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追忆北京近现代城市开端
时间：2021-01-14 16:04: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宋鑫娜
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多年的建都史，但北京作为近现代城市的开端不过100多年的时间。20世纪初，民国建立后，随着国体和政体的变化，北京的城市功能也逐渐由皇城向西方现代化城市转型，以市民社会为主导的城市管理体系也在逐渐酝酿成型。
民国以前，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主要是由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巡警总厅已不能承受繁重的城市管理工作。1914年，在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倡導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建立，负责统筹规划北京的城市建设。
现代化交通的改造
交通是市民生活公共出行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一个城市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北京市内交通进行规划和改造。
民国时期，前门地区既是商业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商铺林立，人流车流密集，交通拥堵不堪。针对这一地区交通愈发严重的问题，京都市政公所决定对正阳门建筑群进行改造。经实地考察，朱启钤认为正阳门庞大的瓮城封闭式格局和狭窄的门洞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他向政府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文》，并对正阳门改造提出了拆除瓮城和修饰箭楼的意见。1915年6月，市政公所对正阳门瓮城进行了拆除，原有的瓮城变为开阔的路面；
在正阳门两侧开设新门，新筑两条宽20米的马路并开设人行道，把天安门地区和外城通过新铺设的街道联系起来，极大地便利交通运输，使北京城最繁忙的商业区的交通状况得到缓解。
旧时的北京马路主要为石路和土路，不仅年久失修，而且凹凸不平。百姓们更是编了顺口溜，戏称道，“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随着正阳门改造工程的推进，临近的大栅栏商业区亟待整治。这里老字号商铺林立，很多商家希望通过街道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的顾客，提升销售业绩。于是，1915年8月，市政公所对大栅栏街道进行了整修和铺设。档案中就有朱启钤签署的一份文件，文字记录了当时同仁堂少东家乐铎（乐镜宇）为整修马路筹集资金的事由：“大栅栏绅士乐铎等禀称该巷马路迭经翻修不能耐久，经公同协议筹集洋一千八百元将该巷改修臭油马路一条以期坚固。”这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路整修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商人也用实际行动支持工程的建设。在各方支持下，工程进展顺利，大栅栏街道也成为京城第一条沥青路面。
晚清时期，北京已有京张、京奉和京汉三大铁路干线，但彼此并未相连。为了打通三条铁路动脉，京都市政公所提出修建环城铁路的建议，即在西直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等设立车站，通过各个站点将铁路线贯通起来，北京环状交通格局由此开始。如果说正阳门改造打通了市区内交通掣肘的话，那么环城铁路则扩通了北京城与周边地区的民间经济往来。
香厂新市区的建立
北京自古以来是一座消费城市，商业繁荣，店铺商号云集。民国建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流动，北京的商业愈加繁荣和开放。为了提升北京商业化形象和业态，京都市政公所在朱启钤的倡导下，决定在城南香厂地区（今西城区虎坊桥路口东南侧）仿造西方城市打造一个融消费和娱乐为一体的新型商业区。新市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新世界商场，该商场占地八亩，楼高四层。当时北京三层以上楼房并不多见，最高的建筑是北京饭店，楼高七层。新世界商场以餐饮娱乐为主，一楼为剧场，二楼为电影、杂耍场，三楼为曲艺场，四楼为餐馆，此外还建有屋顶花园。档案中记载：”园内各种游戏，参酌东西各国之法，精益求精，置升降机两架及汽炉风扇，冬暖夏凉，怡情怡性，最为相宜。“文中提到的“升降机”就是指电梯，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一般老百姓是体验不到的。当时安装电梯的建筑物也只有北京饭店和美国花旗银行。汽炉在当时也是富贵人家的标配，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就多次提到汽炉，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他讲到伺候大户人家，说要“冬烧汽炉夏打扇”。可见汽炉是富人普遍使用的取暖工具。此外，商场内还设有各种哈哈镜，这些高大上的设施和新奇玩意儿自然吸引了众多市民趋之若鹜。
新世界商场的兴盛带动了香厂新市区的繁荣，周边茶馆、饭庄、百货店、汽车行等，鳞次栉比，一应俱全。1928年，国都南迁，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香厂新市区的繁华也逐渐褪去。2014年，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正式启动“香厂新市区”整体保护项目，从而使这座百年历史街区和建筑遗存得以修缮和保留，在新时代散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公共空间的开放
北京作为帝王之都，自古以来都是强调等级秩序的臣民社会，皇帝与百姓居住区域有着严格的划分。而现代化城市则是以市民活动为主体。辛亥革命后，西方“民主”“科学”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反映在城市生活中，就是市民要求享有尽可能多的城市公共空间资源。
针对这一时代需求，市政公所在《市政通告》第22期专门开辟“公园论”专辑，介绍英、德、法、美等国的公园制度。1914年，在朱启钤的倡导下，市政公所通过社会募捐等方式进行建设筹款。募捐启示对公园建设之用途进行了说明：“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贵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民嚣阗为患，幽邃之区荒芜无用。果能因地扩建，仿公园之规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
