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
时间：2020-04-18 07:56: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内涵丰富，构成复杂，既有“蛮夷”，也有华夏。“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武陵地区在这一时期也迁入了不少的客民。这些客民有“逃亡如蛮”的汉人，也有兵家、吏家、流民等。在统治者的争夺、治理以及客民的带动下，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的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土客矛盾。研究认为，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就民族论民族，而应立足区域族群关系场域，深入分析空间、时间以及人口流动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及其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武陵地区；土著；客民；变迁；交融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31-06
魏晉南北朝又称三国魏晋南北朝，该期始自220年，终于581年，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以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作为重要的“中间地带”[1]之一，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成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区域。学界对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传统民族史“溯源”的思路，重点分析探讨了该地区“蛮族”的民族成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各地方政权或势力对“蛮族”的治理，[2]少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在特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考察土客关系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相互融合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土/客”关系的角度，在深入分析本土居民以及客民状况的基础上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对深化、拓展武陵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华”与“夷”：“土著”的构成及其族属
三国时期，武陵地区成为吴蜀魏争夺的中间地带。[3]三国前期，武陵地区多为刘蜀所据。及刘备兵败夷陵，宜都（治宜都西北，下辖夷道、西陵、佷山）、武陵（除佷山划归南郡外，武陵郡所辖均袭后汉）、南郡、建平郡（治重庆巫山，下辖巫县、秭归、信陵、兴山、沙渠）之地均属吴。孙休之时，割武陵郡之灵阳、充等地置天门郡。至西晋，武陵郡所领辖地变为临沅、龙阳（今湖南汉寿）、沅陵、酉阳、沅南、迁陵、舞阳、镡城等十县。梁陈时期，武陵郡一分为二，一为武州，一为沅陵郡。[2]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行政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著的构成也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既有汉人，也有各类“蛮夷”。土著汉人主要是秦汉时期王朝置郡县、武力征伐、募民、遣罪犯实边、躲避中原战乱和灾荒带来的。这些人在秦汉时期是外来的“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土著”之民。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史志中所记载的户与口多是这些入了籍的土著汉人。如曹魏嘉平二年（250）王昶建言“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4]中的“民”即为入籍之土著汉人，“夷”即为未入籍的土著“蛮夷”。三国时的廖立、潘濬，晋时的阎会、潘亰、龚玄之、邵荣兴、伍朝，南北朝的范安祖、伍安贫、黄闵等即是这些土著汉人的代表和翘楚，特别是廖立、潘濬、伍安贫、黄闵四人，廖曾迁长沙太守，潘被孙权拜为中郎将，迁太常，伍安贫、黄闵则撰有《武陵记》。嘉靖《常德府志》载廖立言：“武陵人，蜀先主辟为从事，迁长沙太守。”又载伍安贫、黄闵曰：“伍安贫，武陵人，博雅嗜学，梁屡降玄纁之礼，聘之。固以疾辞。尝撰《武陵图志》。黄闵，武陵人，博学能词艺，尝撰《沅州志》。”[5]《吴志》载潘濬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候。”[6]
关于“蛮夷”，其多数虽不在官府的户籍之中，但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的主体。这些“蛮夷”按时间先后和地域大致分为三国时期的“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武陵五溪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蛮”等。
“宜都郡夷”与“建平郡夷”主要是指三国时期生活在孙吴之宜都郡与建平郡的“蛮夷”。是时的宜都郡下辖夷道（治今湖北宜都西北）、西陵（治今湖北宜昌东）、佷山县（治今湖北长阳西），建平郡下辖巫县（治今重庆巫山）、秭归（治今湖北秭归）、信陵（治今湖北秭归东）、兴山（治今湖北兴山北）、沙渠（治今湖北恩施）。这一时期，对宜都、建平二郡展开争夺的主要是吴、蜀。为了争夺宜都、建平二郡，吴、蜀均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笼络生活在二郡的“蛮夷”。建安二十年（219），陆逊攻取宜都、秭归、枝江、夷道，孙权随即命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蜀之宜都太守樊友则弃郡逃跑，“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纠合夷兵数千人，勾连蜀国，占据三峡。“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 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孙吴黄武元年（222），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诸夷。”[3]孙吴凤凰元年（272），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陆抗“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3]陆抗所统帅“夷兵”，当系从宜都郡西部所辖县夷人中募集而来。
三国时期，尽管武陵郡的归属和辖地与秦汉相比有所变化，但这两个时期所言的“武陵蛮”总体上指的是同一个族群。建武二十四年（219），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武陵郡随之归吴。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军伐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7]并派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绶，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不仅“反为蜀”，而且“遣使请兵”。[8]次年二月，刘备又率军自秭归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7]由此可见，在蜀汉“安慰”、“招纳”政策之下，蜀汉与“武陵蛮”之关系相对和睦。
