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自我与迷离的人生

受访者：魏微

访问者：马季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温暖的东西

马季：在困境中成长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从个体，从每个时间断面探询成长中的“爱与痛惜”，实际上是以某个时代为依据对人的考察，从《在明孝陵乘凉》、《乔治和一本书》到《流年》，你借助成长这个视角，开出了自己的“考察书”，进而表达你对世界的认识，是这样的吗？

魏微：我没有刻意这样想过，我早期很混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要表现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对世界没什么认识，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很多观点都自相矛盾，互相冲突。我这样说不知你是否明白，我对“人”或许有点了解，对世界，我不敢，太大了，这是哲学家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事。我现在看人看事，界限非常模糊，好像对这世上的一切，我都能抱有一种和平和解的态度……我写小说，更多的是出于对人物、文本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和认识上的考虑。

马季：当然，纯粹的理论和创作永远是有差别的。

魏微：是啊，我不太喜欢谈理论，主要是不懂，另一方面也排斥，就是觉得它对写作会有坏影响，作家不需要那些条条杠杠的东西，小说最动人的一点就在于它是“活”的东西，它是细节的艺术，它里头的人物，思想也好认识也好，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不是静态的，它一直在发展，所以我觉得，好的小说它事关人生和生命，对于人生和生命，我们又能说出什么新鲜的来呢，我们只能展现和感受，然后沉默。所以我对小说理论从本质上是怀疑的，当然我身边有很多做文学批评的朋友，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好的文学批评、或者做学问的，或者做思想研究的，其实也是一种写作，它跟小说是并行的两条路，途径不同，但方向一样，它最终都直指人生和生命，都要有作者本人“在场”，就是把自己融进去，都是对现实和生命发言，这跟小说是一样的。所有的写作都不该是僵硬的东西，它应该有生命在场。像我最近在读钱穆和梁漱溟，真是很有感触，我觉得真正的大师就该是这样的，他们很有学问，但是他们不卖弄学问，他们把对生命的见解用一种最浅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家都看得懂，文字里头能见到他们的真性情，很多可爱的东西，很多“人”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在说“人”话，我觉得真正的写作就是说“人话”，不像现在有些做理论的，你读他们的文章，真的读不下去，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是那些理论术语，好像除了那些理论术语，他们就不会说别的了。

马季：东方式的腼腆与羞涩，使你的小说里涌动着一种微妙的情感，像不出声却又不停息的溪水，在《父亲来访》、《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一批小说中，那种似有若无，欲言又止的，温婉而细腻的感觉，形成了你小说的基本状态，你的性格属于忧郁型的吗？是否天生就多愁善感呢？

魏微：人家总结我的小说，差不多都会用上腼腆、忧郁这一类的评价，我听着都有点难为情，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听着就像一怀春少女写言情小说似的？我自己的性格，我有点说不大好，我以前很内向，近年来有所改变，我发现自己身上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东西的，这个其实在我小说里也有的。

马季：逐渐趋于理性，这个变化应该是和你感知世界的程度有关吧。比如，《化妆》和《异乡》仍旧是敏感的，却也多了一分冷峻，而《拐弯的夏天》中的内在冲突则更加突出了，温情下面的尖锐时常有所显露。这是一种自觉的转变吗？

魏微：可能是不自觉的。我的情况是，但凡我刻意去做一件事，总是做不成的。我以前经历不是很顺，像写作这件事，是我无意间撞上的，要是开始有这个存心，可能现在做的是另一行了。写了十年，中间也不是很自信，就想着是不是也得拓宽题材什么的，现在看来没有成功，我大概注定就是写那么一类的。你刚才提到的转变，像理性啊，冷峻啊，我没深想过，大概是那种水到渠成的东西，人走到哪一步，东西也就写到哪一步吧。

马季：在道德与律法的普遍意义之外，面临的是心灵的困厄，你的小说往往是在这两者之间切入现实。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寻求者吗？

魏微：我早期是个理想主义者，特别能坚守一些东西，现在不行，现在没有以前坚强，有一种中年心态，就是追求那种平和、冲淡的东西，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再扭曲紧张，现在我还不敢说我看透了什么，我真的还不到说这话的年龄，但是我愿意慢慢看，我现在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写小说，想慢慢写。

马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能够协调一些，能够找到一种相对持久的表达方式？

魏微：是这样。以前我非常紧张，我看重写作，所以就把生活跟写作完全对立起来。我刚才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早期啊，身上有那种非常极端、尖利的东西，有一种“苦难”情结，这个话题我记得跟林白聊过，就是我们都喜欢受苦，比如说为了理想，也不是一个很具体的理想，我们就说到当时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很多妻子也跟着一块下去了，到西伯利亚去，你想啊，路途遥远，冰天雪地，就在那路上走……这个场景很诱人啊，主动放弃了舒适生活，是不是很诱人呢？

