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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场域视野走进《沉沦》

    时间:2020-10-05 04:03: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郁达夫的《沉沦》称得上是除了鲁迅《狂人日记》之外“五四”时期最值得关注的小说,小说以其对性行为和性心理的大胆裸呈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成为五四时期轰动一时的作品。一直以来,对《沉沦》的讨论多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勾连开新文学背后一系列重要的相关议题。通过梳理当时对《沉沦》的阅读和传播过程,以返回现场的方式重新审视《沉沦》对新文学场带来的影响,这一文学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背后的场域逻辑则被揭示出来。

    关键词:布尔迪厄;阅读场域;郁达夫;《沉沦》

    作者简介:季焕(1996-),女,汉族,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02

    一、在新文学阅读场域下召唤理想读者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理论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文化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而阅读场域便是文化场域下的一个次场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关系的小空间,而新文学阅读场域的磁力与效果,则是这次场内多元行动者的对话关系带来的。

    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真实展示是郁达夫小说的重要特征,然而也正是因为涉及到身体欲望与私人空间的暴露,让《沉沦》一经出版便引起轩然大波。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场域”展示的是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参与着某种斗争,构成相互竞争的关系,以期获取资本,改善自己的场域位置。因此,作为各种不同社会空间的参与者,新旧文学的作家和读者都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场域关系之中,在普通读者与经验读者观点的争议中,经验读者周作人通过阐释《沉沦》,把对《沉沦》的消极舆论转变为积极舆论,从而进一步影响普通读者,召唤理想读者,这一文学阅读传播事件的背后往往折射出一个交织纷杂的权力关系网络。种因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沉沦》的公开评论,这上面的观点可以代表普通读者对《沉沦》的社会观感,虽然对其中的“灵与肉的冲突”“自由恋爱”表现了一定的理解与善意,却对《沉沦》中过于暴露的性心理有着很强的不满态度。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是对《沉沦》普遍的一个态度。虽然《沉沦》一经出版便热卖,但这并不代表《沉沦》这一私语性质的文学作品被纳入到了新文化思想框架之中。像郁达夫《沉沦》这样的自传体小说,可以说把文学的私人性质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对私密的个人心理包括潜意识的表现,使郁达夫的小说大大超过了此前文学的私人性的一般尺度。将个人真实的身体推向公共空间,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空前的颠覆性与反叛性,这无异于向中国传统文化中隐藏压抑个人身体欲望的文化氛围中丢下了一颗惊雷。

    针对《沉沦》中被人诟病的性描写,周作人针对性地为其辩护,在刊物专栏开篇即说《沉沦》的性暴露并非不道德。周作人通过引用外国经典话语文本为《沉沦》辩护,是一种为新文学场域捍卫话语权利的斗争策略。他引用了美国批评家莫德尔在《文学中的色情》中的观点,将《沉沦》纳为“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其中的性描写看作是作家潜意识动机下必要的文学表现,并把《沉沦》与《留东外史》中的性暴露描写进行对照,以一种“文学与非文学性的标准就在于有无动机”[2]的创作理念否定了《留东外史》。在早期新文学界,新文学家对涉及个人、身体的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似乎都选择了小心翼翼甚至逃避的态度,性道德在早期新文学中面临集体失语。在新文学一种以文学改革联动政治改革的整体文化夙愿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3]这也使新文学对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浮出水面,新文化期冀的读者群体是有理想,身体健康,关心时局的“新青年”。所以茅盾才会在回信《小说月报》的读者时回避谈论“性”的问题,并对《沉沦》上的描写缺陷因误会对中国青年的恶影响而颇有微词,这正是担心《沉沦》中的私人话语走向公共空间之后对新文学、对“现代中国青年”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能进一步生发出《沉沦》作为五四新文学版图下的“新”的价值,周作人通过援引对西方波德莱尔的诗歌批判,以《沉沦》是“受戒者的文学”,将对性问题的理解视为对个人心性养成具有规训作用的一种后天习得能力[4]。而这性道德能力也区隔了那些在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上与新文化道不相同的人,在周作人的阐释中,其实就是把这种读者的性道德能力作为新旧文学划分的筹码,以退为进,将对《沉沦》的辩护拉回到了新文学的主流价值轨道。对读者的规训中召显期待,显现出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对理想读者的期冀。

    二、阅读场的背后——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斗争

    在当代社会当中,文学场域扮演特别的角色,并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義。这个特殊的场域,尽管远离社会其他场域,特别是远离政治和经济场域,但它以巧妙的方式,迂回地参与了社会的权力正当化和再分配的斗争,“场域位置表现的是权力属性而不是空间概念。”[5]布尔迪厄明确指出:“文学或艺术场域是一个各种力量存在和较量的场域。” [6]而《沉沦》文本从进入文学场引起争议再到平息争议的这一过程,编织出了一个在新文学场中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尽管在这一文化场域当中,利益和欲望往往是在以非常曲折与隐蔽的方式表达,但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斗争却毫无隐含地被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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