与蜀汉和“武陵蛮”相对和睦关系相比，吴与“武陵蛮”的关系则相对比较紧张。吴取荆州辖武陵郡后，即以武陵汉寿人潘濬治理武陵，并以武力征讨之。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取城邑，又以黄盖领武陵太守。黄盖设计击“武陵蛮夷”，“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9]此后，“武陵蛮夷”又反，吴则遣太常潘濬率兵五万征讨，平之。至此，“武陵蛮夷”受到重挫，反乱顿息。魏灭蜀后，魏遣汉葭（今重庆彭水县）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并率涪陵民至迁陵界，屯于赤沙，招诱诸夷邑君，又攻取酉阳县。是时的迁陵县属武陵郡，在今湖南保靖县东部；酉阳县也属武陵郡，县在酉溪之阳；赤沙则在迁陵、酉阳之间。永安六年（263），吴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率兵“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10]郭纯等逃散，五溪乃平。
除了“武陵蛮”，三国时期的武陵地区特别是五溪一带，还生活着一定数量的“獠”。前述刘备伐吴时，曾派将军吴班、冯习攻吴，至秭归时，有“武陵五溪蛮獠遣使请兵”。在此，“武陵五溪蛮獠”中的“蛮獠”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蛮”与“獠”的并称。因其生活的区域在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黔东北、黔东南、渝东南的部分县市，故称之为“武陵五溪獠”。此后，“獠”长期在武陵五溪一带生活，南北朝刘宋末年即有“诸蛮”“反五溪”，“蛮王”子田都“走入獠中”，由此导致“蛮部大乱”。[11]
两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湘西、鄂西南、渝东的“蛮夷”是继“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而起的“荆雍州蛮”。“荆雍州蛮”有“雍州蛮”与“荆州蛮”之分。“雍州蛮”主要是生活在沔水（汉水）的“沔中蛮”、“沔北蛮”；“荆州蛮”主要包括生活于清江流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地区的“峡中蛮”、“巴东蛮”、“宜都蛮”、“天门蛮”，生活于五溪和黔东地区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五溪夷”）等。诸“蛮夷”遥相呼应，连成一片，使统治者难以真正“降伏”他们。在湘西以及黔东北，晋初杨宗為武陵太守，他只能住在巴东郡的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南朝齐高帝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11]。在清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一带，“宜都蛮”、“巴东蛮”、“峡中蛮”、“天门蛮”等持续活动。在清江下游，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少帝景平二年（424）诣阙上献。七年（429），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12]在清江上游，则有酋帅向邹兄弟四人在北周建德二年（573）相率内附，由是立施州；[13]渝东南则有冉氏、向氏、田氏“蛮蜑”，“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14]此外，“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12]可见，始置于孙吴治溇中，辖地原属武陵郡北部的天门郡也有不少的“蛮夷”。
上述“蛮獠”主要是根据时间先后、按地域进行划分的。如按种类，他们主要属于“盘瓠蛮”、“廪君蛮”，同时还有一部分古濮人、越人。三国时的“建平郡蛮”、“宜都郡蛮”主要属“廪君蛮”，故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将“巴郡南郡蛮”列入“廪君蛮”范畴，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则有“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15]的说法；“武陵蛮”、“武陵五溪獠”则主要属“盘瓠之后”，但同时又包含部分巴人、越人、濮人，[2]否则不会出现“武陵五溪蛮獠”的称呼以及后世武陵地区的“獠”人，湘西澧水、沅水流域也不会发现虎纽錞于或者巴式柳叶剑。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峡中蛮”、“宜都蛮”主要属“廪君蛮”，“武陵蛮”主要属“盘瓠蛮”，故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又言：“按后汉史，其在黔中、长沙、五溪间，则为盘瓠之后，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 [15]上述“盘瓠蛮”、“廪君蛮”虽有大致的地理分布，但又无法截然分开，特别是魏晋之后，随着族群迁徙的加快，他们又相互交错居住，难辨彼此，故杜佑也不得不发出“（盘瓠、廪君）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移徙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焉”[15]的感叹！
二、动因复杂：客民的迁入及其来源
三国特别是晋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荆州、益州等地成为北方民众主要的迁入地。加上永兴年间（153-154）益州客籍流民掀起反抗官府的起义，大批民众更是涌入荆湖地区。故《魏书》载蜀之流人曰：“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16]是时，荆州流民达10万余户，羁旅贫乏之人多为盗贼，并形成了客籍“流民”问题。[17]如散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人曾与土人发生忿争，由此杀县令，屯聚乐乡。官府讨之，则以杜弢为主，揭竿起义，流民“四五万家一时俱反”。[18]为安置这些客籍流民，自东晋始，统治者在南方各流民集中处建置了许多侨郡。在荆州设置的侨郡主要有新兴郡、南河东郡、南义阳郡、绥安郡、武宁郡、汶阳郡，这些侨郡多在江汉平原，只有南义阳郡（位于今湖南安乡、澧县一带）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武陵地区虽未设侨郡、侨县，但并不意味没有客籍流民涌入。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载了晋太元年间（376-396），一武陵打渔人误入桃花源所发生的故事。故事云桃花源人乃先世帅妻子、邑人避秦乱而来，后与世隔绝，不知有汉，也无论魏晋。故事本身并非一定是历史真实，但却反映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时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即当时为逃避战火，人们纷纷逃入深山，希望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前述《宋书》“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如蛮”即是《桃花源记》的历史依据。其实，自汉末以来，因避乱或其他原因迁入武陵地区的大有人在。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曾言中原汉民避乱逃亡入“蛮”，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19]据光绪《桃源县志》载：晋代时值司马桓温跋扈，瞿硎曾隐居于湖南桃源县灵岩洞。[20]嘉庆《石门县志》也载：晋王裕之，早期担任天门太守。担任太守期间，无事则钟情于山水。安帝元兴时转为南平太守，“因桓玄擅晋，遂弃官隐东山”。[21]同治《宜昌府志》则载郭璞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为建平太守，即今归巴地。永嘉之乱避地东南，今城中有尔雅、明月二台。”[22]既然是“远身适荆蛮”或者隐遁，那他们多半是不上户口不入籍，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统计的武陵地区人口不升反而锐减的现象（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