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出口结构的影响

李怀政 陈静静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取得长足进展，出口贸易结构不断升级。基于浙江省1986—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优化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而认为浙江省亟需深化对外开放、促进FDI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FDI;出口结构;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 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08-0052-0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developed coastal region， Zhejiang Province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export trade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upgraded.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8，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ulse response of export trade structure to FD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optimizing the export trade struc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re is a stabl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urthermore， it is believed that Zhejiang Province urgently needs to deepen the opening up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DI.

Key Words：
FDI; Export Trade Structure; VAR;Impulse Response

一、引 言

伴隨改革开放深化，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日渐创新，地区出口贸易结构逐步升级。究其动因，存在多个维度，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FDI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缺口;同时，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推动我国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逐步优化，从而，合理利用外资有助于出口企业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浙江作为我国沿海发达省份，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突飞猛进。但是，伴随外向型经济深入发展浙江出口也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譬如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失衡，工业制成品中低附加值产品占比较高、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较低。从长远而言，在努力挖掘企业自主创新潜能、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继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大有裨益。

目前，学术界有关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鲜有研究从省级层面予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浙江省1986—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

Mundell（1957）和小岛清（1978）的研究奠定了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基础。其中，Mundell采用H-O模型中2×2×2分析方法，指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直接投资可以沿着雷布津斯基曲线在资源利用效率最佳和生产要素成本最低的条件下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1];小岛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要素自由流动、各国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要素优势，相互补充资源禀赋，创造对外贸易的契机[2]。另外，日本经济学家Kaname（1962）提出“雁行”理论，认为生产结构较为落后的国家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化国内产业结构[3]。小岛清在其著作中结合比较优势理论、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展开边际产业扩张研究，指出一国应当选择本国未来存在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该产业在投资对象国具有比较优势潜力，这不仅能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还有利于对象国国内产业调整与升级，促进其幼稚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更合理的国际分工秩序。

（二）国内相关研究

较多学者从国家层面就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譬如丁文丽（2001）发现FDI与中国出口总量、出口结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的出口总量增长并改变国内工业制成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从而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4];奚君羊等（2001）从贸易贡献率的角度论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发现FDI对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5];江小涓（2002）认为FDI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影响已不再单一地表现在总量变化上，同时以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提升中国的贸易竞争力[6];许和连，赖明勇（2002）从长期和短期对FDI和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FDI明显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相对于初级产品，FDI对于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 [7];王晨钟（2004）研究支持FDI推动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更为明显，合理利用外资可有效推进我国出口结构优化[8]。也有学者探讨了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区际差异，譬如陈才麟（2016）发现FDI引资压力逐渐增大，区域异质性较为明显，不同地区的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9]。同时，还有少许研究探索FDI对浙江省进出口的影响，胡求光、黄平川（2008）从贸易总量、结构与效益三个维度分析了FDI 对浙江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改善了浙江省的贸易结构，更有助于提升其外贸竞争力[10]。

（三）文献简评

国内外既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雁行理论强调东道国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大量资本以改善本国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从而提升生产能力、影响出口结构;边际产业投资理论强调FDI能够有效调整母国和东道国的优势和劣势产业，进而引起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我国大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三、浙江省FDI与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外资流入发展势头迅猛，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外资企业进驻本地市场，1986年浙江省FDI总量仅为0.18亿美元，而2018年已达到186.3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11%;其次，浙江省外资企业出口份额较高，1997—2006年，外资企业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浙江省出口贸易总量大幅度提升，2006年外资企业出口占比高达37.62%，2008年之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外资企业出口份额逐渐下滑，但总体比重仍高于15%;再次，由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浙江省内资企业在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全省的出口中占据越来越高的份额。

就出口贸易而言。首先，1986—2018年浙江省出口总量不断上升，除2009年和2016年出口增长率出现负值，其余年份出口均保持正向增长，2018年出口总量已达到21174.50亿元人民币;其次，浙江省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速高于工业制成品，2018年浙江省初级产品出口额为668.54亿元人民币，相比于2017年增长16.68%，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为20505.97亿元人民币，相比于2017年增长8.69%，这可能是因为工业制成品经多年发展积累的出口基数较大;第三，浙江省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与工业制成品存在差距，2018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为3.16%，相比于2017年增长0.2%，但仍明显低于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的96.84%;第四，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仍有优化空间，2014—2018年浙江省第一大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占浙江省出口总量的40%以上，此外，纺织产品、服装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分别占出口总量的12%、10%和6%，浙江省通过调整四大出口产业比例，增强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可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

