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庄：他参与了共和国国徽设计

王小梅

国徽，共和国形象的造型，举世瞩目。她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可是，国徽浮雕的定型设计者高庄，对共和国的公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献给了共和国，却把苦难留给了自己。这位设计制作了共和国最显赫美学形象——国徽的艺术家，在历尽坎坷之后，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他的一生是平凡的，因为他和祖国无数优秀的艺术家共命运。可是他的奋斗、挫折、抗争和磨难，却又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

高莊，原名沈士庄，1905年出生在上海宝山县一户农家。父亲伐竹家园，制作各色竹器兼打铁器。士庄从小耳濡目染，有时亲手操作，练就了一身技艺。走乡串户的铁匠、木匠、篾匠、箍桶匠的到来，也为少年士庄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清晨，他在木匠作案前看刨花飞卷;黄昏，他在铁匠炉火旁听铁锤叮当。民间能工巧匠启迪了他艺术创造的遐想，砥砺了他艺术实践的技艺。在民间传统艺术熏陶下，实用的设计意识，精巧的构思取向和材料性质的体验、工具效能的娴熟，早在士庄少年时代，就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沈士庄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上海艺师，两年后又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但因他参加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受校方迫害，被迫离校。1926年，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望道创建的中华艺术大学开学，沈士庄带着父亲变卖土地的300元钱，入校攻读艺术教育系研究生。在陈望道和进步教师陈抱一、陈之佛、丰子恺等先生的影响下，沈士庄接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以满腔激情创作了圆雕《“五四”青年》头像，这是我国雕塑艺术早期的杰作。

1929年，沈士庄回到宝山乡师任工艺教师，开始了他艺术教育的生涯。在这里他结识了校图书馆管理员、共青团员王愈，在政治上受到她很大的影响。不久，王愈因传播革命宣传品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拘捕。沈士庄组织宝山乡师师生同声援救，后在党组织领导下，连夜护送王愈逃离。

在此之前，沈士庄18岁时即遵父命与同乡的一位女子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不久，幼女夭折，母亲、妻子和儿子也在一场瘟疫中相继亡故。沈士庄孑然一身，于1934年来到武汉，在武昌艺专任教，并与相爱已久的王愈重逢结合。劫难后的幸福，激发了他对生活的无限柔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沈士庄这一时期的作品，无不注满了对生活的欣喜和热爱。那奇妙的玩具万花筒，展示出一个变幻无穷的彩色世界;为儿子设计的“八用摇床”，把婴儿所需的摇、吃、睡、站、坐等八种功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摇床上，令人击节赞叹。沈士庄把现代设计的实用意识和手工制作的精巧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到桂林参加航模比赛。由他设计制作的飞机模型，更是将飞行原理和美学造型融于一体，开创了我国工业造型设计的先河。

沈士庄认为：“器不在料，适用则兴;工不在细，传神则灵。竹木土石，用之不尽，设计独到，贵胜金银。”他自己刨木头，刻锯齿，在煤炉上烧打刀锉;一段木、一颗钉，乃至一个丢弃的药瓶盖子，经他巧于运思，无不因势得奇。他自己动手制做的各类工具，如油画刀、雕塑刀、木刻刀以及根据不同木料制作的各类锯子，无不精美异常。这一时期，沈士庄创作思想的明显特点，就在于他设计意识的通俗以及材料的平民色彩，功能的实用多样，构思的精巧独到和造型的质朴无华。这些都源于培养了沈士庄的那片由百工技艺汇成的沃土。

二

抗日战争爆发，沈士庄同许多进步的艺术家一样，奋然赴难。他拿起木刻这一最通俗的武器，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讴歌抗日英雄，激发不屈精神。他在1938年创作的《朱德总司令》木刻像，不仅显示了一位艺术家赤诚的爱国之心，更表达了他分明的政治立场。他不仅是课堂教学中的严师，更是政治斗争中的勇士。他的学生周令钊曾回忆说：“在当时学生运动中，他是打大旗的，我们都是跟在他后面走的。”

