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不纵恶，由己不由天

摘 要：
《三国演义》意蕴以“尊刘贬曹”为主线，以“民间意识与正统思想”“谶纬迷信与天道循环”“忠昭日月与义薄云天”为经纬，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三国世界”。三国意蕴解读历来众说纷纭，但遵循元阅读理念，沿着“尊刘贬曹”主线，纷繁复杂的意蕴背后实则有着一条“向善拒恶”的民间立场。

关键词：元阅读策略 多任务驱动 意蕴探究 历史观 天命观

说不尽的《三国》，只能“演义”。“三国”是一段说不尽的谜，从罗贯中籍贯、成书时间到主题、意蕴，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解谜是需要技巧的，读三国意蕴也需要相应的阅读策略。《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延续朱熹《通鉴纲目》的历史观，尊蜀汉为正统，斥孙吴、曹魏为僭国。过度强化，便出现了“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艺术效果。因此，毛评曹操官渡之战中跣足迎许攸、许昌焚私通袁私信二事，指出曹是善结纳，有权谋：“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同样是哭，说刘备之哭是哭社稷、哭百姓、哭将士、哭兄弟是仁义，而曹操哭韦典与郭嘉则是“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显然长髯大汉用“可爱”一语，讽刺十足。客观上看，《三国演义》中“忠义仁智”之外不乏权术，曹刘在这一点上，其实并无区别。但刘皇叔携民过江，曹阿瞒屠戮徐州又确实有善恶之分。因此，尊刘贬曹往往带有“向善拒恶”的民间理想。

閱读《三国演义》我们绝不能刻意回避这一意蕴主线，但也要清醒，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尊刘贬曹”本身也有说不尽的内涵。解读三国意蕴，不妨沿着“尊刘贬曹”的主线，探究背后如“圣主贤才梦”“历史悲剧说”“忠昭日月，义薄云天”“乱世英雄群像说”“谶纬迷信天命说”“天道循环”等多元意蕴。这些意蕴之外，也可能会有更多选项。时移世易，每一代人读出的“三国”都会随着斗转星移，越发丰富多彩。这也是元阅读解读理念的核心观点，即倡导尊重已有经验，注重对文本个性认知，不断对文本及阅读过程推敲反思，探求真问题，促生新观点。这正是，说不尽的《三国》，只能“演义”。

一、“尊刘贬曹”的善恶理念：天理昭昭与人间正道

“善恶有别”“天理循环”在“三国解读史”上广有影响。潘承玉认为：“《三国演义》主题是反映天命观。全书的情节内核是对天命的理解与阐释，全书的感情基调是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大量“东汉谶纬迷信”的儿歌、传说、故事，如“谋诛董卓前的儿歌预兆”“左慈抛杯戏曹操”“孙策杀于吉”等。明显带有迷信色彩的“逸闻”，成为“尊刘贬曹”的有力细节。又如，“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孔明班师回国，孟获酋长及诸部落，罗拜相送。旧时祭神，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则风平浪静。孔明亲往祭祀，馒头代牺牲、人头，令董厥读祭文，风平浪静。谶纬迷信中有神化诸葛亮的嫌疑，但也有讴歌善念的诉求。董卓被杀有预兆，曹操遭戏弄魔幻迭出，但刘备马跃檀溪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诸葛亮以馒头代人头则有了一种重生重民的高尚情操。

蜀汉君臣是明主贤才的典范。刘备宅心仁厚，诸葛亮鞠躬尽瘁，关云长披肝沥胆，张翼德豪气干云，赵子龙舍生忘死……他们都是忠昭日月、义薄云天的人间脊梁。曹魏阵营也不乏忠义人士，如“王佐之才”荀彧、“板荡直臣”程昱、“曹家谋主”荀攸等。可以说，在匡扶汉室的问题上，双方争议不大，真正产生分歧的是后续道路。曹操成了魏王，也就“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了，因其要取而代之；
刘备成了皇叔，也就拥有了帝位的合法继承权。而且一个基本事实是，刘备几乎寄予了人们对仁君圣主的所有美好想象。

第一，宅心仁厚，爱民如子。曹军南下，刘备火烧新野、水淹曹军时，他和诸葛亮先将全城老百姓都迁到安全地带。兵败襄阳时，在逃往荆州路上，处处留心随行百姓，危急中也不忍抛弃百姓。即使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刘备仍然不忍抛弃成为战略撤退严重压力的十万百姓。面对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两岸哭声不绝”的惨痛的渡江场面，他放声大恸：“为吾一人而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足见对百姓“忠”，对群众“义”，千古仁君品质。

第二，忠心社稷，匡扶汉室。三顾草庐，请诸葛亮出山时，他如此表白：“伏睹朝迁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 ”。只闻其声，犹见其人，一个胸怀江山社稷、力图大志的英雄形象已跃然纸上。话如是人如是，终生匡扶汉室、重振纲纪。忠义千古，先主圣德，感天动地。