在各方努力下，修建公园的款项得以筹齐。在工程进行中，为了节约开支，改造正阳门和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1914年10月10日，残败不堪的社稷坛修葺一新，开辟为中央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史料中记述：“开放当天，北京万人空巷，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中央公园也成为当时北京城内最早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园。
为了使北京市民有更多休闲文化娱乐场所，京都市政公所又陆续开放了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颐和园、故宫等皇家私有的园林等。这些公园除了为市民提供平日里的休闲娱乐场所外，更重要的是，公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开放，成为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他们常常在这些公园内召开具有政治倾向的集会，彼此交流政治思想。因此，公共空间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发展进程。
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
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前，北京的公共卫生医疗是由京师警察厅统筹管理的。民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激增，现有的医疗条件已不能满足市民就医的需求，尤其是频频爆发的传染病，使得现有医疗体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弊端显露无遗。官方也清醒地意识到，卫生改革已刻不容缓。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管理公共卫生机构，主要对医院建设管理和公共卫生教育领域进行了变革。
为改变北京公立医院缺乏的状况，1915年，京都市政公所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创办了北京第一家传染病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内设治疗、预防、检查、消毒四个科室，并聘任专家负责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同年，在南城香厂地区又筹建了仁民医院。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与之相配套，京都市政公所针对传染病建立了疫情报告和隔离制度。档案中记载：“嗣后各区发现因时疫病故之人，应即立时抬埋，设立标识，勿庸知照法庭相验。”北平卫生处防疫统计报告中也做出强制性规定：“传染病发现后，其报告之迟速虚实甚关重要。本局附属院所如传染病医院、市立医院、第一至第四各卫生区事务所等，遇有法定传染病发现时，均按日填表报告本局。以上举措，有效阻止缓解了传染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1917年12月，为防止东北鼠疫疫情的蔓延，市政公所卫生处积极筹建中央防疫处，地点选址在今天坛公园内的神乐署。该处1919年3月成立并投入使用，主要负责研制痘苗、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学制品。自开办后，在药品研制方面成效显著，填补了国内药物制品的空白，为防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药物保障。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强占了中央防疫处，用以组建1855细菌部队。档案中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8月，1855部队在北京地区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北京市区内蔓延，城区感染者2136人，死亡1872人。
为了向社会普及公共卫生教育，京都市政公所主要借助展览和广播进行宣传报道。一是，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开设卫生陈列所，通过展览展示医疗器械、人体结构、模型、卫生书报、图表等向市民宣传卫生常识。档案中记录：“鉴于都市卫生之重要，为灌输人民常识起见，在中央公园社稷坛西侧配房设立卫生陈列所。”展览开幕后，受到了市民的歡迎。二是，利用电台广播进行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防治、卫生保健、环境卫生等方面。
1928年，国都南迁，北平改为特别市，市政府下设卫生局，在沿袭原有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各级医院、防疫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对民众也进行了一些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京都市政公所时期所建立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北京医疗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北洋政府主政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和功绩不容忽视，它正式开启了北京由一个封建都城向近现代城市迈进的新时代。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后，借助西方现代化城市管理理念，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交通、市政规划、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创性试验和改造，使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经历时代更迭的风云变幻后，焕发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