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每个持续写作的人，一定有他非写不可的理由
时间：2021-01-17 04:07: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蒯乐昊
两年前，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得了首奖。“匿名作家计划”是由理想国、文学期刊《鲤》和腾讯大家等平台联合发起的一个旨在“以透明致敬匿名”的文学奖项——无论是文学大家还是无名小卒，在这个赛事里都会被封卷匿名评选，以保证奖项的公正，对抗小圈子的人情操作。
这像是一场无差别格斗，参赛者在年龄、性别、题材上均无限制，只需严格遵守一条规则——必须以匿名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短篇小說，评选委员会由5名初评评委与3名终评评委组成，在匿名面具揭开之前，终评评委的密室讨论，会以全程直播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在新近出版的同名小说《仙症》一书的后记里，郑执这样写道。
为了生存，他也写过挣快钱、不走心的网络文学，他也确实有写出爆款的能力，而这次是他的重新出发之作。当然，不管作者如何试图跟过去有所区别，《仙症》收纳的六个故事依然带着强烈的郑执属性：外冷内热，长于叙事，绵密而紧致，在逻辑构建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榫卯感，也像一个重勾拳连续出击的选手。小说集里最后一个中篇《森中有林》是在疫情出不了门的时候写的，6万字，在北京自我隔离，听起来是双份的隔离。他每天早上起床，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写作对自己就一个要求：要脸。
现在骗子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很多人了解郑执，是从他在“一席”的演讲开始的，作为小说家，他已经小有名气。东北青年作家群体似乎形成了一道新的文学景观，他和双雪涛、班宇，常常被放在一起谈论，被戏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或者加上贾行家，成为“东北F4”。
在“一席”上，郑执分享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他的父亲，一位市电容器厂销售科副科长，如何在东北的工业萧条期，靠经营一家抻面馆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又如何在商业化的浪潮里被席卷走了辛苦攒起的全部身家。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穷鬼乐园”，东北最廉价的酒馆，十块钱可以买五个扎啤，从早喝到晚，这是那些被生活欺负过的人们最后的避难所。有的人把自己喝死了，有的人东山再起去了远方。如果站在一个足够远的维度看，这两个故事也许就是同一个。
郑执的文学天赋在中学就初露苗头，可是他偏科太严重了，理科成绩全年级垫底，加上早恋、贪玩，自暴自弃。语文虽好，但他不晓得这种好有什么用，就像少年仗剑而不自知。
“我们中学是一个很有名的重点学校，重理轻文。我青春期最剧烈的精神困苦，就在那几年，我后来跟我妈聊过这事，我说虽然你们没有这个意识，但当时哪怕我身边有个叔叔阿姨之类的长辈，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能直接点拨我一下，说郑执适合干这行，我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困苦。我只知道我喜欢写，我善写，但我一直不知道能拿它来干什么。”
东北每年都要下几次大雪，只要一下雪，老师就会组织学生一起扫雪，“那段时间我只要一走进教室就会变得非常压抑，我就故意消极怠工，故意让老师罚我一个人留下。等他们都进教室之后，我就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抬起头任雪花冲撞在我的脸上，脑子一片空白。”
最长的时候，他曾经连续三个月不说任何一句话，妈妈甚至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高考第一志愿落榜，郑执没想到他的命运竟然在这里发生了反转，当时有几所香港的大学在辽宁开展自主招生，要求全英文面试，英语成绩占总成绩的一半。郑执的中文跟英文还不错，老师就推荐他去试一试，结果一试即中。“当这个录取成绩传出来之后，我突然从一个失意的落榜考生，摇身一变成了本地媒体大肆报道的素质教育成功典型，很魔幻。”
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写在19岁。高考前一个月，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复习，破罐子破摔，“那时候幼稚，就觉得我的青春期还挺复杂的，也经历了一些事，好想表达，就突然开始在草纸上瞎写。”
他不知道写作有什么用，如果说写作有用，那也就是写给好朋友看吧。中学里的同窗一毕业就会四散各地，有去北京、香港，有去新加坡和美国的。他们问郑执，你还没写完吗？等你写完了我们也看不到了，不如你贴网上连载吧，走到天南海北都可以看到。
故事在搜狐读书频道写到一半，他在香港的一个哥们儿把文稿给自己的爸爸看了。那位父亲是做版权保护的，算是行业中人，他觉得郑执写得不错，应该写完。这给了郑执很大的鼓励。“从那时开始我就突然态度严肃了，我觉得我应该认真把它写完，写完就去出版社投稿。”