1939年，流亡中的沈士庄经音乐家陆华柏介绍，应聘赴广西桂林艺师班任教。次年发表在《音乐与美术》月刊上的《鲁迅》木刻肖像，是他这一时期木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大刀阔斧的面部结构，一丝不苟的线条处理，把鲁迅坚毅不屈的无畏风采表现得极其生动。沈士庄的木刻，不仅显示了精细的工艺技巧，也反映出他深厚的素描功底。他在桂林创作的素描《钱辛舀》，曾被徐悲鸿先生盛赞为“天下第一”。精深的素描基础，赋于他的工艺创作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和表现的科学性。

除了木刻，他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一大批石膏人物浮雕头像，如《高尔基》《普希金》《门德尔松》《列宁》等，造型准确，形象生动，体现了沈士庄严谨的创作作风。

在回顾沈士庄早期艺术实践的经历时，极易发现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那就是他十分关注造型艺术规律对于工艺设计的重要性。他一面深入钻研素描速写，追求艺术美的摹写与表现;一面又动手进行手工操作。哪怕是处理一条线、一个转弯拐角处，他都要权衡大小、曲直、方圆。如果说民间技艺的积累为沈士庄的工艺设计提供了机智的巧思和娴熟的手法，那么，对造型艺术规律的恪守，则使沈士庄成为一位精密度很高的造型艺术家。

1944年沈士庄来到成都。他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一起翻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1945年他塑造的《毛泽东》浮雕像，陈列于重庆新华日报社橱窗内，表现了一位追求进步、敢于斗争、毫不妥协的艺术家的无畏精神。当时同在重庆的画家廖冰兄曾这样评述沈士庄：“我发现了一个人才，一个非常用功的人。”

1946年沈士庄应徐悲鸿邀请，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在“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他再度扛起大旗，走在进步师生示威游行的前列。为了防止国民党迫害，党的地下组织决定将沈士庄和他的儿子秘密送往解放区。根据当时斗争需要，沈士庄改名高庄，儿子改名王康，以寄托对亡妻王愈的怀念。

高庄以一个艺术家真挚、纯洁的革命热情，在随军转战之余，把工艺设计带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真可谓触处生花。他制作了木车床，为部队自制的衣服加工光滑结实的木扣子;他打制刀、镰、剪，做纺车和风箱。他走到哪里就创作到哪里。对他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能进行美的加工和创造;生活就是艺术，生活就是创作的天地。

1947年，高庄在冀察热辽担任联大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工艺美术设计人才。在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他依然坚持创作，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高庄那一时期的作品，尚有木刻9幅、速写3幅和木刻用章12枚。

三

1949年，高庄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进入北平，应梁思成先生之邀，担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教授绘画和工艺课。从此高庄的生活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0月1日，人民共和國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诞生了。作为一个深深卷入了这场伟大变革运动的艺术家，高庄此时的激动心情不言而喻。早在这一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在《人民日报》等七家报刊上登出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尤其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甲、要有中国特征;乙、要有政权特征;丙、形式要庄严富丽。

截至1949年8月20日，国务院国徽小组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寄来的应征国徽设计图稿112件，图案900幅;受中央之命参与设计国徽图稿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分别成立的国徽小组，也拿出了3个方案。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国徽设计的内容要求，并进入定型设计阶段。

1950年6月20日，政协全体大会通过了国徽图案的设计。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图案的建议。

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国徽图案的第二天，梁思成先生把这个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设计稿交给了高庄，委托他作最后的定型浮雕设计。当时，距离国庆悬挂国徽的仪式，只有三个月了。高庄深知创作任务的重大，他立即着手对已批准的图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从来不为雕塑画平面图的高庄这次在尺余见方的硫酸纸上确定了五星的位置关系、麦穗的大小和红绶的穿插。在设计过程中，他发现原稿的设计构成和形象处理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商榷。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交给我塑造模型的时候，我发现国徽设计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政治的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他开始大胆地，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新的修改尝试。在他的手中，五星向心聚拢;天安门上移;麦稻穗挺拔、舒展而有规律地向上延伸;红绶极富装饰性地穿插其间。这样，位置的经营在他手里渐渐趋向合理，雕塑语言也逐步丰富完善。但是他的这些改进，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因为国徽图案是政协法定通过的，是毛主席举了手的，不能随便改动，有人已经在说，改动国徽是非法的。

