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注水于地

李存刚

中大街2号

中大街2号是天全县妇幼保健站旧址现在的门牌号码。在天全县妇幼保健站所在的无名小路成为街道最初的若干年里，及至我到县城工作的时候，一直叫作环城路。路的西侧便是县城，東侧是大片的稻田。即便是到了现在，环城路变成了中大街，街道东侧的稻田里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不过区区五万，实实在在只能算作一个小城。这其中，妇幼保健站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先是由城边（最东侧）变成了城中心（中大街2号），到后来，干脆从中大街上搬离，让中大街2号彻底变成了一个旧址。

环城路是向阳大道和挺进路之间的连接，作为县城的两条主干道，向阳大道和挺进路均笔直而宽阔，却不平行，越往城尾越有相汇的趋势。环城路连接在两条街的中上部，有些像一副倒放在地的拐杖上横着的握柄。

妇幼保健站是一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可能是更早之前建成）的一栋五层楼房，坐落在环城路西侧的凹地里。站在环城路上看的时候，它就更加地低矮了下去。站在高处的环城路上，一眼就能瞅见楼顶立着的几个大宇：县妇幼保健站。“县”宇前面应该就是这个县份的名字——天全，但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从我见到的时候起，它就已经是这个样子。房子的外墙呈淡黄色，有可能最初是白色的，经年的风雨让它初妆不再：墙面明显是很久没有粉刷过，有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青黑的水泥墙体。整栋楼房，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放大了若干倍的方形金属玩具盒，被它的小主人玩够了丢弃在那里，一些时日的风雨侵蚀过后，便变得锈迹斑斑。

一九九四年，我从四川省雅安卫生学校毕业，幸运地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单位里暂时没有多余的住房，医院领导对我说，将就一下，暂时住下再说吧，那是我们的友好单位。随后，我就被带到了这个巨大的金属玩具盒里。

我的房间在妇幼保健站底层最靠近右侧的角落里，门框上横挂着一块塑料牌子，上面写着“中药库房”，四个大宇呈醒目的绿色，尽管积满了厚厚的烟尘，依然清晰可辨。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办公用过的旧木桌和一根小方凳，除此便再无他物了，因此尽管房间不足十平米，我依然觉出了它的空荡。这感觉从我入住的第一天起就植根了下来，一直到我离开，一直顽固地存在着。我明白，那时候，我所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张床而已。中药库房没有一点家的模样，但有了它，我就不是一个无家可归无可依靠的人。

从跨进中药库房的那一刻起，我就闻见了房间里弥漫着的中草药气息。淡淡的，若有似无，却又不绝如缕，让我不时生出一种置身于中草药花园的美好错觉：更多的时候，它饱含着的泥土气息，让我想到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说不清为什么，反正就那么想起来了。

我同时想起的还有王家哥哥。邻近妇幼保健站的地方有一条小巷，巷口铺着一条供人车通行的水泥小路。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之前，曾有一次和王家哥哥一起进到小巷里去。王家哥哥和我一样来自溪头沟，比我早几年参加工作，也早我几年结婚。小巷里是一栋紧挨一栋的楼房，其中一栋就是王家哥哥新婚妻子的家。王家哥哥那时是寄居在那里。记得那次，王家哥哥亲自下厨做饭，还出门去买了卤菜，摆了满满一桌请我吃。那是我唯一一次进到小巷里去。那时候，我只顾着品尝满桌的菜肴，欣赏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屋子，根本无暇注意房子的具体方位。那时候我也不曾想到，我会被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并且被安置到几步之外的妇幼保健站里暂住。在溪头沟，王家哥哥和我既是邻居，也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在我从学校毕业之前，便听说他和小巷里的那位姑娘离了婚，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婚后的王家哥哥当然地从小巷里搬走了，使得我们在县城也成为邻居的可能，阴差阳错地未能变成现实。