怕错过重要信息，他把沈阳家里的电话留给了编辑，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从香港给家里打电话，其实是想听到好消息。“有一天刚好只有我爸在家，我说，爸，你今天有没有接到什么人的电话？我爸想了想说，有，一个骗子，我给撂了，他说要给你出书，现在骗子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命运有时候也像一个编剧
当时郑执在香港的TVB实习，TVB要开普通话台，要招主播，郑执和一个女生朋友去应聘，应聘之后，TVB说项目还在筹备，让他们开工干活，一边学剪片子一边等消息。“剪了三个月，实习工资很少，那时候我把电影剪辑软件Premiere什么的都学会了，结果发现不对，TVB的主管又已经在面试广院科班出身的主播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拿我们当苦力？”
他不会说粤语，TVB主管不会说普通话，想吵架还得带上翻译，他拉着那个女孩一起去，嚷嚷着要辞职。制片人说你要辞职的话你记住TVB从此封杀你，以后你毕业了再也不能来TVB找工作。他记得制片人指着他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而他逼着女同学翻译骂回去：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
他倒粗中有细，女同学一时义愤也想跟着辞职，他骂完还转头劝女孩别辞，“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学电影电视专业的，再坚持一个月你就转正了。”女孩听了他的，没辞，第二年选上了港姐。
命运常常就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郑执从TVB拂袖而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家里的生意已经完全倒闭了。父亲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贩了一批爆米花机去秘鲁，结果被中间人骗了，血本无归，紧接着又买了不靠谱的股票，靠一碗一碗面攒下的家底就基本归零了。他只是在旺角街头临时起意给爸爸买一双带气垫的名牌好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亲买礼物。几天后，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父亲病重，他得回家。
“结果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蹲下想给他试穿这双鞋，我才发现由于并发症，他的脚已经比原来宽了两倍，鞋的码数并没有错，但他已经完全穿不上了。一个儿子一生中唯一一次给父亲买的礼物，就这样作废了。”父亲已经癌症晚期，大夫很明确地告诉家属，病人只剩下最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郑执并不迷信，但是冥冥之中，总有一些巧合让他心惊。父亲亡故之后，为了继续在香港的学业，他借下了高利贷，一毕业身上就背着二十几万的债，利滚利增速惊人。当时他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收入扣掉高昂的房租，连生活都不太够。他每天喝大酒抵抗抑郁，超市里的酒按价格分类，最上面的最贵，而他总是一进去就直奔最底层的酒架，有时候促销，39元能买两瓶——因为总喝最差的酒，最终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这似乎是他在精神上最接近父亲的时刻。他短暂地戒了酒，并写了一个以父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一年后，这篇小说被一家影视公司买走了影视版权——钱在他的银行卡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被他迅速地换成了港币，打给了高利贷公司。因为那笔钱不多不少，刚刚够他还清所有高利贷。就好像是父亲在另一个维度里，拉了他一把。
大年三十，爷爷穿墙而过
选择《仙症》作为新书的标题，不仅仅是因为匿名作家奖项作品带来的知名度，更因为这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题目，又含着疾病的隐喻，似乎凝炼了小说集里全部故事的气质：它们是现实的，贴地的，烟火气的，但在某一个瞬间又是超现实的，仿佛飞升了起来。
幻想自己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人，在私奔当天变成食人熊的男孩，临终希望得到宗教慰藉的父亲，突然不举的健美先生，破绽百出的婚姻男女，加起來一共只有五只眼睛的一家四口……郑执并非刻意写“症”，他在意的是人世的畸零。
狐黄不过山海关，自来迷信在东北就有极好的群众基础，这是萨满的遗存。《仙症》里的王战团，因为吃了“狐黄白柳灰”中的“白三爷（刺猬）”，一生都没有起色。他们受困于生活，也受困于难以解释的外力，这跌跌撞撞的人间呈现出一种超乎善恶的面目，而人在命运面前无解。
在台湾学习了戏剧的郑执回到北京，用当影视编剧的收入，养活自己的纯文学写作。他也见惯了影视圈里的迷信习俗，“影视，按古话是梨园行，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面属于捞偏门的。”捞偏门就得求庇佑，就得有所敬畏。就得信。至于他自己呢？他陷入了沉思。