第三，向善拒恶，信守大义。《三国演义》拥刘并不只因其为“帝室之胄”，更因为他“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三让徐州而不受，有荆州而不取，不愧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和关羽、张飞虽为君臣，但情同手足。弟仇当前，他甚至弃江山，豁出性命去为关羽报仇。他说：“二弟若死，孤岂独生！”“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对此，他无比清醒：“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
曹以暴，吾以仁；
曹以谲，吾以忠；
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其心极难能可贵。

二、“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史学传统与民间正义

“尊刘贬曹”首先是一种政治倾向。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 中提及：“读 《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
以正统予蜀者，紫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这是对“尊刘贬曹”最明确的定性。毛宗岗评删定本为《三国演义》，选择的正统就是蜀汉。尊刘就是“卫正统”，贬曹就是“反僭国”。毛氏评点不失为对这部小说的一种妙解，且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三国意蕴解读的主线。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当然不必囿于一家之言，但即使秉持开放包容的思想，我们也要承认“尊刘贬曹”是正统思想最彻底的道德诉求。

（一）“尊刘贬曹”与“尊曹”背后的史学传统本质上是奉谁为正统。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 《三国志》 尊魏为正统；
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
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一反司马光观点，又尊蜀汉为正统。简单理解为，一统则尊曹魏，偏安则尊蜀汉。原因很简单，拥曹还是拥刘，都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清史学家章学诚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对小说来讲，元朝至治年间（1321—1323）刻印的《三国志平话》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异族统治时期，表现“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是将政治理想寄托于小说的悲剧性的正面人物，如刘、关、张、诸葛。明君、贤相、猛将、忠臣，封建政治的理想蓝图。这既有一种永恒的民间诉求，又包含了一种彻骨的失望。仁君贤臣忠智义勇固然令人眷恋，理想的丰满在现实的阳光下更加骨感，对理想的深情召唤，恰恰是现实深深的不满。

（二）惩恶扬善的史学传统及民间正义。与其说《三国演义》把三国故事描绘得恢宏悲壮，不如说它凝聚了民间对仁君贤臣的永恒想象。以“尊刘贬曹”为焦点，我们不难发现，刘备之宽厚、爱民的明君理想及忠贞节烈的道德原则让“尊刘”的意蕴更为丰富，曹操“多疑好杀”“残忍奸诈”让“贬曹”的内涵更加笃实。更深一步说，“尊刘”，在民间立场看，实质上是推崇刘备的“寬仁”“忠厚”，信守大义，推重“仁政”；
“贬曹”，则是贬斥曹操的酷虐、奸诈，虚伪阴险，反对“暴政”“苛政”。但实际上，就算是小说中，“身先士卒”“纪律严明”等桥段也折射出曹操阵营也尽是暴政，甚至“不踏熟田，割发代头”等恰恰是爱民之举。

（三）透过“尊刘贬曹”这一政治主题，我们应当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在民间层面的演变。中国艺术侧重于表现，即使是写实性历史小说，也会带着一种固有眼光阐释历史，对历史奥秘的寻根究底。《三国演义》有着“因果轮回”意识，开头就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历史观横空出世，处处又透露着天命不可违的天道意志，但又侧重历史人物的道德情操描绘及其矢志不移的奋斗历程。天命不可违，魏蜀吴却都在以人力去争一个统一，最终又让主人公的毁灭来打破这种永恒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原则。只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只一声“不以成败论英雄”，显然不能信服。

三、“尊刘贬曹”的人性分析，理想曼妙与现实骨感

刘备经营的蜀汉政权是一种理想型的“上下同欲”，而曹魏阵营就绝非铁板一块，甚至有着“同朝异梦”的喜剧色彩。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汇聚了一批忠心汉室的忠义之士。典型如荀彧、荀攸叔侄二人。荀彧是王佐之才，曹操手下的第一谋士，为曹操霸业呕心沥血，但是最后在“封魏公加九锡”上与曹操发生分歧。《三国演义》中写道：“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此后，荀攸反对曹操封魏王，忧愤而死。“忠义”是曹操旗帜，但也成了他的“拦路虎”，曹魏君臣决裂，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骨感。

曹魏阵营主从关系相当微妙，有着难以调和的理想冲突。最典型的就是曹操与荀彧。曹操要成就霸业，而荀彧则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分道扬镳不可避免。如荀彧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而曹操的理想是重建秩序，统一中国。两人的出发点都是统一，只是之后怎么做，分歧太大。荀彧是想走东汉老路的，而曹操是建立庶族政权，为此不择手段。两人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荀彧的初心不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野心却越来越大，最后要做魏公了。要对大汉取而代之，这明显触及了荀彧的底线。