四、FDI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變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FDI表示浙江省每年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万美元）;EXS表示每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的比值，用来表征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EXC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避免样本数据量纲差异所导致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偏误，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进而得到新的样本序列。

2.数据说明

当FDI流入之后，经历一段适应期，东道国或地区的出口结构一般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为了满足适应期需求，避免因数据不足导致的估计偏差，选取浙江省1986—2018年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每年度发布的《浙江统计年鉴》，其中2015年起浙江省出口总值的计价单位由美元转变为人民币，但EXS以比值衡量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故汇率变化对EXS影响不大。

（二）实证分析

1.协整检验

经济现象中的大部分时间序列存在非平稳性，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回归偏误较大，协整检验可以用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效辨别虚假回归。对lnEXS、lnFDI、lnEXC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由于lnEXS、lnFDI、lnEXC是相同阶数的单整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当且仅当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性时，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具备经济学意义。

由于基础回归方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得到t统计量为-7.649873，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故lnEXS、lnFDI、lnEX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和汇率都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有显著影响，其中，FDI对浙江省出口结构优化有正向促进作用，FDI每增加1%，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就能得到0.517%的提升。此外，汇率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也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每贬值1%，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就出现0.612%的负向影响。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单位根检验了变量的平稳性，协整检验验证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具体方向上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在模型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了解变量间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参见表1。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FDI是lnEXS的格兰杰原因，而lnEXS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单向的。此外，lnEXC不是lnEXS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数据样本太少，弱化了检验结果，并且汇率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变对于汇率变化的反应不够灵敏，而lnFDI是lnEXC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变化有一定的影响，FDI可能从汇率层面对出口贸易结构产生影响。

3.脉冲响应分析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揭示了变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侧重随机扰动项对多变量自回归的动态影响，可以考察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脉冲响应分析需要建立在稳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基于前文相关检验，首先，建立如下VAR模型：

其次，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如图1，由于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同心圆内，VAR模型稳定。

再次，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变量自身变化引起的冲击对自己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本文对设定的计量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受到正向的标准差新息冲击后使得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在短期内的脉冲响应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第1期FDI受到外部条件冲击后，出口贸易结构没有反应，但在第2期出口贸易结构脉冲响应提升0.043，第3期和第4期脉冲响应效果保持为0.059，第4期后逐渐减缓，长期内仍持续保持正向响应，表明浙江省吸引的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较为明显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在短期内，FDI对浙江省的出口贸易结构具有高质量的提振效果。而汇率受到外生冲击后在短期内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负向影响，第2期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对汇率外生冲擊的负向响应值达到0.027，是所有时期的负向最高水平，随后两期内负向响应不断弱化，第5期之后为正向响应且影响程度较小。汇率变化能够在短期内产生影响出口的效果较为显著，从短期角度出发，汇率对出口贸易结构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长期角度看，汇率变化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不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其一，计量分析显示FDI、汇率和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维持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浙江省出口结构优化。其二，从逻辑层面分析，浙江出口结构优化源于两种动力：首先，浙江的外资友好型政策吸引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外商投资企业在浙江蓬勃发展，由于外资对于制造业具有较强偏好，FDI进而推动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其次，FDI的溢出效应助推浙江科技进步和劳动效率提升，进而基于技术传递、人才流动和资本积累等对浙江出口结构产生积极影响。其三，浙江省FDI结构亟待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力度不足;较大比例FDI基于浙江省传统产业优势进行低技术生产，并未投入核心技术研发成果，从长远角度看，这不利于浙江生产及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浙江省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优化制度安排引进外资，重点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团队和高端服务业的人才队伍，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高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促进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第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通过融合外资，扩大地方产业群，利用区域间技术传递效应，从跨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到本地企业之间的学习强化，逐渐提高内资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主导转变。

第三，加强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地方政府应重视对外资安全的审查，设立严格的生产绩效和环境准入标准，限制在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方面不达标的外资企业进入，争取在兼顾绿色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利用优质外资，推动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持续升级，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Mundell Rober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21-335.

[2]小岛清（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962（1）：3-25.

[4]丁文丽.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总量及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J].经济经纬，2001（2）：96-98.

[5]奚君羊，刘卫江.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6）：66-70.

[6]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02（6）：4-14.

[7]许和连，赖明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预测，2002（2）：10-13.

[8]陈才麟.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新问题、新对策[J].对外经贸，2016（6）：54-58.

[9]王晨钟.FDI对我国出口贸易及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5）：20-22.

[10]胡求光，黄平川.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104-110.

（责任编辑：郭丽春 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