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岛爷爷”的海峡考古情

陈仲玉 黄运明

黄运明：陈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怎么走上考古这条路的呢？

陈仲玉：怎么会走上考古这条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很复杂的，说来话长，这里只能长话短说了。我1953年高中毕业，那时候的台湾，考大学非常困难。整个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其他全部都是学院。学院也没很多，如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台北师范学院等，其他还有一个工业专科也在台北。那时候也没有联考，你每一个学校你要上的话你都要去考。总之就是录取率很低，很难。我第一年大学没考上，第二年又没考上。我父亲只好叫我去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小职员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假如一直这样的话，我一生恐怕就完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当时在台湾大学读书。他说台湾大学有很多台北本地的学生，虽然学校都配有宿舍，但一般都空着。我可以住在台大的宿舍里，一边工作，一边补习再考。当时我父亲是小公务员，在台湾烟酒公卖局的屏东酒厂。他在日本投降之后就从福州去了台湾，跟他的长官一起去接收屏东酒厂。我如果要去台北半工半读，至少要先找到一个工作。当时就在报纸上看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要招考一个画图技术员的消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画图很感兴趣，所以就去报考，结果考上了，成为史语所的一名技术人员。我进了史语所以后，就不太可能再去读书了。而且又去服兵役，当了两年空军士官。服役回来，就一直在史语所待到了1964年。

正好那时候台湾要走经济路线，发展贸易，要把纺织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推出去。那一年的春天，在纽约有个“世界博览会”，我们史语所、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这四个单位联合在博览会办了个文物展览。所里派我去监护古物的展出，我就从1964年春天开始，去美国整整呆了21个月。这个机会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美国那时候正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到美国以后，感觉自己像井底之蛙，那时候我就立志，回到台湾以后一定要好好振作一下，还是做个研究人员比较好，反正我已经干了考古这一行了嘛。所里的老师也很支持我这个想法，所以1965年的冬天回到台湾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去上学。

但其时我已结婚生子了，只好去上夜校。我就进了台湾师范大学夜间部历史系。那时候只有台湾大学有考古人类学系，但台大又没有夜间部，在台湾师范大学我只好选择相近的历史系了。

其实我在纽约的时候就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上了一年的人类学课程。本想回到台湾来转学，结果没成功，因为那个时候非常严格，很多人考都很难考进去。台湾师范大学夜间部需要念五年。毕业以后，我考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

1965年我回到台湾以后，史语所的所长是李济博士，中国考古学之父。把我调去做他的研究助理，所以我变成了李济所长的入门弟子。李济先生他们老一辈的训练都是非常严格的。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大学开课，我正好是研究生，也上了他的课，不但是他的入门弟子也是他的学生。上台湾大学硕士班时，其他好多授课老师也都是我在史语所的前辈。这些老师们比如高去寻先生、石璋如先生都非常支持我。所长屈万里先生特别把我的情况上报给“中央研究院”的钱思亮院长，钱院长批准让我引用研究人员的进修条例，带职进修；
我有课就上课，没课就回来史语所上班。所以一方面我在台湾大学念了三年，拿到硕士学位，一方面做李济的研究助理.毕业后顺利地转到研究人员系统，成为助理研究员。史语所职称晋升是非常困难的，十来年才升一级，慢慢才升到研究员。这就是我开始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的经历。

黄运明：能谈谈后来怎么选择专门做台湾地区考古，以及福建沿海的岛屿考古呢？

陈仲玉：史语所对研究人员非常开放，进去后你有什么兴趣就去做你自己的研究就是了，也没有人管你，也不要签到、打卡。但是每年一定要提出一篇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这篇论文就很严格，一定要写出来，让人家看你的纸本。

最初高去寻先生、石璋如先生都想让我去做安阳研究。我因为资料都在他们手里，研究起来不是很方便，后来他们也叫我做汉代考古。汉代考古那时候非要大陆的资料不可，这些资料很难得到，虽然当时史语所里也会从香港买来《考古》、《考古学报》、《文物》等这些杂志及书籍。