与刘备这种近乎完美的“仁圣君王”相比，曹操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夏曾佑在 《小说原理》中说：“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行，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意思是说，作家和读者都是中人，你看小人，可以把小人的缺陷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要看君子，你不一定把君子看得明白。可能正是基于此，《三国演义》里曹操一出场就以一出“诈骗叔父”登场，成为一个时代尔虞我诈的奸雄，尤其是“错杀吕伯奢一家”，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近乎残忍和恬不知耻。而刘备这样的明君圣主，心系天下苍生，力图匡扶汉室，时时处处都是一派以大局为重的长厚形象。而且曹刘出身悬殊，但曹操名贵实贱，不过宦竖之后；
刘备身贱实贵，孝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刘备出身楼桑，蹑足街市，不过是个织席卖履之人。但他遵从“唯德可以服人”的信条，一心凭借“仁政”和“王道”，力图在尘世中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谋略不及诸葛亮、曹操，勇武不及关张，但在个人德行和精神品质方面，却是当世最高。他“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这未必是雄主，但一定是仁君。对仁君圣主的永恒呼唤，是民间最大的渴望。

四、“尊刘贬曹”的缘由：民间立场与正统思想

一般认为，罗贯中作《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而刊刻最早已是明嘉靖初年。此后近百年，先后出现过多种版本，但除了加图、加批、添诗、改变卷数和回数之外，嘉靖本的内容和文字基本上没有改动。到了明末清初，继金圣叹删改评点《水浒》、冯梦龙增写 《平妖传》 之后，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版《三国志演义》刊行问世。毛本一出，众本皆淡出历史舞台，独毛本风行至今，三百余年。毛本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三国演义》“尊刘抑曹”这一意蕴空前强化。显然，我们可以从小说对刘备、曹操性格刻画、行事风格、处事策略、政绩风评等角度比较中明确这一论断。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倾向及其选择的必然性？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历史演义小说，从创作之初，就在参与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在不断被历史重塑。正如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所说：“艺术作为发现，本质上是历史的，这不仅意味着，艺术在外在意义上拥有历史，在历史进程中，艺术伴随着其他事物出现，并且在此进程中，艺术改变和终止以及为历史学提供变化的形象，艺术作为历史在根本意义上是奠定历史。”《三国演义》不仅是文学作品，在它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它同时又成为历史的一种表现形态，为那些触不可及的历史留下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和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这是我们解读“三国意蕴”的认知前提，在文学艺术与历史真相的彼此观照中，《三国演义》便有了双重内涵，历史中人心向背与作家编者主观情愫的融合。换言之，尊刘贬曹既是民间立场，又是作家编者主观倾向。

伽达默尔曾说：“艺术作品是对一种可能恢复的永恒秩序的呼唤。”历史小说涉及的永恒秩序指涉历史秩序，也映射现实秩序，作家主观倾向也会体现其民间立场，尤其是在元末，渴望正统正代表了期望恢复汉祚的强烈社会意识。这正是“尊刘抑曹”的深层需要。但历史小说本质上也是虚构文学，作家主观心理与民间立场完成了一次融合。诞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奉汉室正统，“尊刘抑曹”上承《平话三国志》等民间诉求，下起民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认同与积极反应，最能反映出民间的道德和伦理。于是，“仁君贤臣”“汉室正统”“惩恶扬善”“道义责任”“伦理纲常”等民间伦理，也就成为“尊刘贬曹”民间立场的社会心理依据。

这一点不难从曹、刘的人生大致轨迹的比较中，一窥端倪。曹操以阉竖之后首倡义军，举起“匡复汉室”大旗，一统北方；
刘备为了兴复汉室，四处奔波，占据西蜀；
孙权赖父兄基业，坐稳江东。三人都是英雄一世，也都以自己的奋斗加速了民族统一进程，皆万世豪杰。然而有个问题令人玩味：既是如此，何以“尊刘贬曹”呢？横向比较一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最终没有称帝，却留下了“篡汉”骂名；
一直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最终称帝，却依旧留下了“仁君”“仁政”的美名；
而盘踞江东三世基业的“碧眼儿”孙权，坐断东南，凌厉手段不失枭雄之姿。恐怕最明确的原因就是，民间“向善拒恶”的道德诉求，还有从平话开始的惯性使然。曹操奸诈，刘备忠厚，这种标签早已说不清是文学还是历史形象了。

五、“尊刘贬曹”的深度内涵：历史观念与天命思想

理解《三国演义》“尊刘贬曹”主体意蕴，必须首先区别两种历史观。第一是民间道德伦理立场，即惩恶扬善、是非曲直、忠奸善恶；
第二是天下大势，士族庶族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社会历史的总体走向。《三国演义》作为民间话本、乡野传说等历史累计性文学作品，经历代文人民间艺人的丰富完善，必然带着民间道德伦理立场，而《三国志》作为历史著作，更加注重历史走向、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等，所谓“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

