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特往旷野去了
时间：2020-12-07 04:03: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彭剑斌
十多年前，我到广州找工作，暂时寄住在金特那里。有一天晚上，金特在睡觉，他让我23点叫醒他。到了22点50分的时候，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道要不要叫醒他。在那片刻的迟疑中，我应该是短暂地观察过他吧。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他，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根本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求在23点醒来？依据哪一条心灵准则赋予了自己这种权利？既然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那为什么不一觉睡到天亮呢？而且，23是一个质数呀。
每天早上，他去上班前，总要把电脑的液晶显示器放倒，趴在桌面上，再将键盘压在显示屏的背面。这个神圣的仪式又让我琢磨了很久。后来我实在感觉别扭，干脆直接问了：为什么？他说，以前猫总在房间里乱蹿，有一天他下班回来，发现显示器翻了，差点摔坏。现在虽然没有猫了，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个理由实在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这需要怎样的生活观？他在往生活的空洞里添加内容？这枯燥无比的作为，在失去实际意义之后，仍然被他揪住不放，一个稍有自主意识的年轻人，怎么能放任这样一种存在超乎合理？更奇怪的是，自从这次问话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再也没见他动过那台显示器，好像他已忘了自己的“习惯”。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是很快习惯了被恢复后的正常，别扭的感觉没有了。直到某天中午，我起床后经过客厅时，朝他桌上瞟了一眼，又看到曾经熟悉的一幕：显示器正面朝下趴在桌上，键盘压在它的背上，二者摆放得如此端正，庄严肃穆得近乎荒诞滑稽，一下把我给逗乐了。我再也不会去想，金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觉我已经知道了。
就在那块他摆放它如同摆放一只坛子的显示屏上，他曾主动向我展示了一首他刚写的诗。我再次困惑了，完全看不懂它讲了什么，只看到一大捆字被他生生拗断，每一行诗句都严重超长，都不想被拗断，那些字词之间的关系疏离，似乎每一个字都不想承认它认识旁边的字。我无比讶异：这首诗从内部失和了。透过它，我看到这位作者的大脑里面，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混乱，足以让梳齿崩断。这首诗的内容，我看完就忘了，甚至连一个意象都未能记住，但我记住了那些如芸芸众生、黎民百姓般黑压压的字词攒动所折射出来的那种艰涩的写作状态。一段漫长的、漆黑无望的写作路程正在等着他走过去。
有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在他面前谈论文学，因为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当然，这种避讳并非出于同情，反倒是出于卑微——只要当事人没有表现出心有不甘，那么放弃写作便拥有了对坚持写作的绝对优势，因为放弃很可能意味着某种不显山露水的智慧，而坚持只是依循简单的惯性，并不比每天将显示器放倒在桌子上高明多少。
那块显示屏，他现在只用它来追剧。我也和他一起追。那正是我们为期几个月的合租期间，共寝一张嘎吱作响的二手铁架子床，他睡下铺，我睡上铺;他换了工作，还是拿着不多的薪酬、朝九晚五地上班，我则继续失业。白天我将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了傍晚，我出门买菜。做好晚饭，金特差不多就下班回家了。晚饭吃什么呀？就真的只是萝卜和白菜。（金特有一次都生气了，因为他每天交给我五块钱伙食费，而我竟然连肉都不让他吃。我说，你他妈的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我们边吃边在电脑上看两集《三国演义》，竟然也不觉得难以下咽。那段时间，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而金特还没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是，我们浑然不觉的是，我即将迎来而他则即将摆脱各自写作生涯中的一段漫长的、漆黑无望的夜路。
而生活的轨迹，我们仍保持惊人的一致——每况愈下。先是我找到一份需要卖力气的工作，从海珠区搬到了芳村区，结束了合租。很快，金特也有点吃不消了，跟我前后脚搬到了租金更便宜的芳村。又过了半年，我再次失业，他仍在上班，但我们的住址都朝着城市更边缘撤退。我搬到了一个与佛山交界的村子里，租了套一室一厅，月租才两百八十块钱。金特也寻寻觅觅，终于在离我几公里远的城中村找到一处性价比非常高的出租房。我们像是两个与世隔绝的人，但那段时间经常互相串门。