然而，这些压力并没有使高庄退却，他心中始终坚定地怀着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理想。他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竟直言到如此地步：“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这是何等可贵的真诚和胆略！

高庄闭门谢客，极其勤奋地工作。长时间在强光下操作，曾使他右眼一度严重灼伤、失明。他以自己供给制的小米月薪，在旧货市场购买了汉代的铜镜、北魏的石雕佛像，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剖析，学习传统艺术的造型规律。他说：“不学习传统我就做不出国徽。”他总结铜镜的雕塑手法，在塑造国徽时运用了45度斜坡面的处理手段，使国徽显得造型清晰、庄严、厚重。他吸收北魏石刻中衣纹流畅的线条处理，使国徽的绶带疏密有序，挺拔向上。他学习汉画像砖的构图理法，使国徽的布局安排，具有内在的凝聚力量。他认为，“国徽的艺术形象，骨比肉多好”。这是他生活和艺术中执着追求的“苍劲有力，健康向上”的集中体现。

在政协会上，高庄作了157个字的书面发言：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高庄  8月18日

高庄就是以这十一个“更”字的严格的高标准要求，完成了这一件令全国人民为之自豪的艺术形象，创造了一个艺术设计的高峰，一个创造精神与创造态度的楷模。

1951年，高庄与解放军文艺社编辑李津勋结婚。翌年，他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教学之余，他常带着学生与同事到附近的人民市场去看传统工艺品，以实物分析评价来进行研究鉴赏。他认为，一个艺术家没有眼力，就等于文盲、色盲。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常对学生说：“我在高庄这儿学到很多东西。”

四

在新中国诞生的最初岁月里，高庄还参加了建国瓷的设计，其中在景德镇设计烧制的六十余件瓷器，参加了《苏联中国民间工艺展览会》，其中十七件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收藏，其余曾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巡回展出并被广为收藏。他本人也作为友好访问团成员随同访苏。正当他以自己的创作向国外介绍我国古老的陶瓷工艺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成就，为促进我国与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而工作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在一次例行的文艺招待会上，苏联演出了一部描写中国人生活的话剧《梦与木偶》。舞台上，穿兜肚的女孩与留辫子的男人，表演庸俗而令人作呕。谢幕时，高庄拒绝鼓掌。当翻译问及他对此剧的看法时，他严辞质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又给我们中国男人留起了辫子？！”为此，他被加上“破坏中苏友好”的罪名，提前遣返回国，1955年，又被诬为“反苏、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这位正处在创作鼎盛时期的艺术家，被打入了“另册”，辉煌的艺术殿堂的大门向他关闭了。

1956年，高庄离开首都，来到幽静的江南小城宜兴。这是一个陶瓷的王国。这个农民的儿子，又回到了他自己的“领地”，以砂石为友，重新开始了为美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辛勤劳作。他与紫砂老艺人顾景洲先生合作，潜心于紫砂工艺设计的研究。

