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自成一派的武侠片作者
时间：2020-09-09 07:50: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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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电影学院采访徐皓峰导演时，他的电影新作《箭士柳白猿》刚刚入围了本届金马奖三项奖项（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成为这张榜单上内地影片的最大亮点之一。而就在那几日，他的电影处女作《倭寇的踪迹》在电影学院的一个展映活动中重映，冷幽默的气氛在偌大的标准放映厅里荡漾开来，一个不一样的武侠世界徐徐展开，让人感受到了久违的武道精神和失落的文化精神。
徐皓峰的武侠片洋溢着新锐气息，但他又是一个亲近老民间的人。他写武侠小说，还写了名扬香港武打电影圈的口述史《逝去的武林》，由于这个契机而成为王家卫《一代宗师》的武术顾问和编剧之一；他熟知历史，因此自己的电影中服装和兵器都经过严密考证的；他常提民国的那些物事，还对神秘文化有着敬畏之心……
对于还在寻找新片发行团队的徐导来说，无论最终得奖与否，入围多项金马奖“永远对导演是一个帮助”。这位慈眉善目的电影作者称自己是“非著名导演”，但他一直热诚的期望是找到那些潜在的共鸣者，“可能我的知音有很多，只不过他们现在在随大流。”
背着画架的孩子走进了电影殿堂
徐皓峰生于70年代，他最早的艺术熏陶大概来自小人书，他喜欢照着小人书画画，到了小学五六年级，他照着报纸上的介绍做起了滴蜡画，不久他就在他们楼区和学校里变得有名，很多小孩为能得到他蜡滴的一个兔子而打架。
“难道我一辈子就当个滴蜡的人吗？”徐皓峰心想，既然喜欢美术还是学点正规的，那时候中专刚开始兴起，而在所有类别的中专里，美术类中专属于吃香的一类，“将来起码可以去报社当一个美术编辑。”当时一到寒暑假，北京满大街都是背着画架去培训班的人，徐皓峰“顺应潮流”成了其中的一个，后来，他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
提及在美院附中求学的经历，徐皓峰毫不掩饰对自身才华的自信，“我觉得自己出类拔萃，但是学校不这么看。”学校偏苏联系统的美术教育让他从心理上感到抗拒，他和一些同学结成了“死亡诗社”一样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里有人喜欢毕加索，有人喜欢德加，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作画（像他采用野兽派的画法），学校对他们如临大敌。
“说句实在话，苏联人的素描水平不怎么样，都是涂一些复杂的明暗笔触，造型能力并不是太让人尊重……我们见过真正好的基本功，比如毕加索八九岁的时候画的那些街头速写……”提到美术理念的种种，导演就打开了话匣子，正如下文所提到的，虽然他曾排斥美术对电影生涯的影响，但后来他又亲近了美术。
美院附中毕业以后，他没有继续考美院，而是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转学导演，“倒不是对美术厌倦了，而是探索人生另外的可能性。在上电影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曾深深为放弃美院而感到难过。”
因为学美术出身，所以摆一个漂亮的构图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电影学院里， 他特别不愿调用美术上的积累，“我不愿意用廉价的东西，来骗取电影学院的老师的称赞。”所以，每次拍作业，他故意构图粗糙。同学每每对他说“你是美院来的，给我画张画吧”，他都极不情愿，于是奉上一张野兽派风格的图画。
“厌恶其实是一个好事。”在毕业之后，徐皓峰才慢慢接受了美术对他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厌恶之后你才能继续往前走，真的走远了之后，当年的那个东西你就不厌恶了，因为你不是只有它了。”到了新作《箭士柳白猿》，他基本上采用经典美术的构图方法去拍。
在成为导演之前，他走了很长的路
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有长达十年的时间，他创作的剧本因为“艺术范儿”无人投拍，在与电影公司接洽的过程中，他发现双方对电影的理解格格不入，“与其头破血流，还不如干点别的。”可是，当笔者表示“识千里马的伯乐总是少数”时，极谦和的徐导又连忙摆手，“那时自己在艺术上也不成熟。”
在与电影隔岸相望的日子里，他曾为官方拍了两年的法制类纪录片，借着拍片的机会他走了很多地方，考察了一些他所感兴趣的人群，现在想起来，他觉得这是一段挺好的经历。“我拍过非正常死亡人群调查，当时我的BP机一响，警察就通知我说，又死人了，快来！我就赶到现场，跟了验尸的全过程。”
年轻的时候胆子大，在那些验尸的场面，他看到倒毙在街头的人，夏天游泳淹死的人，自杀的单亲家庭的小姑娘……后来，他的一个发小意外溺水而亡，他因目睹过非正常死亡的场面，在其他朋友都因害怕而躲开的情况之下，他近距离地查看了发小的尸体，虽然情绪已有点失控。中医古书上有个老理儿，溺水而亡的人在三天里有还阳的可能性，但“现在都不遵循这种老理儿了，一旦确定死亡之后，立刻放到冰柜里冻起来了”，一想到这儿，他冲着处理尸体的人发起了火。年轻生命的逝去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冲击，一个文艺创作者的悲悯之心，或许就是从关注生命本身开始的。
