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藩篱陈独秀冲破藩篱娶小姨

时间：2018-12-28 04:44:32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　　　　与原配高晓岚形同陌路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安庆奉命结婚了，新娘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婚礼。文武攀亲，门当户对，家长们为他们二人铸造了看似美满的姻缘。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受到乡邻“夫贵妻贤”的赞誉。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妻子只是与自己“思想距离不止一世纪”的旧式女子，另一方面是高晓岚恪守妇道，生活十分勤俭。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添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儿女。
　　照理，这对夫妻是能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妻子高晓岚是一个锈迹斑斑的古董，他们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陈独秀常常劝妻子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对丈夫的劝告不屑一顾，总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对。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两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为自己的人生理想，陈独秀常常游离于自己的家庭之外，母亲去世后，他更是很少回家。他的政治活动，难免多次遭到官府的查抄。高晓岚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为她选择的郎君，竟堕落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丧门星”。在陈独秀的理想中，在外屡遭通缉追捕，回家如能得到妻子理解与安慰，也能使疲惫的心稍有小憩，没想却常常遭到妻子的数落与怪罪，这使他对这个本就不中意的旧式妇女更加嫌恶。
　　
　　与小姨子高君曼相见恨晚
　　
　　就在这时，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6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活泼开朗，干练洒脱。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善良的新式女性特质。在两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两人朝夕相处，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探讨、约会。情感，在两人的一爱一慕中升华着。当他们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在众人的非难中达到了感情的饱和点。封建的规训使高晓岚只能暗自叹息落泪，履行着无爱的妻子的职责。
　　
　　陈独秀与妻妹的侠胆温情终成正果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两年后，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安然自得的最美好的时光。
　　两人弃家出走并自行成婚，被两家视为大逆不道，高家认为姐妹同嫁一人礼教难容，遂不认高君曼为女；陈独秀继父陈衍庶更视二人为败坏门风，比参加革命党更难容忍，扬言永远不许他们踏入陈家大门。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高君曼与陈独秀成了苦难的制造者。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
　　自从丈夫挣脱了婚姻的羁绊，高晓岚这位善良的旧式妇女只有做封建婚姻的牺牲了：悖逆传统道德的双方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能有什么办法呢?虽不满丈夫行为却忍辱负重，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嫁到陈家33年后,1930年9月9日，她郁闷于胸，积劳成疾，在安庆病逝，享年55岁。
　　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陈独秀姐姐的子女本该称高君曼为舅母，却偏偏叫她小姨，这使她十分气愤，常反问道：“叫我小姨可以，但他们舅舅(指陈独秀)如何称呼?难道也叫姨夫吗?”
　　
　　嫌隙渐生，落寞分手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倍加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够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她的心愿。陈独秀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
　　种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差距太大，残酷的现实使她一颗浪漫的心受到冷却，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是在对待教育前妻子女问题上，二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延年、陈乔年随同父亲回到上海。陈独秀为了他们在艰苦中饱受磨炼，不许他们回家，要其生活自主。两个儿子白天要读书，还要找活谋生，夜里就睡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
　　为免外人诽议，更出于对兄弟二人的爱怜，高君曼欲将他们接到家中食宿，陈独秀执意不肯。她就求助于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哭诉说：“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胜过于亲生儿女，但独秀不让他们在家食宿，不知道事情缘由的人，谁会原谅我呢?”谁知陈独秀知道此事后，反而指责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陈独秀在第三次被捕出狱后，为免拖累高君曼，便与其分居，两人很少相见。后来高君曼听传闻陈独秀另结新欢，与之从口角相争，发展到拳脚相向。
　　高君曼从小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便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1925年10月，带着亲生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从上海愤然回南京，住在东厂街两座破草屋里，这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而购置的家产，有地数十亩，房子十余间，陈独秀每月给高君曼及两个孩子50元生活费。
　　不料，这次离开竟成了他们的永别，1931年高君曼因患子宫癌在极端困顿中香消玉殒，含着悲愤与凄凉离开了人间，享年约46岁。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获悉噩耗，从上海赶奔南京为她营葬，并得到陈公博等的资助。但从此，无父无母的两个孤苦伶仃的子女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飘萍生活。
　　
　　摘自东方出版社《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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