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叙事结构与伦理选择
时间：2020-12-25 18:06: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他最后一篇长篇小说《被埋葬的巨人》中，借用了脍炙人口的神话元素和传统的“寻找圣杯”模式，将“历史”、“记忆”与“遗忘”放置在了同一个维度思考，展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独特的写作方法。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借助于叙事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作者如何利用多重叙述视角引导读者;揭露历史创伤对心理时间造成的影响;以及探讨仿拟传奇故事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最终发现作者隐含的世界观。
关键词：叙事学 记忆 创伤 伦理选择
石黑一雄于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并在5岁时随同父母移民英国。在二战的阴霾还未完全褪去的年代，从一个罪恶深重的战败国，移居到国力强盛的战胜国，由此产生的文化差距难免使他不断思考自己的身份。多元的文化环境赋予了他一种全局观与历史观，在英国生活的多年里，他不断思考有关历史与人性的话题。[1]
石黑一雄的作品往往聚焦于真相與记忆，尤其注重探讨创伤记忆对身份构建的影响。根据弗罗伊德心理学研究，童年经历对个人身份的构建起奠基作用，在长崎这座经历核爆不到十年的城市里度过童年，难免会让他的骨子里注入一股忧伤。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教授凯蒂·克莱恩在叙事伦理学中集中探讨了痛苦经历对人造成的创伤性记忆，并着重阐述叙事建构对创伤性记忆的治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2]因此可以认为，作者诉诸于书写，用文字排解心中的困扰，而叙事结构也反映了他的认知方式。
《被埋葬的巨人》以被不列颠统治的撒克逊大地为背景，一条母龙喷出来的迷雾使得所有人忘记了过去，无论是美梦、欢乐，还是仇恨。一对不列颠夫妇为了找回自己的记忆，到达自己儿子的村庄，与武士和一个小男孩共同踏上了屠龙的征程。记忆、真相与正义，在人们面对过往的历史创伤时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往往从创伤理论或是新历史主义对此作品进行分析，如，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周颖）。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对文本的叙事模式做出系统的分析。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通过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结合叙事结构与主题，揭示作者的“言外之意”，解读作者在表面“沉默”下的道德选择。
一.叙事话语
《被埋葬的巨人》全书分为4个部分，大部分章节采用有限全知视角，分别聚焦于埃克索和埃德温，其中还穿插着高文骑士和渔夫的独白。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分离，以及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的多次出现，导致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最开始就被“悬空”。虽然多重性的聚焦会使得叙述显得丰富多彩，但是，呈现对同一记忆所持的不同态度，不可靠叙事和可靠叙事的结合却模糊了记忆和真相的界限。四种视角交错，分别代表四个群体：当局权威、被统治者后代、当事人与平民。一方面，全知视角有利于交代故事的背景，探讨撒克逊种群的集体心理;另一方面，多重叙述视角又有利于呈现出各个群体在事件中的创伤与选择。集体创伤记忆与个体创伤记忆的交错描写，反映了作者的人文关怀。而作者的目的正是在于重新审视历史与真相、回忆与遗忘、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小说里，无论叙事眼光落在哪个角色上，叙述声音总能以一种客观的中性立场来记录自然事件本身。[3]作者几乎不用带有褒贬色彩的形容词评价人物。例如，即使是在全村只有埃克索夫妇被限制用蜡烛，度过无数个黑夜时，作者也没有称他们“可怜”;或是当修道院用肉体喂食巨鹰，以此弥补过错时，修道士们也没有被加上负面的描述。这种去除蓄意的描写反而增加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作者好似不动声色地推动故事发展，每一个问题都堆积起来没有解决，到最后真相突然滑落，故事却戛然而止，于无声处听惊雷。
面对这种多元而又客观的叙述模式，读者必须从各个事件中拼凑出故事全貌。尤其是在第3部分，作者反复切换视角，从高文骑士的白日梦幻想，到埃德温的意识流，再到埃克索的回忆，然后又循环往复。当人物讲完故事，读者所得到的真相却是：高文骑士是母龙的保护者;维斯坦武士并非出于善心保护小男孩，而是为了利用他引诱母龙;埃德温的目的时为了让武士帮他母亲报仇;埃克索夫妇曾经背叛过彼此。联结人物的羁绊却是谎言与欺骗，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此虚幻。亨利·詹姆斯强调视点的选择必须与小说的主题相吻合。[4]透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叙述结合，主人公之间关于记忆或遗忘的选择，读者可以发现，在表层的不可靠叙事下反映了隐含作者清醒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态度，即，建立在屠杀和骗术之上的和平不能持久。