其实我这一段机遇也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我后来会转入台湾地区的考古呢？正好这个时候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大众就感觉一定要设立一个管理“遗址公园”的机构.目的就是控制土地乱开发，试图把一些地方的土地划成“遗址公园”，以便于保护。每一处“遗址公园”的成立之前，一定要做各项资源的调查，人文史迹的调查也是其中之一，就等于是一个大陆叫“项目”，台湾叫“计划”。由于我受邀做了许多人文史迹的调查研究，因而慢慢就转到做台湾地区的考古学，也就没再做汉代考古了。

同时，那时候正好是史语所考古组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时候，臧振华先生在他一进史语所时，就得了哈佛一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去了哈佛大学，所里那时候等于没有人做台湾考古这一块了。

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张光直先生曾经主持“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他这个计划大概只执行了三、四年，做了浊水溪中下游就断了，而上游部分还没有做，我后来就接着去做浊水溪上游。在上游地区发现了19处的遗址，其中包括[曲冰遗址]，成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后来我就转变到做台湾考古，就没有做汉代考古了。也不做安阳考古，安阳考古其实那时候分开的，侯家庄这些资料是高去寻先生在接手做，主要是整理梁思永先生的遗稿。小屯的资料是石璋如先生在做，所以我也不可能做安阳。

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变成做台湾考古的过程。那几年经常是接院外的台湾考古项目在做，基建工程相当多，我疲于奔命。后来臧振华回到台湾了，再后来刘益昌也进到所里来了。我一看他们都是考古科班出身的，而且做得相當不错，我就想转到做海洋考古，所以我去金门岛、兰屿岛、马祖列岛，甚至东沙群岛、南沙太平岛等岛屿考古了。

黄运明：作为地地道道的福州人，能不能谈谈您在福州记忆比较深刻的事？还有就是，我注意到，您的好几次学术报告中都提到Kuoh-da（福州昼民）这样的福州因素，所以，您认为您作为福州人，在您从事海峡两岸史前考古的工作有没有什么特殊性或优势？

陈仲玉：我离开福州的时候是14岁，所以我对老家的印象还很深刻，后来去的台湾上初中。我小的时候爱玩，爱玩的话就会懂很多，知道很多福州的乡土人情。比如说我们这次去的将乐，将乐附近不是三明市吗，我小的时候就去过三明市，因为我生长在福州，那个时候日本人两次进攻福州，省政府马上撤退，我父亲就跟着撤退到三明永安，所以我去过三元区，沙县也住过，永安也住过，这三个地方都住过。我是在沙县上的小学一年级，后来回福州上四年级。那时候跟本地的小孩子玩.就学它们讲的话，我的感觉是你从三元，跑到沙县，语言马上不一样了，语言复杂，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全现在人类学的话来说，语言就是人群，语言就是文化的重要要素。如果一个语言断了，它的文化就断了。福州现在已经很少人讲福州话了，慢慢的福州民俗文化也就容易断掉了。所以从小到大，我对福州、三明的印象都非常深刻的。

我对“蛋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小的时候在福州，我们这些小孩子不懂事，唱很多儿歌是讽刺“蛋民”的，比如《无情无义的曲蹄仔》，这是一种带歧视的儿歌。所以我就注意到了“蛋民”和我们汉人是两种不同族群和文化。而且我们汉人对“蛋民”是非常歧视的，“蛋民”一般是不能上岸的，只有正月初一到初三才可以上岸，一般是女人带着小孩，手提篮子，唱着他们的吉祥话的歌曲，给我们汉人贺年，我们就会给他一些瓜果。所以说“蛋民”是和我们汉人不一样的族群。

我们那时候去沙县、永安，根本没有公路，只有小路，汽车不通。只能坐船，船都是那些“蛋民”的船，是尖底的船。船可以坐四五个人，前面一部分载客，他们自己一家人也都住在里面，窝在那里睡。船队是从福州洪山桥出发，一路撑篙，到达南平后走沙溪。

船队因为动力靠撑篙与摇橹，走得很慢，要三四天才到沙县和永安。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路途中要拉纤，因为船队要经过浅滩和激流，单靠撑篙是绝对不行的，这时候就要靠拉纤。所以它一出发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至少是三艘到五艘船只。到一个要拉纤的地方，船队就先停靠在岸边，所有人都下船。女人们会下船走，男人们，包括大一点的男孩，都要帮忙拉纤，就这样一路拉过那个险滩，然后所有人再上船出发。