早期我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肉身是不足牵挂的，肉身上吃点苦，精神上会很过瘾。近些年呢，想法有些改变，好像比较看重生活，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提供这样一个选择，那种灵与肉的对立，所以我慢慢地就平和了。针对写作和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假若有一天我不写了，也没什么，挺好的，就是写不动了，江郎才尽了，对人生也没什么表达的欲望，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原本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从哪儿来，就该回哪儿去。当然要是能协调好，找到一种持久的表达，那是再好不过了。

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要“在场”

马季：《拐弯的夏天》这部小说是从肉身到精神的双向叙述，而现实在不停地撕裂它们的内在关系，这样一来，“温暖”成了人生若干阶段的关键词。一个人的爱情和成长，总是离不开伤感的，是吗？

魏微：怎么说呢，我其实挺悲观的，世界在我看来是凉的，也不是冷，没有温度的那种，就是有点凉。就像我们冬天里晒太阳，看着阳光普照，可能有时候都晒得鼻尖上冒汗了，可你不会忘记，这是冬天，万物萧条，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温情这种东西，会更加让我们感觉到周围的凉意，所以我受不了，我其实挺坚强的，就是什么劫难我都能挺过去，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一旦碰上好东西，比如人家对你好，给你一点温暖温情什么的，我就很脆弱，挺怕的，因为它提醒了你的精神处境，是低温的那种。挺矛盾的，我喜欢温暖，但又不是很习惯。

马季：《石头的暑假》、《大老郑的女人》，沿袭了你一贯的叙事方式——温情中的渐变，这种对事物细微的甄别与推演，总是让我联想到性别，这是女性的视角，我一定会这样去想，它帮助我理解了生活的另一种状态。有明确的性别写作意识吗？

魏微：没有，我又不是女权主义。我惯用女性视角，因为我是女的嘛，写起来比较方便。有一阵子我换过视角，像《拐弯的夏天》是一个男孩视角，我觉得挺别扭，写得不到位。我觉得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要“在场”，我自己首先得“进去”，如果再把视角换成男的，那弯子就绕大了。

马季：一般情况下，你写完小说后会反复阅读和修改吗？会不会做很大的改动？

魏微：我是边写边改，所以没有一稿二稿这样的事，就是写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写完了也就定稿了。不自信啊，总是怀疑，总是以为自己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表达，所以不断地修正，还常常卡壳，就是你脑中所想的，笔力根本达不到，比如说你想写一个场景，写很多人在一个公共场合，比如说啊，这些人很焦躁，又很无聊，有点乱哄哄的，你想写一个群像式的东西，有点像摄像机镜头一扫而过，镜头里能看到一两张脸孔，他们的神情，下意识的小动作，他们的穿着……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那个焦躁和无聊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这个印象，当你用文字表现的时候，就太难了，尤其是你还要控制字数，一两百字之内，就是既简洁又传神，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样，在我是做不到的，我试过，想写一篇小说，用这样的一个开头，但是没有成功。写不出来，卡了一个多月，就是不愿意跳过去，好像跟自己较劲似的。

我觉得自己是那种技术很差的作家，比如说像风景描写，它是个基本功，可是我写不好，古典作家喜欢写风景，就是太啰嗦，那些树啊，风啊，狗啊，房屋啊……什么都写到了，语言也挺美的，可是有点“为风景”而“风景”，就是你进不去，我觉得好的风景描写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三言两语就能把读者带进去，让他身临其境，让他真正感觉到，他就站在蓝天底下，天地很旷远，风是软的，他读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毛孔正在张开……可是我读小说包括像《红与黑》，大段大段的风景我都是跳过去的，我觉得是没写好。

所以我觉得技术是太重要了，作家怎么能不谈技术，而妄谈什么精神、思想那些虚妄的东西呢，要知道，没有技术的支撑，再伟大的思想你没法表现啊。我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想法，根本不敢谈思想精神，没到那程度，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过关，有什么精神可谈，再说那是批评家的事，是不是啊，那是他们事后分析出来的。

马季：“封闭的屋子与敞开的心扉”，涉及了空间和时间两个概念，而它们都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写作之余，你觉得困倦吗？或者说有什么困扰吗？

魏微：我写作已经有十年了，我想十年时间，真的足够让我们对一样东西产生怀疑，就像恋爱十年，大多会分手，结婚十年，可能会想着离婚。写作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很难受，累，对写作没什么激情。我前阵子读韩少功，类似的意思在《马桥词典》里也有，韩也是在写小说十多年以后，对小说这个形式产生怀疑了，这个你设身处地想想，太让人绝望了，你是干这个的，可是到头来，你对你干的事却产生了怀疑！韩的意思是，他觉得生活太复杂了，层层叠叠，头绪繁多，根本不是几个故事就能说容纳得下的。信和疑，当然无关对错，这是个人气质决定的，有的作家就很“信”，所以作品量很大，写作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成了一种习惯。但有的作家不是这样，他们一直在疑惑，怀疑可能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需付出痛苦的代价，此外还要承担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假若你不能从怀疑里有所作为的话，那真的可能就不写了。中国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在他们写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到了四五十岁，写作黄金期的时候，突然不写了，我们以前会归咎于中国作家的“创造力”，现在看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怀疑”，是对写作、对小说这个形式的怀疑。

