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者的声音
时间：2020-03-28 08:03: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海外华人学者摆荡于东西两岸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们复杂的身份认同，双重边缘的生存感受给予了他们立足边缘挑战中心的学术立场，其跨文化批评以开阔的视野和尖锐的视角拓展了中国电影研究的新范畴。文章试图结合鲁晓鹏、周蕾和张英进三位学者的学术实践活动和他们具体的学术文本来阐明：无论是从大中华学术圈的构建还是从个体的经验的沟通上，海外华人学者都理应成为国内学界不容忽视的一个镜像。
【关键词】中国电影研究海外华人学者摆渡者
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一种“异质性”①的冲击力，带给国内学术界以启发、反思、质疑和争论，并由此引起不同思维模式、不同观点的碰撞、对话。那么，海外华人学者的电影批评、文化批评模式和国内学者有什么同和不同？不同的根源是什么？作为国内学界，我们应该在怎样的层面或者说框架内去理解和包容这种同和不同？笔者认为，以上的问题皆起源于一种基于个体生存经验差异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双重彼岸”的摆渡者②
海外华人学者来自两岸三地，③大多有早年在国内生活、求学的经历，④后因种种原因出国（主要在北美）求学，此后或加入外籍或以侨民的身份定居海外，他们主要在海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就职（北美各大高校的东亚系或者比较文学系），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根据斯图尔特·霍尔的表述：“散发性态度把身份认同看做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在建构中……身份认同是‘运动的’、‘延异的’。”⑤复杂的生活经验，多元文化的侵润，无疑给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认同带来一种模糊和复杂性。他们既不同于中国学者（这里的中国学者包括两岸三地的学者）抱持清晰明朗的本土身份，内在于鲜活的在地经验中，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拥有西方本位的优越和冷静。他们摆渡于东——西两个彼岸，体会着一种身份的尴尬和双重边缘化：对于国内的学者而言，他们往往流于理论的演绎，缺乏对在地经验的深切体察；对西方的学者而言，他们只是退居在汉学这一边缘学科的一群“他者”。⑥但有时候，缺失反倒能够转化为一种资源。西方理论学养为海外华人学者提供了批评的利器，跳脱出本土经验的喧嚣反倒获得旁观者的冷静，而内在于心的对于中华身份的记忆、反思和追寻使其更警醒于跨文化批评的权力问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们自居边缘，以边缘省思、质疑中心，以此彼岸关照彼彼岸，通过往来于东方和西方，中国和海外，主体和他者.他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身份的狭隘定义，超越文化交流中东方和西方、中心和边缘、传统和现代、真实和表象之间非此即彼的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而烛照出当代世界的跨地、跨界、跨国和跨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混杂性。
接下来，我将结合鲁晓鹏、周蕾和张英进三位学者有关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实践活动和学术文本来具体地分析基于生存经验的差异，身份认同问题怎样形构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学术风貌、气质和主要成就。
一、华语电影之概念：一种身份政治
作为一位少年时代就离开家乡（西安），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求学的海外游子，鲁晓鹏的文字里弥漫着一种浓重的乡愁。1999年，他在《山花》第4期上发表了《我的学术经历》，在这篇自传性文章里，作者追忆了早年远涉重洋的求学经历，在对个人生存体验的回溯中详细地记录了当代北美人文学科的变迁，并感叹了这种变迁对其个人学术方向的重要影响。个体、历史、时间胶着在一起的沧桑感弥漫在全篇。文章结尾处，作者用一首李白的诗《太原早秋》直陈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浓重的乡愁，身处异国对家乡的思念，对中国身份的内在认同在这篇文章里以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地淋漓尽致，而且这种情感和身份认同已经渗透到学者本人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中：
我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举办亚洲电影节，并帮助当地的博物馆和画廊筹划中国当代艺术展览，身体力行地为大家创造机会，增强自己社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丰富本地的多元文化生活。同时，我不断地介绍自己的同事到中国来，以提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他们做一些和中国有关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我本人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住上一个月左右，观察各种社会现象，接触各类人士，男女老少，贵贱贤愚，都有交往，力求对事物有直观的把握，避免在学术中纸上谈兵。⑦
我的任务是将中国的文本和事物理论化，使西方的学术界能恰当地了解中国的现实……进一步打破西方的‘中国学’、‘汉学’与主流理论界之间的鸿沟，使西方的文化研究领域听到一种新的、异样的声音⑧