路途中我印象中有这样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件是，我母亲和我妹妹坐在前面一艘船，我和我父亲坐后面一艘船。我母亲前面那艘船破了，水马上就灌进去了，整船人都泡在水里浮着。这艘船很快就被靠上岸了，然后整个船队帮助他们把船翻过来去修补，修补后继续出发。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因为日本人进攻福州，两次逃难都逃到了三明的三元，最后一次是逃到永安。那次回家路上，那个时候还记得是8月15日晚上，坐着“蛋民”的船，晚上停歇在一处沙滩，根本没有人烟。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想到了南平，是个大城镇，可以去好好吃一顿；
结果路边的店铺都不开，街上行人也很少，遍地的鞭炮屑。问了路人才知道，昨天晚上日本投降了，全城狂欢。那时我们正在荒郊野外，就得不到这条天大的好消息。

我作为福州人.那后来怎么会转到福州附近的连江马祖岛的研究呢，一方面是我个人的一个意愿。当时马祖和金门一样，早年是军事管制区的时代，很难做考古工作。1980年代初期撤销了这个军事管制，所以我先去做金门列岛。

马祖这个地方呢，我也一直很想做，因为那里讲的是福州话。我想我这个福州人到了马祖不就等于回老家差不多了吗？

有一次，台湾办了一个考古人才培训班，希望各个地方的考古人才多一点。我是那一届培训班的授课讲员，我发现其中有一位学员叫王花悌，是来自马祖的中学老师。与他聊天，相互认识了。后来我就带我的两个助理去马祖做访问.想了解一下马祖的情况，这次行程也是由王花悌安排的。过了两三年以后，正好委托我和刘益昌分别作为主持人和协同主持人，去做马祖、金门两个地方的考古遗址调查。所以我就有机会去马祖做文物普查。在马祖做考古，因为我是福州人，都一样讲福州话，马祖当地人都把我当乡亲看。2001年马祖调查的时候，我已经从史语所退休了，退休以后改为兼任研究员。王花悌介绍我认识了马祖民俗文物馆馆长潘建国先生。2003年秋，潘馆长找到我，说民俗文物馆2004年元旦要开幕，请我在开幕当天下午做一场演讲，我也答应了，因为我做了马祖地区的考古遗址普查。在我来马祖做文物普查之前，这个地方的历史，当地人怎么推最早也只能到元代。马祖有一个庙，庙里有块石碑，碑文：“林酉才喜舍中统钞二十贯”，“中统钞”是元代的钱钞。经过我的普查，我发现了炽坪陇遗址，这处遗址的年代能早到距今6000多年，把马祖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到了6000年前。因此我就在民俗文物馆开幕当天做了个题目叫《从考古遗址谈马祖列岛的历史》的演讲。

同年夏天，他们又请我做个项目，专门去发掘炽坪陇史前遗址。后来又做了菜园里遗址的发掘。菜园里遗址是历史时代的遗址，它的年代是唐末到元。所以对于马祖的调查也好、发掘也好，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是福州人，会讲福州话，在马祖做工作就非常有用，关系也处得很好。马祖地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交通很不方便，机场很小，跑道很短，只能飞小型的飞机，经常因气候不佳，飞机就停飞。所以别人不敢接马祖的工作。他们在台北还要教书什么的，史语所如刘益昌他们平时都非常忙，如果因交通原因耽误三五天，就不好做工作了。而我正好退休了，有时间去做，在马祖民俗文物馆也有一间工作室，我在那里就可以住下来。所以对于我来说，让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在马祖的工作中。