二.时空艺术
整个故事的发展节奏非常缓慢，几度出现情节停滞的现象。人物的时间总是被推往过去。比如，埃德温在前往寻找为斯坦武士的路途中，回忆起和另一个小女孩相遇。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矛盾与融合将故事情节分割开来，整部小说被一股张力破坏成碎片。插叙和倒叙的使用切割了时空的连续性。空间结构多次出现断层现象，前一章节中故事地点还在修道院，下一幕却进入了高文的白日梦中。作者运用时间手段消解了叙事的完整性。叙述者的“心理时间”和故事发生的“物理时间”出现分离，整个故事的轮廓隐隐约约，读者只能整理出两条时间线，对文本进行分析。
故事里的人物都活在现在，因为他们遗忘了过去的真相，重建了当下的生活;可是他们又活在过去，因为生活中闯入一些未知的记忆总是引导他们回忆过去。无论是比特丽丝的遗忘，埃德温的意识流，还是埃克索的闪回记忆，都是作者对时空的有意处理。“创伤”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心理创伤首先会导致人格的退缩，或者自我的部分退缩。而分离是个体为抵制潜在的心理损害而常采用的心理防御方式”。[5]在创伤心理学中，PSTD（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两个主要的相关症状，即“不能回忆创伤的重要方面”和“反复性地和侵入性地对发生事件的痛苦回忆”。[6]因此，与其将遗忘归咎于母龙喷出的浓雾，不如将其解释为人物无意识地抵制记忆。亚瑟王的失信让埃克索深受打击，比特丽丝曾因为丈夫不忠而黯然难过。然而，即使是在迷雾的魔法下，创伤记忆还是反复侵入。埃克索多次想起被亚瑟王驱逐的那一幕，比特丽丝总是隐约觉得丈夫对她做过不好的事情，埃德温的耳边也一直响起母亲求救的声音。于是，文中多次出现闪回和回忆倒叙。
作为被害者，埃克索和维斯坦对噩梦般的记忆始终释怀。束少军认为，“在记忆碎片化的伦理情境下，弱势群体在寻找精神归宿时，难免会遭遇身份认同危机”。[7]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主体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借助于记忆手段，反思多元文化语境对个人身份构建的影响。也进一步证明：历史不可能被遗忘，创伤不可能被磨灭。
三.形态美学
除了叙述视角与时空框架等“硬件”设施，作者也十分讲究语言表达和修辞手法等“软件”设备。本部作品的一大特色就在对传奇的颠覆：尊贵的君主——亚瑟王靠隐瞒血腥的历史真相维系和平、统治八方;传说中正义凛然、风华正茂的高文爵士却被描写成为一个风烛残年、保护恶龙的老头。更有“社会等级低于骑士的武士”维斯坦，反而“成为驱除迷雾、揭露历史真相的关键人物”。[8]在小说中，推动历史发展的重任仿佛落在了小人物的身上。这种对传奇的互文与戏仿，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解构。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作者有意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段历史空白期。没有人知道公元6世纪，央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大地上如何生活。[9]然而，作者认为，世界并不如人类想象的和平与友好，撒克逊人并非欣然接受了社会现实，相反，战争和创伤记忆折磨着每一个人。与此同时，小说的事件也对应着目前的国际形势，作者与读者共同思考，世界大战的阴影真的就此散去了吗？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逐渐被遗忘的历史？
此外，文本中还多次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例如，表面上恩爱百倍的埃克索夫妇，实际上是因为浓雾抹去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小说中，埃克索曾多次向比特丽丝表达他的担忧：“要不是迷雾夺去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爱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坚定？也许有了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10]在母龙被杀死之前，双方都对对方的感情深信不疑。即使是面对渔夫对爱情的考验，两人也毫不畏惧。直到最后，迷雾逐渐淡去，当比特丽丝回忆起埃克索的不忠时，马上下意识地让他离自己远点。结尾处，当渔夫让埃克索在海滩上等他返回时，埃克索却头也不回地走远。事实上，埃克索已经不期待能与比特丽丝重聚，甚是讽刺。可以发现，遗忘的背后是欺骗，背叛与不忠。夫妻之间的和睦关系原来是建立在遗忘之上，就好比不列颠和撒克逊种族的相处模式。作者选取的这两组主体，前者用于讨论个体层面，后者则用于分析集体层面。反讽的使用渲染了情节的戏剧性，增强了作品意义的深刻性。由此也可以一瞥作者的价值观：人类面对回忆或遗忘时，表现出一种虚荣和脆弱。值得珍视的并不只有毫无瑕疵的爱情，不论历史真相如何，我们都应当接受。