紫砂制作，是古老的民间艺术。紫砂器皿的造型，大多类同其他瓷器，它们的装饰手段，多借助中国画与书法诗词的刻工和绘制来衬托，往往形式单一，艺术趣味大同小异，而且，由于这方面罕有造型艺术家涉足，在设计上常常忽视了紫砂陶瓷造型本身的艺术表现力。高庄对宜兴紫砂陶瓷艺术的贡献正在于，他为以装饰点缀为主的紫砂器皿注入了造型艺术的魅力，把紫砂陶瓷的工艺水平，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高庄先从紫砂可塑性好、收缩率小、产品不易变形等工艺特点入手，了解并研究生产过程，为紫砂进行刮、勒、压、削等造型手段，专门设计制作了十数件制陶工具，然后再根据紫砂陶土的特性和适用功能作诸多途径的思考，设计出一批日用紫砂器皿。它们造型独特，可以说件件俱臻精品。提梁壶便是高庄紫砂造型器皿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他将紫砂尖锐、坚硬、光挺、色泽温厚等工艺特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与截面上平直光洁的硬度质感吻合，在强烈的对比中，含蓄而又清晰，为静止的壶赋予曲线运动的美感。流线形的整体造型又使梁、壶、嘴浑然一体，达到了统一的佳境。严谨、精确、考究的线角处理，是高庄人格化创作精神的结晶。我们现在看到宜兴紫陶方中寓圆、圆中寓方、坚挺简洁的器皿造型，常常会感到这里已熔入了高庄的现代意识，形成了新的高庄风格和高庄精神的风韵。

高庄设計的葵心壶，是工艺与实用相结合的典范。打开圆形的壶盖，眼前便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的葵心。高庄充分发挥了紫砂尖硬锋利的工艺特点，在壶心点上一个规整突出的圆点，构成了精致小巧的浮雕。同时，它又具有实用功能，可以用来给婴儿搓制苹果泥。这是何等巧妙智慧的构思！这与高庄塑造的《麦穗花罐》一样，把国徽浮雕的造型语言，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高庄的这些紫砂造型艺术，正是国徽浮雕设计手段的延续和发展，堪称是一组国徽系列艺术品。除此之外，那小巧玲珑的《荷叶篮》，展开了一片轻轻卷起周边的荷叶，叶心微露温润光洁而有起伏动势的蒂，茎从叶下逸出，盘旋一圈后从一边伸长，腾绕叶面后再贴到另一面，便成了提梁。茎尽头，微微翘起的切断面上，有四个小洞，令人感到有清香溢出。这是一首古老而美丽的诗，自然美在工艺美的创作中得到了永生。

宜兴为高庄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技艺的天地;宜兴紫砂也因高庄的到来，而增添了艺术风采。

在涉足紫砂艺术的同时，高庄没有忘怀要为田园劳作输送美。他偶得闲暇，漫步田间，制作出精美的水车模型，供乡亲们使用。他是一位始终为人民劳作提供审美对象的艺术家。

五

1958年，高庄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两级，妻子也被迫与他办了离婚手续。1962年，有人找高庄谈话，说是准备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可高庄的回答却是：“我没有帽子可摘！”由于“态度顽固，死不悔改”，高庄在1964年被开除公职，送往农场劳改两年。1966年，正当他解除劳改，将回原单位工作之际，变故又来，于是他只得留场就业。这一下就是10年，直到1975年10月他才重返宜兴。这时他已七十高龄，然而妻子仍在坚贞不渝地等着他。他们马上办了复婚手续。

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为高庄平反，并全部恢复原待遇。高庄重新担任教授，主要从事陶瓷专业的教学和科研。这期间，他多次深入瓷区，协助工厂改进产品设计。他参与设计制作的许多零星小件日用美术陶瓷制品，精巧实用，倍受用户欢迎，然而它们却是不署名的。由于年老体衰，高庄很少再进行个人创作。他最后留下的工艺设计，是一只小小的烟灰缸。那圆形的缸体，由一圈圈漩涡组成。漩涡呈现出一层层平直的面，含蓄而富有诗意，仍默默地向人们展现着高庄的风格。

1986年4月12日，这位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史上杰出的设计家，走完了81年坎坷的人生路程，溘然长逝。没有哀乐，没有花圈，一方白布裹起他的遗体，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的解剖台。他一生用刀斧在金属、沙石、木竹中剥制着美，最后仍不吝把自己的一身瘦骨，贡献于医学的殿堂之前。

中国美术家协会对高庄一生给以很高评价，称誉他始终孜孜以求，不顾艰难险阻，至死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为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