对面那栋房子是妇幼保健站的家属楼，墙体比妇幼保健站还要破败和腐朽。一家家的窗口都晾着衣服，有风的时候，就轻轻地摇来摇去。到了吃饭时间，就有一阵阵撩人的香气透过窗口飘过来，时常让我忘记了自己是身在妇幼保健站的中药库房里。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拥有其中的一间屋子，守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差不多是在入住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明白，妇幼保健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寄身之所。

我在好几个休息日里巡视过走廊两边的诊断室，不时见到一两个挺着大肚皮的孕妇，在家人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慢慢悠悠地向前移动，仿佛生怕踩坏了脚下冰冷的水泥地板。没有病人的时候，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同行们就三三两两地站在走廊上，摆谈一些他们热衷的话题。我从他们身边经过，冷不丁地被突然传出的大笑声惊住。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出现收敛起自己，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偶尔有一两个朋友来中药库房看我。因为刚到县城工作，我认识的朋友极其有限，他们光临的时间更加有限。Y就是在那时出现在中药库房里的。Y来中药库房的时间和次数，比其他朋友加起来还要多。但我最初见到Y，却是在医院的诊断室里。她陪母亲去看患病多年的颈椎，我的师傅是她母亲的主管医生。具体的情形我是后来才记起来的——她母亲的病好些以后，Y也成了“病人”。但她一直没说出自己到底病在哪里，只是选在医院相对清闲的时间里挂了号，指名道姓要我给她看。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总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中药库房里装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我住进去后不久，它就熄灭了，再也没有亮起来过。因为没有找到足够高的梯子，无法修理。我只得另买了一盏台灯。Y不止一次对我说，真有意思。她大约是不能理解，房间里原本挂着灯泡，我为什么不打开，却只开了那盏光影朦胧的小台灯。Y告诉过我，她在一家国有企业做会计，她父亲是厂长，她家修了一栋四层高的楼房，她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她说，现在她家里就只有她和她父母，空房间有的是，如果我愿意，可以搬过去住。我看着Y，怀疑自己的听力是不是出了问题。Y看着我，见我没有回答，眼里的光芒忽闪忽闪的，渐渐就黯淡了下去。

我一直不知道Y是怎么找来的，而且还把我的作息时间弄得一清二楚。那些日子，我一下班回到妇幼保健站，打开“中药库房”里灰黄的台灯，去楼房另外一侧的卫生间里洗过脸回来，Y就出现了。有一次，我刚刚拔出锁孔里的钥匙，她就跟着悄没生息地挤了进门，在我身后无声而诡异地笑着，仿佛庆幸自己的阴谋得逞。我回过身去关门，却一下撞见了她，还有她无声而诡异的笑。我的心突突突狂跳起来。那一晚，我很迟才睡下，是就着床边的小凳靠着床沿睡的。而Y什么时间走的，我是真的不知道了，我能记起的，就是在我睡去之前，她对我说过一大堆的话，其间又笑过几次，她笑的时候，披肩的长发就那么随着她的笑摇晃着，波浪翻涌。她的双眼却是始终如一的，似乎有着坚定不移的目标。有几个瞬间，我几乎就要陷落在它们清澈无瑕的光影里去了。

第二天，等我睡眼惺忪地感到北城街（医院所在地）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那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

同事们不知道Y，更不知道为了躲避Y，每天下班以后我总要在外面游荡到很晚才回到中药库房。为此，先生特地为我买了一只闹钟，希望我再不要“展眠不觉晓”了，却依然没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先生既是医院院长，也是我到医院工作后的指导老师，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我的老师，我也就只好和同事们一样叫他先生。那时候，未来就像一条又深又长的隧道，日子一天天过着，来路依稀可见，但却怎么也望不到尽头。

一些时日之后，先生终于忍无可忍，让我搬回医院专门为我腾出的一间屋子里住。从住进中药库房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终究会离开，却从没想到过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接到通知那天，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中药库房里的一切，又以最快的速度住进了医院为我腾出的小木屋。没有一丝兴奋，也没感到一点失落。只觉得是在做一件必须要完成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完成它。

