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军事积弱的“非翻案式”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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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

《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

作者：方震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定价：78.8元

关于北宋军事为何积弱，传统的说法无非有两大类原因：第一，宋代重文轻武的制度大环境;第二，北宋因为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等汉唐旧地，不仅导致了北方防线无险可守，而且因为缺乏养马良地继而导致缺马，难以编组强大的骑兵。

但是，就“重文轻武”这个积弱的核心原因，传统的解释仍然是缺乏更为系统和深入的阐释的。

《和战之间的两难》并不是一本翻案之作，方震华先生在这本书中以制度梳理和战役个案分析等方式，将北宋军事积弱的探讨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从军事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更见细节、更显露历史感的剖析。

宋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失败后，如果说北宋士大夫集团此前对武将集团的批判和不信任是基于对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历史的强烈不满，那么此時他们对武将的临阵素质与能力也产生深深的质疑，认为北伐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武将集团只有匹夫之勇，因此未来武将的选拔与培养应该重于“智略”而非“勇武”，以发掘真正的将才。

士大夫集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立武学和武举。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一解决方案却被士大夫的偏见和自利式的价值观“异化”了，具体说就是，以读书和笔试来选拔将帅，将统兵权力集中到“知兵“的文臣手中。

用“科举”的办法解决军事人才匮乏，可以说是走向了“武将没文化”的另外一个极端。在武举录取者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研习兵书、精通文墨的读书人，将“纸上谈兵”视作战争正途，苏洵将之批评为“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

讽刺的是，宋真宗和宋仁宗都曾大规模在民间查禁兵书，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出了宋廷对兵书和“纸上谈兵”的迷信：读书人只要研读兵书就会打仗，而不让民间接触兵书就天下太平。

北宋的武学与武举逐步陷入了实际状况与制度设计南辕北辙的窘境，“设置武学与武举原本的目的是强化军队战力，但参与者多半无意于军职;本是测验与试者的军事能力，考试内容却与进士科差异有限;本为选拔将帅，实际上被士人当成求官的捷径”。

除了功效不彰的武学与武举，北宋士大夫对兵制和士兵招募方式的讨论，也充分显示了士大夫以“文”的理念处理“武”的问题。

北宋的兵制是“募兵”，也就是招募职业兵，在战斗力并没有展现出“专业性”的同时，却对北宋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士大夫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复古的理想主义，恢复唐代中前期“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北宋时代，在士大夫集团内部，关于募兵还是府兵（民兵）的争论，始终萦绕在朝堂之上。募兵固然是耗资巨大，但“民兵论”至少低估了兵农两种职业在结合上的困难，在实践上很容易陷入农事和兵事两者皆被耽误的尴尬境地。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制”本是企图落实以民兵取代募兵，但在实践中遭遇了宋神宗的抵制，最后变成了募兵和民兵并行，北宋本已过分庞大的军队规模进一步膨胀，但却对战力的提升于事无补。

但这场讨论暴露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北宋朝廷在考量“募兵还是府兵”时，很多考虑不是基于军事逻辑，而是政治压倒了军事。比如，在宋神宗口中，太祖当年为何要选择“募兵制”，重要原因是将天然有作乱可能性的“无赖不逞之人”招募到军队中，可以加强社会控制，所谓“每募一人，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既然宋廷募兵建军没有单纯地考虑军事问题，而是夹杂了内政与政治，在某些时候甚至内政压倒了军事，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同理，当宋廷制定武学武举制度选拔将领时，军事考量也常常被“以文驭武”“文人掌兵”和“文人求官捷径”等等理念干扰甚至压倒，你又怎么能希冀培养出一大批高军事素质的将领呢？

用现在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一开始动机就不纯，什么都想要，政策制定想兼顾多个互相抵触的目标，正是为政之大忌。

这样看来，北宋军事积弱似乎就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问题了。正如本书作者所暗示的那样，在辽与西夏的军事压力下，北宋未必不重视军事，士大夫反而群起积极地纸上谈兵，只是他们的讨论导向一贯都是：以“文”的理念处理“武”的问题，在士大夫的价值观下营造一个背离战场实际的现实扭曲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