黄运明：我们知道，台湾很多人都尊稱您为“亮岛爷爷”.足以说明大家对与您发现和发掘亮岛遗址所做出的贡献一个认可.能谈谈关于“亮岛人”发现和发掘的经过吗？

陈仲玉：马祖列岛中的亮岛，自古即是一座少有人居住的小岛。由于地处偏僻，海流湍急，风浪大，船只停靠不易；
加上早年常有匪盗出没，故虽然周围海域鱼货量丰盛，却少有人烟。虽然偶尔有渔民短时间来此捕鱼作业，但无长久居民。清代的文献出现的“横山”一地，指的就是该岛。从马祖渔民的口述中亦可以得知，“横山”自古在他们的生活范围中。主要为季节性捕捞鱼、贝类，尤其盛产黄鱼。人群活动的时间，多在农历四月半到七月半之间，且不做长久定居。亮岛地理位置正好在北竿岛与东引岛的中间，与两者各距约27公里。该岛在1950年代被称为“浪岛”，1966年改名为“亮岛”。2011年7月，当时连江县杨绥生县长有一次上岛时，注意到在“百胜港”上方，道路旁的边坡断面上有贝冢遗留现象。遂通知我，组成“马祖亮岛考古队”，于是年9月8日，登亮岛调查该贝冢之重要性。经过地表文物遗留与文化层现象观察，初步判定“百胜港”确是古代贝冢遗留；
其年代则在明清年间，属于历史时期的遗址。更重要的是另外在该岛北部“岛尾”的一段路边，又发现贝冢遗留。这处嗣后被命名为“岛尾遗址”的地点，除了发现相当古老的陶片之外，尚有人类头盖骨三片；
经过初步的判断，应是一处很早的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嗣后又发现另有三处遗址地点，合为“亮岛岛尾遗址群”。岛尾I遗址所采得的贝壳标本，经过碳十四的定年，距今约在7，900-7，500年间。这是“亮岛岛尾遗址群”与“亮岛人”发现之始。而“亮岛人”1号人的定年，约在距今8，300-8，060年，“亮岛人”2号人的定年，约在距今7，500年。

黄运明：亮岛人的发现，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体质人类学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陈先生在发现、发掘和研究“亮岛人”过程中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特别是陈先生运用体质人类学角度，成功地萃取“亮岛人”1号人骨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以及2号人骨线粒体DNA，您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这些发现与福建沿海的海洋族群联系在一起.能具体谈一下吗？

陈仲玉：我这次到将乐参加的“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就发表了一篇论文的题目一《从亮岛人来看全新世早期海峡两岸的族群》。我提这样的看法是：第一个，基本上是因为他们两个单倍群不一样，显然他自古那么早就已经是两个族群了。而且，我用语言学家的研究看法，福建闽江流域的水上人家族群.自称“曲蹄”：闽南九龙江（包括晋江）流域的水上人家的一支族群，自称“白水”（或“泊水”）族。“曲蹄”一词在福州话中拼音为kuoh-da，这一词与侗台语族中的仡佬（Klau）音近。惟美国语言学家本尼迪克特（Paul K.Benedict）将侗台语族改以泰、卡岱（Tai-Kadai）语族的理论，Kadai一词似乎更像“曲蹄”的发音。美国另一位语言学家布拉斯特（Robert Blust）认为有一族群是从西南贵州那一带从长江上游下来以后，一直沿着长江流域出海口，到浙江以南一带。因为北方气候不适合，只有华南这一带的气候比较适合。我的看法是，原来在中国东南一带的人群是M9。因为人群会变异，然后E单倍群是从M9分化出来。他基本就分布在东南沿海包括闽江口这一带，尤其是他自称“kuoh-da”，所以我认为亮岛I号人大概就是这一族的祖先。那么“亮岛人”2号R9呢，他是自中国西南贵州一带走南边，从广西沿着西江这条河流走，一直走到广东，在广东出海口之后，就在附近，甚至到海南岛到越南，往东就到东南沿海。所以，R9可能是属于后面这一群，“亮岛人”2号可能是他们的祖先。

我曾经去访问马祖的最后一个曲蹄，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平时打渔都怎么走的？”他说，他们打鱼都在出海口边附近，也可以往北边走，一直可以到舟山群岛的沈家门，但他们不能过福州乌龙江以南的地方去。所以我用这几个条件，推测“亮岛人”1号可能是曲蹄，“亮岛人”2号可能是白水。

发现亮岛人以后，我向福州大学闽商学院院长苏文菁教授建议.说研究福州“蛋民”的DNA这个课题可以做。现在它们的语言也消失了，人也都上岸了，再过没多久，这些人嫁娶就会使得人种变得复杂。你现在还可以去问他们的祖宗三代。如你找一些年纪大的“蛋民”，抽血去验DNA，看看他们的粒线体单倍群或者Y染色体，据说他们与复旦大学生命学院遗传学系李辉教授合作，成果很好。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黄运明：您最初从事考古，一直到现在，都跟岛屿联系在一起.前些年您在厦门大学也专门开设了关于“岛屿考古学”的课程，应该说您提出的“岛屿考古学”这一概念是非常有影响的。它同时也是您多年来在岛屿做考古研究工作的实践总结。能具体谈谈岛屿考古学吗？