晚上躺在新铺的床上，依稀想见我离开以后，Y一次次敲响中药库房紧闭的门扉时的失望心情。这也难怪。Y选择了在我人生旅程中的那个时间段里出现，她失败了，但她的失败实在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北城街28号

一座两进的大院子，但没有想象中的天井：后院空阔，且有一条极不规则的边。否则，北城街28号就是一幢古意浓重的四合院了。

前院里有一块长方形的大池塘，占去了院子的至少一半。池塘里养着鱼，成群结队、不知疲倦地游啊游，不时有一条或若干条忽地腾空而起，露出洁白的肚腹，又啪地一声窜入水中，一阵细小的水花飞溅而起，又迅疾无声地落下。池塘里还种了荷，春末夏初，荷叶连天，白的、粉的、红的、淡紫的，各色荷花开满池塘，鱼儿们不知是在抗议荷叶挡住了照到水底的阳光，还是因为满塘的荷花而兴奋，游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欢畅，都要有劲头。

前院也就是医院的工作区。沿街是一栋四层小楼，门口挂着医院的门牌，白底黑宇，大门上方的天台上竖着同样内容的红色宇牌：天全县中医医院。底层的门洞被园地制宜地开辟成了一个小厅，左侧墙上镶着一堵透明玻璃，玻璃上挖出了一排塔门形的孔，那是医院的取药窗口，右侧的墙壁上也镶了差不多大小的一块透明玻璃，那是挂号收费处。池塘最左侧的一排小屋是门诊治疗室，小屋门前的木地板搭在立在池塘中央的方形水泥柱子之间的横杠上，水泥柱子之间装了高过人腰的木栅栏，到门诊治疗室的人，接受治疗的同时，就能观赏到池塘里的鱼儿和荷花。院子右侧是长长的花台，种了一排桂花树。树下就是医院鼎鼎有名的中医骨伤科门诊，花台后的长椅和走廊上，从早到晚，挤满了排队等候就诊的人。一九九四年七月，从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每天跟着先生在那里上下班。不久之后，那些桂花树便开了花，馥郁的香气越过长椅和走廊上涌动的人潮，一阵阵飘进诊断室里。

后院和前院之间是一堵水泥墙，中央凿了一个矮花瓶状的门洞。从医院大门进来，沿着池塘边往里走，穿过门洞和一个水泥柱子搭就的葡萄架，再往里是一栋五层小楼，住着更早之前到医院工作的同事。

借着水泥墙的分割，平面上的北城街28号俨然就是一个大写的“日”宇。偏偏在五层水泥小楼右侧的角落里，斜卧着一栋小木屋。小木屋起先立在后院右侧的围墙之外，隶属于一家我至今记不起准确名称和功能的小机构。后来医院扩建，需要占据小木屋的地基，早就废置的小木屋被放倒，而后搬到后院右侧最靠里的那个角落，重新矗立了起来。像书写者失手抖落下来的一笔，小木屋的存在，使得原本规整的“日”宇失却了应有的韵致，甚至已经不是个宇了。一开始，小木屋被用作扩建工人们的工棚和宿舍，医院的扩建工程结束，便又一次整理、粉刷了墙壁和楼板，翻盖了屋瓦，并在窗户上装上了钢条，摇身一变，也成了医院的职工宿舍，供像我这样的后来者居住。

小木屋紧靠着后院扩展后的围墙。我至今没弄清，小木屋在被移动之前，具体是哪年哪月立起来的。但在成为其居客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它裸露的柱子上风吹雨打的痕迹，越靠近地面的部分，表面坑坑洼洼的缺損就越多，也越深，那些坑洼及四周颜色深浅不一的木质里，甚至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虫眼，显然是长时间缺乏烟熏火燎的结果。