马季：确实，对现实的无力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对于作家来讲，这当然会影响到写作。对生活看得越透的人，越是觉得在表达上有障碍，尤其是那些你说的有“怀疑”的作家，要么他自己去做火把，要么他就熄灭。能够站到障碍面前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魏微：确实是这样，我现在还想写一点，就是对生活还没看透，对人生还有很多疑惑，就是还想说话，当真哪一天你看透了，也就不想说了，一句话都不愿说了。梁漱溟晚年承认，他之所以研究佛学儒学，也是年轻时他对人生有疑惑，这疑惑困扰了他一辈子，所以他终其一生就做这个，后来成了思想家，我觉得还是看不透好啊，智者是凄孤的。

马季：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语，你真的有“时代的异乡人”的感觉吗？是否感到过表达上的无力？

魏微：“时代的异乡人”？我不知道。我对自己——怎么说呢，有时候认识挺清晰的，有时候又一头雾水，说不清楚。我表达确实很差的，说话是这样，写作也是这样，所以我写小说很慢，那小说看上去条条缕缕，思路清晰，那全是磨出来的，我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砍去那些枝枝蔓蔓，因为我脑子里的枝枝蔓蔓特多，生活对我来说，确实像什么人说的“漫漶的一片”，而小说不是这样，小说是要结构的，有线索，必得受约束。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一边砍那些枝蔓，一边心疼，那些被砍去的才是生活呀。有时我觉得，生活就像水，写小说就好比把水装进瓶子里，我们隔着玻璃，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水，其实还真不好说，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玻璃。

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就索性回到起点

马季：不得不问一问和代群写作相关的问题，作为上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之一，你自己有所谓的“代群意识”吗？

魏微：没有，我一开始写作就没这概念，无意间被人拉入这个群体，起先还挺高兴，觉得东西好发了，因为我的小说当时还不能发表，谁认识魏微啊，刊物都喜欢成名作家。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你也看到了，很多人都不写了，又有新的写手不断冒出来，什么“70后”啊，“80后”啊……我现在一听到这称呼，怎么说呢，不是很舒服。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作家根本不成立，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人家要骂你，就说你是“70后”，人家要夸你，就说你是“70后”的一个异数……这其实都是代价，也没什么好说的，可能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摔掉这个称呼的过程。

马季：评论界一直认为，上世纪70年代作家的经验写作，是这个群体尚未成熟的标志，想象力和小说思想有失丰满，你觉得这个问题存在吗？

魏微：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大部分中国作家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不单单是什么“70后”的问题吗？还有你说到“小说思想”，我有一点题外的想法，小说需要谈思想吗？我们又不玩哲学，要那么深刻干什么，小说本来就是浅薄的事儿，你觉得呢？能把故事说好，有几个精彩的人物，在那说着笑着，就跟真的似的，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要是语言还有点特色，或者典雅，或者奔放，让人家读了，心里头百感交集，或是意境悠远，这就是艺术了。我觉得小说首先是艺术，这是一个常识，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无视这个常识，却偏偏谈思想！我不是说你啊，也许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借题发挥，随便说说而已。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季：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所说的小说思想是和小说本身有关的东西，不是离开小说谈思想，那是要命的事情。比如说，现代主义认为小说应该考虑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这个问题到了反过来考虑一下的时候了。形而上的东西不需要放在嘴上，但一个作家还是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的。你说呢？

魏微：唉，其实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从来就不是问题，你说呢？什么都可以写啊，历史的，现实的，我们的文学从来就不缺题材，抗日，解放，大饥饿，死了那么多人，然后就是文革，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人心全乱了，价值观也变了，有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我们近几十年来的生活其实是很戏剧化的，非常夸张，就跟演戏一样，比演戏还叫人激动，可是这个在我们的文学里没有得到更好的、更艺术的呈现，很多作品表现我们的现实其实是很浮面的，有的很假，有的太粗糙，就是不动人。我觉得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

其实“怎么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也不是写实和变形的问题，我们应该跳出这样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要避免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某些偏执，就是看能不能尝试往回走，能不能朴素一点，找到一个更新的表达来呈现我们的现实，而不囿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类的分歧。

这个问题我不知该怎么说，有点表达不好，但意识是有了，就是想假若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方式，那就索性老实一点，写一点朴素的文字，慢慢找，也不要太着急，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就索性回到起点，也不要再玩什么花样了，什么变形那一类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回到起点，再重新开步走，或许就能从中找出一条新路来。这个真的不好说，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我这是瞎说啊。——我不是很爱说这些，觉得这都是些假大空的话，没什么意思。一定要我说呢，像开会发言，做访谈，写创作谈，我总归也能胡扯几句，听上去有点道理，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觉得写小说就是没道理的事，就是你状态好了，怎么写都对，你状态不好，知道再多的道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