陈仲玉：我提出的岛屿考古学，是属于人文地理研究范畴下的。海洋岛屿上的考古学研究，必然是有海洋和岛屿的特质.它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有它的特性的。我依据亮岛人的发现，提出亮岛文化这一词，本身还是有点勉强，它还是有缺陷的，应该说这个词也是跟大陆学者谈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有所区别的。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岛屿的特性，第一：岛屿，它是封闭的。它自然生态环境是封闭的，所以一个岛屿，你如果把它里头的生态平衡的东西破壞了，这个岛屿的系统就都坏掉了，这就是它封闭之处的一个缺点；
但第二，岛屿，又是开放，这指的是它对人类来说是开放的，你只要能够在这里生存，资源够用，你就待在那里了。因此，它里面的物质文化是多元的。人群也说不定是多元的，比如，来了一批强者，把你赶走了，或者把你同化了。除了这些特性，岛屿的气候变化、岛屿居民对特殊环境的适应等问题，这些相对内陆而言，都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岛屿的考古学研究，跟内陆的考古学研究是完全两码事，是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

还有很重要一点，内陆族群跟沿海岸边和岛屿的海洋族群，在很多地方有根本上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内陆的老百姓把土地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土地都是划分好的，这块地，丢了就完了，而海洋族群则不是，对土地并不重视，哪个地方好，他们就在哪里定居。最早在全新世时期，渤海湾下来这一路都有海上的漂泊族群，这就是所谓的sea nomads（或sea Gypsy），他们就是到处乱漂的海洋族群。这个就是我对亮岛人的基本看法。当然，我的理论也是有它的缺点。我是结合语言学、古DNA学上的一些证据，把二位“亮岛人”与曲蹄族和白水族的一种推测，一种思路。

黄运明：从金门富国墩、金龟山到炽坪垄，以及刚才提到的马祖亮岛.可以说您工作重心大多数都放在海峡两岸的岛屿上，并一直在关注岛屿考古和史前的海洋族群。从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和研究经历，现在回过头想或总结一下，有没有达到当初选择这条考古和学术道路的这种预期？您对从事海峡两岸考古工作的后辈们有没有什么期许？

陈仲玉：对于我们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学无止境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理论、甚至我们用的仪器都日新月异。我的很多观点和研究，从现在来看，都已经落伍了，很多都不合时宜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论都在进步。比如说，我们研究物质文化，古器物学，最早的时候，李济先生以青铜器的标准来研究古器物学，他从器物名称、器形、铸造方法、铭文、功能、还有纹饰等六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应该来说，从大的方面，李济先生古器物学基础还是很强的，到现在也很难突破他的这六个方面的理论。但是里面细节的研究，现在是进步太多了。比如说铸造方法，现在对安阳青铜器器型铸范的安排、焊接等诸多的问题，都比以前进步很多，都超越了李济先生那个时代的水平。

我们每一个人，什么都是有限的，但是学问本身，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你说我有没有达到预期，以我个人来讲，达到预期了，因为我的能力就此而已，我尽我的能力来做了，就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对于整个岛屿考古也好，海峡两岸考古也好，它的研究是无止境的，它可做的工作也还多得不得了，这些都得要我们共同来努力，大家来思考，思考方法论、基础理论、与内陆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来源的多元性等等。这是我的看法。

作为我个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做研究做到了82岁，现在我真的要退休了。至于对海峡两岸的史前考古研究，我想说，我们之间不一定是前辈晚辈的关系，我是觉得这是必须后继的研究工作，当然我希望能够更好。所以，我对你们当然是有期许的，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无论是发掘还是研究，我们应仔细一点，多思考一点。

黃运明：谢谢陈先生.感谢与我们分享了您的考古心路历程。

附记：2017年11月9日。在陈仲玉先生前往福建省将乐县、平潭综合实验区参加“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挂牌仪式”等活动之后，黄运明对陈仲玉先生进行了专访。本文即是根据此次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在访谈及整理过程中。得到了王晓阳、林叶辉、张六英的帮助，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