从围墙之外到围墙之内，小木屋似乎只是被移动一下位置，却是离田野更近了。一九九六年，我离开妇幼保健站的中药库房，入住到小木屋最中央的那间屋子时，正好是在春天，围墙外大片的农田里，开满黄灿灿的油菜花：油菜收割之后，便种上稻谷，秋天一来，满田野都是金黄的稻穗：入冬，被翻耕一新的稻田里，绿油油的麦苗涨潮似的，一点点将稻田染绿。大地就是一张设计好了程序的巨大脸谱，时节一到，便变换出一副新的模样，接着又变成另外一副。现在说起北城街28号，我首先想起的就是小木屋的围墙之外，时时映入眼帘、飘进鼻孔、传入耳朵的那些色彩、气息和声音。黄灿灿的油菜花、金黄的稻穗、绿油油的麦苗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些气息，既来自油菜花、稻穗和麦粒，也来自农人泼进稻田的肥料。

我好多次看到农人们背着木桶，慢慢悠悠地走过田埂，走进翻耕后的田地中央，一瓢一瓢，小心翼翼地将木桶里的大粪舀起来，倒进油菜或者水稻或者麦苗垄，空气里荡漾着浓浓的粪臭味。小木屋里住着的，有一位是城里出生的女同事。每当这个时候，就看到她一只手紧捏着鼻翼，一只手飞快地紧闭了门窗，恨不得眨眼之间就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起来。可到了田地翻耕，或者农人们收割稻谷的时候，一听到农人吆喝耕牛时悠扬的吼声、耕牛的哞哞声、稻谷捆击打在木制半桶上发出的节奏整齐的嘣嘣声，她又急不可耐地伸长了脖颈，甚至端来小凳，放在走廊上，分明已经站到小凳上了，还恨不得脚下长出一条更高的凳子来，好即刻把自己的双眼送到视野足够宽阔的高度，以便能把围墙外的一切尽收眼底。围墙外的粪臭味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很长时间才会散去，大约是自己的鼻孔和手指都经受不住长时间的捏和被捏，或者是知道再怎么躲避都于事无补，没多大一会儿，女同事掩在脸颊的手指，便不情不愿地松开了。没过两天，也便不再门窗紧闭了。

我在小木屋住了差不多两年。两年间，有同事住进来不久，就因为结婚或者找到了新的住处搬走了。新住进来的同事，因为都在同一个院子里上下班又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很快就和我们这些老居客熟络了起来。每到吃饭时间，要不是我们去蹭那结了婚的两户同事家的饭，要不就都把自己做的饭菜盛在碗盘里端出来，挨挨挤挤地放在一张桌子上，一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摆些山南海北的“龙门阵”。有一天，我下了班，从前院回到小木屋，先生便跑来找我。那是晚饭时间，同事们正把饭菜端上桌，我去了小木屋最靠里的厕所。先生呵呵笑着，对同事们说：“他还不如舀两碗直接倒进茅坑里去呢。”先生是以为我刚吃过饭就去了厕所。我从卫生间出来时，先生已经离开了，同事们围坐在桌前，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同事把先生的话复述了不到一半，就笑得险些岔了气。等我明白先生是为了一个病人找我时，顾不得满桌的大笑声，丢下碗筷，朝前院的门诊楼飞奔而去……

小木屋由五间小屋子构成，我住在最中间。按照现今流行的说法，那是绝对的“C位”。

墙壁起先是木板镶成的，小木屋从围墙外移动到围墙内，供给我们居住之前砌成了水泥砖墙，表面抹了白色涂料，还在前一小半间左侧加装了一堵墙，隔出一条供后一小半间进出的过道，也是水泥砖墙。白色的涂料抹满了全部墙面。阳光明媚的时候，门窗大开，便可看到过道天花板的两三个角上挂着蛛网，粘着厚重的灰尘。到了晚上，即便前后两小间屋子都开着灯，过道里依然黑漆漆的，那些蛛网自动隐没在了黑暗里，洁白的墙面也仿佛着了色，像老家的土灶间长时间烟熏过的墙壁。

小房间进门右侧、过道的尽头，分别又开着一道木门，每晚睡下之前，我和住在前面一间的阿牛便多了一项工作：检查我们共用的门是否关闭。可很多时候，当我们第二天早上相继起床时才发现，前面的那一道门是开着的。一直到离开，我们房间里的东西也从来没见失窃过。那时候，我们也实在没什么东西值得小偷光顾的。