四.结语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11]故事线上最具有矛盾冲突的事件，就构成了文本的伦理结。无疑，本书的伦理结聚焦于“记忆与遗忘”。主要人物因为对此有不同的选择，情节才得以展开。作者如同摄影般的客观陈述似乎并未在这组问题中给出明确答案。然而，当读者逃出局部视野，以全局视角审视全文，会发现作者早已在文中埋藏线索，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多重视角的叙述模式强调了“未知”真相的主体;时间断裂和空间破碎来源于创伤后遗症;而反讽正是对历史文本的质疑。人物身份的转变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多重身份的思考。总而言之，正是因为作者有如此的精神视野与伦理立场，小说才会呈现如此的叙事姿态。
注 释
[1]王岚，历史的隐喻——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41卷第1期，第8页.
[2]田英杰，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联姻，世界文学研究，2017年第5卷第3期，第92页.
[3]沈安妮，反对蓄意的象征——论《埋葬的巨人》的中性写实，外国文学，2015年第1卷第6期，第77页.
[4]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1页.
[5]赵冬梅，申荷永，刘志雅，创伤性分离症状及其认知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4卷第6期，第895页.
[6]赵冬梅，心理创伤与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页.
[7]赵冬梅，心理创伤与理论研究，第102页.
[8]周博佳，杨金才，《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1卷第4期，第49页.
[9]刘倩，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三期，第41页.
[10]刘倩，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第327页.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王岚.历史的隐喻——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41（1）：8-14.
[2]田英杰.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联姻[J].世界文学研究，2017，5（3）：89-96.
[3]沈安妮.反对蓄意的象征——论《埋葬的巨人》的中性写实[J].外国文学，2015，11（6）：75-81.
[4]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赵冬梅.心理创伤与理论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6]赵冬梅，申荷永，刘志雅.创伤性分离症状及其认知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6）：895-900.
[7]周博佳，杨金才.《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4）：46-51.
[8]刘倩.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J].当代外国文学，2016（3）：83-91.
[9]聂珍钊.文學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10]Bizzini Silvia Caporale. “Recollecting Memories，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Narrators as Storytellers in Kazuo Ishiguro"s “When We Were Orphans” and “Never Let Me Go”.” Atlantis， Vol. 35， pp. 65-80.
[11]邓颖玲.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41（1）：1-7.
[12]倪浓水.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13]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4]束少军.记忆选择与伦理困境——评石黑一雄新作《被埋葬的巨人》[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5）：99-103.
[15]唐岫敏.历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J].外国文学，2000（3）：29-34.
[16]郑佰青.穿过遗忘的迷雾——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记忆书写[J].外国文学，2018（3）：41-49.
（作者介绍：季双，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