仔细阅读鲁晓鹏九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电影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文本，民族性、主体建构一直是其关注的主题，这一主题结合不同的话题演变出各不相同的复调：在《中国电影一百年（1896-1996）与跨国电影研究：一个历史导引》中梳理中国百年历史地缘政治的沧桑变化，探寻电影参与民族国家主体建构时的复杂状态（其中内含有中心和边缘、全球和地区、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压抑、反抗、协商、合作），讨论电影跨国发展的形势中，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社群电影对于“文化中国”的认同：在《全球后现代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当代的衰落的探讨，以及对作为批判性公共空间的“先锋艺术”如何挪用、重塑中国的考察（《构造“中国”的策略：先锋主义与后东方主义》）：在《拆——当代中国摄影、录像、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一文中通过视觉影像的文本分析透视“内地奔向现代化的艰难目标时的混乱和狂热的气氛”。在这一系列学术写作过程中，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当代中国主体身份的重塑问题。
从个体写作层面上，上文所分析和描述的学者本人的治学心态和学术关注点，正是其提出“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Film）”这一概念的背景。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早年鲁晓鹏对于跨国电影的研究，更集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身份问题的思考。早在《中国电影一百年（1896-1996）与跨国电影研究：一个历史导引》 一文中，鲁晓鹏就梳理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史，指出电影参与了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且这种建构在1949年之后，中国分裂为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更加具有复杂性，两岸三地各为本位，在自己的区域历史中继续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在全球资本化来临的当代， “现代中国是社团、民众、民族、地区、方言、语言以及临时事件的集合体”，大陆、香港、台湾、海外华人社区都参与到“文化中国”的建构中，这种主体建构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一种“众声喧哗”，其中内含有中心和边缘，全球和地区之间的压抑、反抗、协商、对话和妥协。⑨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所思索的全球资本化时代中国身份的主体建构问题，随着他2005年与叶月瑜主编的论文集《华语电影：编史，诗学，政治》 （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Poetics，Politics）所撰的导言《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论探索》而进一步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Film）”的提出，解决了一种表述、命名的焦虑，事实上，根据鲁晓鹏和叶月榆的访谈，这个概念最初恰恰起源于两岸三地学术界交流的尴尬、需要： “最初，台湾学者李天铎、叶月瑜、郑树森想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电影放在一起谈，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于是提出‘华语电影’这个概念，时间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华语电影’作为一种说法在港台的中文学术圈首先出现，但在海外主流的英语学术界没有对应词，没有引起注意。是我和叶月瑜把‘Chinese-languagefilm’这个概念推出，在英语学界把它理论化、主流化的。”⑩如果说这一段话描述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变化所带来的学术交流的尴尬，那么这种尴尬最初的时候更多地是局限于两岸三地之间，其中所内涵的对政治歧视的超越也主要局限在大陆（中央）——香港和台湾（边缘）这一关系体中，而当这一概念经由鲁晓鹏和叶月榆转换为英文的“Chinese-languagefilm”在英语世界推出之后，该命名早先所指涉的政治意义经由这种语言和面向的转换（英文“Chinese-language film”更多地是面向以英语为主体语言的西方世界，从而进一步面向全球），其涵义和指涉范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作者所言，华语电影的概念意在“用一个以语言为标准的定义来统一、取代旧的地理划分与政治歧视”，这里政治歧视不再仅仅指向两岸三地，中心和边缘的对持更多地扩散到整个华语领域，海外华人社区的纳入，扩展了“边缘”的涵盖，而“中心”也不再仅指向大陆中央，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滑动在地区之间：大陆、香港、台湾、海外华人社区、世界……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区域都内涵有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地区和地区之间、地区和全球之间始终无法逃离这种权力等级关系， “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概念正是在其弹性和包容度上有效地超越了这种种复杂性，同时又不因为其宽泛性而丧失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正如鲁晓鹏在访谈中指出的那样，提出这个概念： “这不光是从语言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对大中国文化圈的思考”，是一种身份政治，一种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裹挟中，力图超越地区差异，面向西方他者的主体的建构，这种建构“无形中契合了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疆界，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的民族主义诉求”[11]，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它始终回荡着所有中国人的拳拳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