在村里，我与词语搏斗，精疲力竭地写完了一篇令我失望透顶的小说。写完之后，我简直不想再看见它，为了离它远远的，我跑出去找工作。当我从人才市场回到住处，天已经黑了（太远了啊）。我浑身乏力，一堆书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可我一本也不想看。一个人的世界多么安静，多么缺少力量，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没有任何事情能推动我一把，可我又无法享受静静地站着的乐趣，根本就没有乐趣。我随便弄了一个菜，饭直接盛在菜碗里，拌着吃，这时金特打电话来，说要过来和我整两口。我下楼去买了些卤菜（鹅肠），酒我让他自己买。吃完饭，喝完一瓶劲酒，小瓶的那种，我们又一块看了半集《包青天》，感觉没劲，便换了郭德纲的相声来看，终于笑得满头大汗，泪水汪汪。金特喜欢边吃饭边喝酒边抽烟边吃水果。我饭桌上有半根吃剩的甘蔗，我从中折断，一人拿了一头，就着菜吃。九点多钟，他坐公交车回去了。
金特那时正在写《大峡谷》。那是他第一篇重要的作品。开头写火车站，仍然很艰涩，我见过太多这种开头，像是用文学青年可笑的理想、热血锻烧而成的炮灰搅拌成灰浆抹在字缝里，歪歪斜斜地砌出来的。我皱着眉头往下看，随着一个叫“贝贝”的女孩出现，叙事突然找到了出路，整篇小说好像挨了一顿“还我漂漂拳”，顿时好看了，而且永葆青春和美貌，直到划上句号。金特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小说家。
我即将离开广州，另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在长沙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那是2013年春天，料峭的北风刮得整个人精神干爽。出太阳的日子里，我上金特家，用他的洗衣机把被单洗了。傍晚还没干，于是就晾在他家里，约好第二天去拿。第二天是周六，他在家休息，我督促他赶紧把小说的开头删掉重写。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工人来，他说要在客厅的墙壁上装个铁架用来吊沙袋（这又是一件超出我理解能力的事物，不过那时我已经适应了与这样的事物相处）。我有幸目睹了他修改小说开头的那个堪称神奇的过程：他一边等工人来，一边在电脑上放着一部国产警探剧，但没看画面，而是点开小说文档，边听电视剧边改小说！我催问他改得怎么样了，他说：今天就能改好。我便不再催他，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后来，他准备下楼去给工人开门，站起身来念了开头的几句，我听了第一句，就说：“没错，就应该是这样。”他叫我先看看，然后下去了。我坐在电脑前看了看，不出所料，果然改得很好。
整篇小说都很棒，我赞不绝口，顺带敲诈他一餐晚饭。他带我去吃酸菜鱼，两个人喝了点酒，把一大盆鱼吃光了。回到他家，他倒在沙发上说：“七年了。”我问他什么七年了。他说：“七年没写出过像样的作品了。终于写出来了，我想哭。”然而，我看他心情舒畅，并没有一点想哭的迹象。
我在长沙定居下来。除去中间有一次在广州短暂而匆忙的碰面，再次相见已是2019年夏天，金特来长沙的目田书店和我进行了一场“南北对话”。其时，金特早已扎根沈阳，随着《冷水坑》、《魔脑》、《虚构集》等一系列东北题材小说的问世，他俨然成了东北地下文学圈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而我是湮沒在南方多雨的天气里沤出霉来的才尽江郎。对话基本上围绕着金特的小说在进行。我质疑这些小说的真实性，他笔下的那些满口东北方言的人物，无论阶层、职业、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迥异，全都对形而上思考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浓厚兴趣和超高水平。他的《鲸海》我没看完，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庆祝妻子治好了抑郁症，在家里举行了一场派对，随着双方邀请的朋友悉数登场，我不用看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场无主题的形而上辩论赛。“但这就是东北。”金特反驳我的质疑，“在东北，爷儿俩没事就掰扯上帝，探讨灵魂。反正东北的读者读了都觉得特真实。”
对谈完之后，我和他到走廊上抽烟，彼此问了问近况。他为了专事写作，几年没工作，常常需要借钱过活，并且成为了蹭饭高手。而我，人模狗样。我劝他多打磨语言，他则鼓励我重新写作。我说我准备师法美国文学。金特听了，猛吸一口烟，低下头非常惋惜地劝我：“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大家都瞧不起美国文学。我也是。
我突然有点嫉妒金特，不仅因为他写出了那些作品，也因为他此刻得以窥见我全貌——那个我一直无法拉开距离好好观察的形象。这个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的形象将被他轻轻松松地摄入眼底，收在心里，不时翻出来玩味一番。
一年之后，他交出一部长篇：《冬民》。读完，我确定了一件事情：我已经连嫉妒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责任编辑：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