DV留下了，把玩以后觉得有趣，到处乱拍，渐渐地上手以后，就用DV开始帮别人拍婚礼赚钱。

也因此，咪弟在大学导师的鼓励下开始拍短片，毕业作品《白鸽》意外入选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亚等影展。“那个时候，就想要做电影，也不敢确定，因为不了解，我没念过电影，也不认识做电影的人。”

“我觉得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是我主动去说我的梦想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有东西找到我，我就会把那个东西做好。如果当年找我的是卖肥皂的，我就也可能去卖肥皂。”

然而，“梦想”才刚刚萌芽，就快速“破灭”了。为了“想要做电影”，咪弟考取了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但因为他拿的是缅甸护照，户头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证明，还要支付家里盖房子的尾款，咪弟只好放弃前往纽约就学的机会。

说“不放弃梦想”有点媚俗。咪弟不会胡思乱想，他以前学会的事情告诉他，如果想做什么，就每天去做一点，做任何事都和它捆绑在一起，就会很接近这个东西。

咪弟一边继续在台湾升学念设计研究所，一边去旁听“台北艺术大学”的表演课，得知侯孝贤导演要办金马电影学院，他就去参加。他的剧本脱颖而出，并执导了短片《华新街记事》，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侯孝贤建议他可以去缅甸拍电影。也于是，赵德胤在2011年拍摄了他的首部剧情长片《归来的人》—一部见证和观察缅甸民主化后民间氛围的电影。因资金不足，电影略显粗糙，但赵德胤以镜头之眼，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影像天赋，而边疆地带之人的野性和原始森林感，像一只猛兽冲入观影之人的视觉神经。

之后赵德胤的每一部电影，都像一剂兴奋剂，狠狠地扎进世界电影的心脏。获得各大影展青睐的同时，赵德胤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可以做电影。

赵德胤更愿意把“梦想”理解为“目标”。梦想本容易幻灭，但阶段性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现在都是实践，慢慢去实践。因为我们家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匮乏了，所以现在开始去思考和实践你讲的‘梦想这两个字。”

“回归到我的背景，我们那个地方出生的人，我一直讲，有一种‘边缘性。边缘会造成不安全感，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在讲梦想这两个字的时候，会同时考虑这个梦想可不可以存活。”

07 自述：矛盾

这一整段，都是赵德胤自己的话。

有创造力的东西永远是边缘的东西，但是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流行的媒体，所以它是冲突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饱和跟蛮无机的媒体，特别是你在工业体系下面去做电影。像《再见瓦城》《灼人秘密》这样的电影，我一定会越做越熟练，不能说它成熟，是我对这个过程、这些工作方式会熟练。但是它能承载的东西会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是体制下面的东西，它是一个商品、流行产品，他會被媒体讨论、会有明星、会有越来越多资金，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商品。

回归到我一个人拿摄影机很自由地去捕捉、去创作，那可能才是一种创作。那些创作可能是很自由很好玩的，但是它注定永远是边缘的。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路线，表达方式全然不同。

我一直都在做这两种。就是人生一直在矛盾中寻找，并再继续矛盾下去。

像我这种人应该当不了纯粹的艺术家。虽然我的个性可能有缅甸带来的原始森林感、草根性、边疆地带的野，比如以前我们拍电影，比较野马脱缰，凶猛，粗糙，无畏。但我们出生的家庭背景，一直以来都是要讲生存，要在物质生活上取得温饱跟安全感，比如说你要养家糊口，所以就会慢慢地一直去追寻比较安全的东西。

我的个性可能有缅甸带来的原始森林感、草根性、边疆地带的野，比如以前我们拍电影，比较野马脱缰，凶猛，粗糙，无畏。

这两个东西要同时并存，会自我冲突的。我是用外在的行为让它一直持续，我强迫我自己，我不想变得那么边缘，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独特跟创造性来自边缘，所以我不管多么不想去那些物质生活差的地方，都要每年去那边一个月捕捉影像。那是不舒服的，你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待久了，你不会想去那种比如说卫生环境差的地方。

我会逼迫自己去，让我自己保持某方面的创造性，不要随波逐流。但是另外一块，我对物质、对家人，很多的不安全感，会让我往主流的方向去走，让我和家人的生活不会匮乏，或者说至少不会过得太差。

所以我们这种人不愿意全面妥协，但是现实上你没办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电影的开创性上，我还是保有热情，想要去尝试一些个人电影、手工电影、粗糙的电影，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开创性的东西。

李安导演演讲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做艺术，要很放松，有时候不能太紧绷，用一个很自由放松的状态去创作，可能东西会不一样。但是到《灼人秘密》我都没有放松，都是全然紧绷有压力的。所以你在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到，那些人物都没有放松，它的状态就是很忧郁、很躁、很紧绷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背景跟他那个时候的状态。

电影有一点好玩的地方，是它可能不可名状地带入了作者真实的处境跟心境。故事是虚的，戏剧是虚的，电影也是假的，但是你当下的情感、状态、你的真诚，会不由自主地流入。

08 混淆体

有时候半夜醒来，咪弟偶尔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腊戌、台北，抑或是柏林、纽约。他的工作让他满世界跑，但缅甸带来的童年记忆，以及缅甸跟世界各地巨大的差异，都让这种流动的经验变得超现实，仿若梦境。

家乡，无论是外在视觉样貌，还是在咪弟的脑海中，都与很多现代化城市有着极大的差距。比如前一天咪弟还在纽约或台北，一个礼拜后回到缅甸老家，“我讲物质生活可能大家难以想象，我都会说视觉面貌是震撼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这样的离散、流动、迁徙中，咪弟渐渐和导演赵德胤重叠，成为一个复杂、混淆的共同体。在接近4个半小时的连续采访后，他也在我眼中慢慢模糊、重叠。

我仿佛看到他在仰光郊区的破败码头旁，看着外海那头的居民每天搭渡轮去仰光上班，他的镜头对着渡轮上卖东西的小孩和他的家，家里用竹子搭作的床下，流动着一道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