那时候，沿海城市已经炙手可热的“商品房”大潮还没来得及蔓延到这个川西腹地的小县城，把用来居家过日子的房子作为商品，像衣服、菜蔬、鸡鸭鱼肉那样明码标价，公开售卖，对绝大多数县城人来说，还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就标志着我是一个“吃国家饭”的人，我的住房问题当然得由我就职的医院解决。妇幼保健站的中药库房和北城街的小木屋都属此列。在我居住了差不多两年以后，当先生问我，是否愿意从小木屋出来的时候，我的反应是相当平淡的。

先生说“出来”，就是要我从后院的小木屋搬到前院来。我这才知道，门诊楼面街的四楼最初曾作为职工宿舍使用过，这么些年一直闲置的原因是，多年前有过一起凶杀案。案犯是一名少年，被害人是一名刚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年轻护士。门诊楼四楼有四个房间，一天深夜，少年爬上楼梯，翻进最靠里的那个房间。住在那个房间的另一名年轻护士睡得太死，少年翻箱倒柜都没能把她吵醒，这也无意间助长了少年继续翻箱倒柜的信心。少年后来就越过那个房间的阳台，翻进了隔壁的房间里。因为是摸黑，少年翻进隔壁房间的时候，碰到了什么东西，当她打开手电，发现房间里杵着个陌生男孩时，便开始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呼喊。年轻护士叫了没两声，就没再出声了。少年死死地扼住了她的喉咙，她拼命地张着嘴，却发不了声。

另外的三个房间已被比我更早些时候进到医院工作的同事选走，剩下的便是年轻护士不幸遇难的那间。先生在征求我意见的同时，把这则旧事讲给我听，是要我自己做出选择。我望着先生，亳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拿到房门钥匙的第一天，晚上下了班，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打扫房间里的卫生。先把满屋子的垃圾扫到一起，装进撮箕，端到医院大门外倒进垃圾桶里。地板上的尘土实在太厚，我用拖把拖了两遍，越拖感觉尘土越多。我找来一根长长的水管，接在走廊尽头的水龙头上，一边放水冲，一边拖洗，水泥地板很快变得光洁起来。我正兴奋着，只听见楼下猛地里传来先生的大吼：“你只管自己方便，就不想想底下的人怎么过路？”及至现在，我早已搬离了北城街，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想起在县城有过的几处居所，那夜那哗哗啦啦的流水之声宛在耳边。

我在北城街28号度过的时光大致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以一九九八年秋天，搬入门诊楼四楼为界，上部属于后院右侧角落的小木屋，下部则在门诊楼四楼的房间里。从决定搬离小木屋的那一刻起，下部的时光便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記在日记本上的人和事，总是东一段西一块的，毫无连续性和规律性可言，更谈不上一丝文学作品所必须的美感。但有几件事，被当事人和旁观者一再反复说起时，感觉比我在日记本里记下的还要生动，还要让人回味。我只能隐去部分当事者的姓名，转以字母代替，聊记几笔：

两个女孩

A是通过一位好心的同事介绍认识的。同事也曾经是门诊楼四楼的住户，后来搬到了后院的五层小楼里。见我一直单身，便把A介绍给了我。A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那时正在函授学习，准备拿大学文凭。和A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渐渐发觉她不是我内心里希望一起走一生的那个人，于是草草地结束了相处。B有一双亮汪汪的大眼睛，一说话就满脸通红。B的话不多，在有我和她同时出现的场合，她总是比我还沉默的那个人。B在我之后分配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一天晚上我酒后回家，路上遇到B，她第一次笑着和我打过招呼。我看着她，在她已经转过身，就要离开。我叫住了她，然后一宇一句地告诉她，我喜欢她。B大睁着双眼，惊奇地望着我，好像是被我的话吓住了。巧合的是，B那时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C位”小木屋，这让我在酒醒后去敲响B的房门时，丝毫没有去到陌生之地的局促感。B后来成了我的妻。