他记得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大年三十的早上，他见到他的爷爷从玻璃窗里穿窗而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所有人生记忆的开启点。他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从玻璃穿过来，然后摸了我，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回忆，没有任何害怕。神奇的是我本来也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子，但我就知道他是谁。”
他说，幸亏家里当时有他的妈妈和奶奶为他作证，不然大人一定会认为他在撒谎。妈妈和奶奶发现他在家里围着房子乱跑，奶奶家靠扎花圈为生，房子里放满了花圈。奶奶还熊了他一句：你满屋瞎跑啥呢？跟狗子似的。他解释说：我领着爷爷看看咱家新房子呢。
女人们瞎得汗毛倒竖。郑执的爷爷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爷爷临走前就两个遗憾，一是没能见到最疼爱的小儿生娃，二是没等到家里的拆迁房，一辈子没住上楼房。“他回来就是要同时完成这两个心愿。”
“我小时候表达能力天生就很好，我说我看见我爷了，我爷特别高，穿一件深蓝的衣服，有4个兜，领子是这样的。奶奶跟我妈说，她爷死前火化穿的可不就是他那身中山装么？我爷爷是一个非常帅、爱美的人，身高一米八几，他临走前特意跟我奶奶嘱咐，不要穿装老衣，太丑了，穿得像僵尸似的，我要穿那个我最喜欢的中山装入火炉。”
18岁时离开沈阳去香港，出发前跟奶奶告别，奶奶拿了照片给他瞧。“就是那种摄影店里的合成照片，底下其实是孙中山和宋美龄的身子，上面给P上我爷爷奶奶的脸。”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爷爷的照片，“完全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
电影和文学的拔河
这是无法解释的奇情，小时候因为家中扎花圈，他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花圈中心的“奠”。大了学写书法，要写繁体字，才发现自己的姓氏“郑”，繁体字（鄭）里左边就是一个“奠”字。
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人，相比于神鬼之说，他更相信人世间的秩序和正义。灰色地带见得越来越多，但他对黑和白依然怀有一种少年式的信仰。他之前一个17万字的悬疑长篇《生吞》，写的就是这种黑白之争。虽然黑有时会占上风，但是白会抱着一种宁为玉碎的决心与黑同归于尽。这种对正义的理解，到了《森中有林》变得更加浑成。
他对通俗怀有执念，那也是更符合他文学审美的东西——浅近、质朴。像他这几年开始喜欢的史铁生、汪曾祺、余光中——“他们没有故意写得深奥，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即便是面对电影行业也是如此。拍出一部忠于个人审美的文艺片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让大多数人get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商业片比文艺片更难，好的通俗小说，比不在乎读者懂不懂的纯文学更难。换言之，表达自我是容易的，但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找到与他人的最大公约数总是更难。他写《生吞》，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赌气式的自证。因为他的哥们儿在喝大了酒之后问他：郑执你也写了这么多年，你写过一个畅销的没有？就那种一说标题，大家就都看过的那种……
“所有写东西的，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读呢？那种写完要锁在柜子里，死后还要让朋友把稿子烧掉的，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理解。”
他能很清楚地报出自己在文学阅读上的师承：蒲松龄、爱伦·坡、余华、川端康成、马克·吐温，再加上一部分的福克纳和一部分的海明威……这也似乎能简单粗暴地跟他身上的一些标签相咬合：悬疑，惊悚、社会写实、致力于冷冽短句的硬汉派，但这并非他在文学追求上的全部。
做影視编剧的经验，反过来也会影响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是公认的便于改编——《生吞》、《仙症》也都已经在影视化的过程之中。戏剧传播中该有的戏剧冲突、情节节奏、人物设置，甚至对话台词和场景感，他玩得很纯熟，他有很强的逻辑感，这种要把故事编圆的冲动有时候过于强烈，他的小说因此呈现出一种紧密的编织质地，有类型片的结构和气息，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是十分容易沉浸其中的一张网。
还是小说更自由，更个人化，相比之下，电影创作像是一种集体劳动。开一个会，吵八百回。“这件事儿就没有办法，说好听一点是大家不在一个审美体系内，说难听一点，审美就是分高低。高的跟低的不能互相说服，就只能干生气。”
导演里头，他迷是枝裕和以及李沧东，李沧东新近中文出版的小说《烧纸》，他特意细细读了。“他的电影特别有文学性，所以一听说他在文字上也有输出，我就马上找来看。他的文学水准在导演里是一等一的，但把他放在作家里看，就觉得还是写得小。作为玩票可以，写得也有意思，你要带上电影的滤镜去读他的文字，几乎可以想象出来每个镜头他要怎么拍，但作为专业作家去考量，可能就没那么好，没那么够看，他的笔墨不如他的影像般配他的叙述。”
这是一种独特的审视，来自一个一只脚踩在文学而另一只脚踩在影视里的写作者。而这种审视，每时每刻，也必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