看待历史，研读历史小说，我们需要历史观。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道德批判，二是科学分析。道德批判是重感性的，民间立场区分历史人物无非就是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科学分析是重理性的，精英立场从来都是关注历史大势、力量对比、出路退路等。从这一点来看，曹操早年是胸怀大志，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取而代之的进程。虽然他身为汉相，小说中却多有僭越之举，以至于射猎时，关云长都起了杀心。此后的“衣带诏”，更是让曹操奸雄形象跃然纸上，而大汉皇叔刘玄德，一片丹心更炽热。不必说，“携民渡江”“摔孩子”等行为艺术，就是“三顾茅庐”“复仇东吴”等情节，更是让“仁君圣主”有了“义薄云天”的气概了。

理性看待历史人物，往往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好人也有恶，坏人也有善，最重要的是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局势。汉末历史条件是，旧政已亡，新政未立；
历史局势是，重建秩序，重归一统。中国以农业为本，安定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条件，民心思安，统一是当时大势所趋。小说不免民间立场和道德看取，历史则更多理性分析和力量消长。

曹操灭袁绍、平西凉、一统北方，实际上奠定了此后“三家归晋”基础。客观看待曹操功业，他也无愧三国英雄。刘备、孙权分别割据西蜀、江东，结束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为后世“天下归晋”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们都是英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谁说天下一定要姓刘？

但我们同时也要理解《三国演义》体现的传统天命观。《三国演义》尾诗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在当时人看来，天道循环自有定数，其实诸葛亮、刘备何尝不知“匡扶汉室”到最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第三十六回，徐庶劝孔明出山辅佐刘备复兴汉室，“孔明闻言作色曰：‘ 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同回司马徽已经说了：“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甚至，刘备在回答隐士崔州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这样的质疑时，也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胃，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这些话至少表明，不论是孔明，还是司马徽、刘备，都有“天命不归汉”的清醒认识。但孔明、刘备为什么出山挽救“人心既离天命去”的大汉？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探寻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一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理循环，天理昭昭”，“人定胜天”，等等。《三国演义》在饱含深情的叙事中，其天命观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方面宣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民间观点；
另一方面又对诸葛亮、刘备“明知不可而为之”，相信“事在人为”反天命努力来打破命定的观念，这也就造成了刘备、诸葛亮等人物身上充满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所以，刘备“白帝托孤”何其悲壮。果然又應了诸葛亮那句“牺牲品”的悲剧结局。但这也是刘备和孔明等蜀汉人士最可贵处，即“明知不可而为之”，逆天而行也要匡扶汉室，维持大汉正统，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典范。其中，刘备、诸葛亮君臣的悲剧感更强烈，他们明知汉祚将尽，却偏要上演一场“三顾之恩鞠躬尽瘁”“匡扶汉室死而后已”的“人间正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满门忠烈献身蜀汉，三代英杰令人唏嘘。刘备“携民渡江”“挈妇将雏”，人间圣君，早已深入人心。

刘备与孔明的君臣关系更是令人神往，他们既是知己又是同志，君臣上下同欲，共赴“兴汉”梦想。刘备是“何敢委之数与命”，诸葛亮是“不拘天道”，一君一相的精神追求共同体现了人性的自觉，即“人定胜天”合乎道义即使逆天也不惧的胆识和魄力。第四十九回，孔明七星坛巧夺天地造化，祭东风火烧赤壁，又在第一百零三回五丈原上“踏罡步斗，压镇将星”，向上天借寿，为了“上报君恩，下救民命”，本质上都是与天命抗衡，可谓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但运移国祚，“魏吞汉室晋吞曹”是天意，蜀汉注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结局。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夸父追日”的悲剧，“愚公移山”的奇迹，“精卫填海”的传奇。不等日出，我们自追；
不去搬家，我们移山；
不去屈服于大海的无垠和大浪滔天，我们填海。我们民族的雄伟悲剧，永远都充满了“人定胜天”的信念，充满了抗争和不屈服。善恶从来由心选，成败不能我做主。我命不由“天”摆布，人间正道是沧桑。与嗜杀成性的曹魏或司马政权相比，刘备仁君仁政更得民心，若“天命归晋”，刘备、诸葛亮至少用尽毕生心力去争取一个“匡扶汉室，再塑乾坤”的机会，虽败犹荣。从这个角度看，《三国演义》深刻的文化意蕴在于：人类应该摆脱身不由己的状况，首先就要做到己要由心，人类应该从善不从恶，命运由己不由天。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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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规划课题“高中语文元阅读教学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 者：
李庆华，文学硕士，重庆渝中张学忠名师工作室学员，重庆市二十九中学校高中语文教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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