飘忽

C有一张俊朗的面孔，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喜欢踢足球，到医院工作以后还入选了县代表队，多次外出参加比赛。在足球场上，C的位置是前锋，当他通过飘忽的跑位，觅得射门机会时，总会引发满场的喝彩和尖叫，时间长些后，即便不是在球场，C依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一次，一名男子气势汹汹地跑到门诊楼四楼，要和住在这里的一位同事理论。男子被得知消息的另一位同事堵在楼梯口，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C出现了，只见他挥起拳头，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朝男子砸去。男子后来终于被劝阻了下来，答应不再找那位同事，但要求必须要打他的那个人出来道歉。问男子是谁打的，男子张着迷茫的双眼，说不出来——C挥过拳头之后，就连挡在楼梯口的同事都没反应过来，就跑得无影无踪了——C突然出现，眨眼之间消失，男子根本没机会注意到。只得不了了之。

酒精的作用

搬到门诊楼四楼，来找我玩的朋友就渐渐多了起来。那次我们都喝了不少酒，酒后接着打牌。因为人多，又只有一张桌子，春彦和国平都没能抢到打牌的座位。春彦是我到县城之后认识的新朋友，县城里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我们的牌局刚一开始，春彦便被国平追赶着，嚷着要和他“深入交流文学”。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围着桌子不停地转圉，我们正在进行的牌局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又一次次重新开始。国平是一名中学教师，从来就不写作。我们都知道，作为追赶者，国平也不是真要向春彦学习如何写作，他只是觉得和春彦聊天，尤其是谈论写作，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情罢了。春彦似乎并没觉得好玩，或者他那时也已经觉出国平一直以来的嬉戏本领。在酒精的驱使下，国平便成了追赶者，而春彦则成了被追赶者转了一圉又一圉。

安居南路2号

安居南路2号决然不同于中大街2号。因为它是新千年伊始才修成的医院宿舍楼。在时间上，安居南路的存在比环城路（中大街的前身）要晚了至少二十年：在地理位置上，安居南路处在县城更东侧，它出现的同时，中大街的所在便变成了县城中心。

也因为安居南路2号里，有我平生所拥有的唯一一套“集资房”。需要我筹措的资金是五万多，多出的零头是多少我忘记了，但资金的筹措过程却是历历在目：我和妻都来自农村，老人们供我们读书，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我们又都参加工作不久，尤其是我，一直都是“上月吃了下月粮”的主儿，个人的积蓄几乎为零。最初接到集资建房通知时，我曾想过放弃，可那时我和妻已着手准备要一个孩子，我不想孩子一出世就住在门诊楼四楼老旧的房子里——那起原本遥不可及的凶杀案，竟让我生出一丝莫名的不安。又听说医院也将随同搬迁，便只好硬着头皮报了名。然后和妻分头行动，挨家挨户去了亲戚朋友家。为了防止记忆出现意外，妻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每借到一笔钱，便将数额、借到的日期和债主姓名等信息一一记录。本子至今仍被妻鎖在家中的抽屉里，索引着我和妻一起走过的那些日日夜夜。现在，本子的纸张已渐渐发黄，页面上的字迹开始模糊，看着本子上的一串串不长的数字和人名，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我曾经险些被五万块人民币击溃。事实上，就是放到现在，像我这样靠每月的薪水过活的人，要积攒出五万块人民币，仍旧不是一件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事情。

医院宿舍楼是安居南路上最早耸立起来的两幢建筑之一。另一幢建筑就是医院宿舍楼对面，是县城里那时候最高档的宾馆。宾馆的大门朝向安居南路，正好和医院宿舍楼大铁门隔街相望。自打报名参加“集资建房”以后，我就一次次从北城街28号赶来安居南路，看着两栋宿舍楼像城垛一样，一层层垒高，盖上琉璃瓦，装上门窗，一直到从医院领导那里拿到早就分配好的房门钥匙。那时候，除了宾馆和医院宿舍楼，安居南路两侧还是大片的稻田。春天里，满稻田开满黄灿灿的油菜花，油菜收割之后种上了稻：一入秋，稻田里便挂满金黄的稻穗。

安居南路2号有一道双向对开的大铁门，门上挂着金属门环。大铁门左侧的门柱上方，贴着蓝底白宇的“安居南路2号”。大门两侧是高过人头的围墙。大门上方、围墙顶端和宿舍楼顶，都盖上了一圉天蓝色的琉璃瓦。站在街面上，即便是初来乍到，即便没有注意到大门上方蓝底白宇的门牌，也一眼就能辨认出安居南路2号来。倒退若干年的时光，双向对开的大铁门、门上挂着的金属门环、琉璃瓦，都曾经是县城里随处可见的寻常事物，现在却日渐变成了一种稀罕景致。看起来，设计者似乎只是稍稍利用了一点“时间差”，便让医院宿舍楼独树一帜了。置身于这样的时空变换里，时时觉着恍若隔世几乎是必然的。至少，在我作为安居南路2号的居民跨进大铁门的那一刻，我就感觉自己是走在一个古意盎然的大院里。

宿舍楼是并排的两栋，六层楼高，四个单元，四十八家住户。户主都是医院里的同事。当年所付出的“集资款”都是同一个数目，差别主要在资格，即是由工龄（或院龄）和职称按照不同分值组合而成的具体分数，双职工家庭予以适当倾斜。若单纯依据前者，我和妻属于当然的“顶天立地”者一类，可一“适当倾斜”，我们就从一、六楼“适当”到了二、五楼，我和妻商量了一下，毅然决定选择最后一个五楼，而把最后一个二楼留给了一位年近退休腿脚不便的老同事。从此，“安居南路2号2单元5楼10号”，便成了我至今栖身其间的邮政地址。

相比于中大街2号的中药库房、北城街28号的小木屋和门诊楼四楼，我现在住的楼层无疑是更高了，目光可以放得更远。即便是到了现在，安居南路、乃至整个县城不断有更高的楼宇耸立起来，我依然可以透过窗户，清楚地望见摇篮样围拢在县城四周的黛青色远山。山都算不上高，却足可以让县城里最高的楼宇相形见绌。我同时还能看到宿舍楼后面的林子，林子另一侧便是医院办公楼。林子是两栋楼之间必不可少的隔离带，主要由竹子和水杉组成。那些竹子和水杉起先都还是一人多高的幼苗，渐渐就越蹿越高，越来越茂密，大有与医院办公楼和宿舍楼比高的架势。

2001年4月28日，我结束了在北城街28号五年多的生活，成为第一个搬进安居南路宿舍楼里的人。早就得知消息的朋友们纷纷跑来帮忙、道贺，晚餐挤了满满两大桌人，喝掉了整整两大箱白酒。我中途就醉得不省人事，被朋友们架到婚床上。那时已怀孕的妻为我输好液，却一时找不到挂输液吊瓶的地方，朋友们找来一枚大铁钉、一把小铁锤，三两下就将大铁钉钉在了床头的墙壁上。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看到洁白的墙壁上钉着的大铁钉，不由分说就拔了下来。手边没有起钉工具，只得徒手。结果，大铁钉是拔下来了，却在墙壁上留下了个婴儿拳头大小的窟窿，仿佛一个人摘去眼球后空洞的眼眶。

随后的五月三日，我和妻大婚。

同年十二月八日，女儿小溪出生。

一个人一生中若真有什么大事，结婚、为人父母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二00一年五月三日这天，妻老家的亲戚、我老家的亲戚、获知我们结婚消息的朋友，纷纷聚拢在安居南路2号的院子里。那是寂静的安居南路2号投入使用之初难得的几个热闹时刻之一。有微笑和祝福，也有赞许和期盼。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是我新房的“债主”。我和妻被重重喜悦包裹着，世界仿佛一汪满溢的深潭，甜蜜和幸福，深不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