离开纪录片这个行当之后，写小说，成了徐皓峰靠近电影的曲线救国之路，因为他意识到了编剧这个职业的被动，“剧本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单纯拿出一个剧本是很脆弱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管整体审美的情况之下批评剧本里所有的情节。相反，你把它写成一个小说，更容易保护自己的创意，不那么轻易的被一些粗糙的人批判。其实也是无奈，如果能够直接拍电影的话，我根本不会去写小说，也就不会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华。”
写武侠文学和武侠口述史，成就了徐皓峰作为武侠小说家的美名，甚至相传香港动作片武术指导到大陆来要找他拜码头。“当时小说在杂志上发表，香港武术界的人士也都在看，比如说唐季礼、袁和平，还有叶问的儿子叶准。”
由于《逝去的武林》的名声大振，徐皓峰和正在筹拍《一代宗师》的王家卫碰到了一起。当时王家卫正在构思剧本，四处寻访武林人物，拍摄纪录片。徐皓峰形容，“他那时处于创作的朦胧期，这是创作中最好的阶段，当你在这个阶段得到了一个很可贵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可能会改变故事的所有气质。好多导演都觉得创作的朦胧期越漫长越好。”徐皓峰就在王家卫创作的朦胧期介入了——王家卫寻访了九个门派的武林人物，这些人都会提到《逝去的武林》这本书，王家卫就借着书名找到了徐皓峰，请他当《一代宗师》的武术顾问。于是徐皓峰负责给王家卫提供武林史料和讲述武林风俗，虽然不怎么讲动作技法，不过，来自徐皓峰的人文因子，已随风潜入夜般地浸入了王家卫电影。
后来徐皓峰又增加了一个头衔，就是《一代宗师》的兼职编剧。王家卫这次要做的是一个历史味道的电影，人物做派比以往更加讲究，细到几个武林人物进门之后怎么坐，几个中医坐在一起怎么说话。因此，在武林人物的文戏、武戏方面，徐皓峰都参与了写戏和改戏。
大部分年轻人都觉得王家卫是一个很时髦的人，但在徐皓峰的感知中，王家卫的创作观是比较老派的，“老派的电影人特别关注历史，所以在王家卫的片子里，总有一个历史背景存在。比方说，在他以前的片子里，一直有上海人南迁到香港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一代宗师》也是一个南迁的故事。”
当徐皓峰这样评价王家卫时，仿佛也在说着自己。不难发现，他身上也有某种旧式文人的气息，正如他对老理儿的认同，对传统的敬意。徐皓峰同时也是一位影评家，提到导演写影评，上一代有名的是郑洞天，这一代就是徐皓峰。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份教职，他在课堂上的精彩点评被学生整理成了语录，他的那本影评集《刀与星辰》让很多影迷如获至宝。他的影评遵循着西方影评人（如巴赞）的传统，除了讲理，还有情致，文章有着自身的结构，有活性的成分。“这跟民国的散文，跟以前的古文也是一脉相承的。导演写影评，导演的视角和品味应是关键，我主张跟纯学术的影评拉开距离。”
从“倭寇”到“柳白猿”
虽然写小说、写影评，拍电影才是徐皓峰的初心。经过漫长的曲线救国的跋涉，他的首部银幕作品《倭寇的踪迹》于今年2月上映，被认为革新了武侠片的类型模式。他的第二部作品《箭士柳白猿》依然是武侠片，依然改编于自己的小说，自去年10月份开拍，现已进入寻找发行团队的阶段。
《箭士柳白猿》的班底保留了宋洋和于承惠两位演员，他们也是徐皓峰上一部影片的主演。“在《柳白猿》里，宋洋的状态比《倭寇》更进了一步。在《倭寇》里，于老和宋洋是并列男一号，但本质上那是一个群戏，他要不停地跟所有人发生关系，属于比较外化的角色。但在《柳白猿》里，宋洋演的是一个比较内心化的角色，他有自己自成体系的世界。”
与前作相比，《箭士柳白猿》有了很大的变化。“做《倭寇》的时候我的本意并不是在讲具体的武打动作或某种武林气质、武林风俗，我主要做的是一个观念的突破，把人们对武打片的既有概念都打破，所以《倭寇》本身是一个混搭风格，既有黑色幽默的成分，又有以前武打片本源的那种范儿。而《柳白猿》是一个正剧，是一个悲剧，我要建立起自己武打形态的系统，所以片子基本上是从头打到尾，把传统武林实战的形态拿出来。”
《箭士柳白猿》继承了《倭寇的踪迹》的影像风格和语言风格，但由于这是一个悲剧作品，剔除了所有的冷幽默。“一个导演拍喜剧一定是因为他的内心有悲愤，或者正好是他思想最犀利的时候，因为喜剧是突破观念的最有力的方法，喜剧是很有攻击性的，你可以用挖苦，用反讽。而悲剧更多属于灵魂，最早的悲剧系统是从祭祀的仪式上来的，所以拍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自省的方式。”
很多观众都会对《倭寇的踪迹》的武打设计感到新奇，跟香港武打片不同，徐皓峰的武打很少吊威亚，更多是中国画式的简约、朴拙风格。徐皓峰透露，跟《倭寇的踪迹》的“一招致命”不同，《箭士柳白猿》的武打是“打了两三下”，并且延伸出了很多打法。此外，徐皓峰的每一部电影，兵器设计都是亮点。《倭寇的踪迹》中是“扁担刀”，《箭士柳白猿》中是弓与戕的对决。《箭士柳白猿》寄寓了徐皓峰对女性的思考。“这个片子会涉及到民国的军阀背景，军阀的文化是特别反文明的，一到战争时代，女性就完全丧失地位，作为战利品，成为交换的筹码。柳白猿内心最大的触痛是他的姐姐被恶势力强暴，他觉得女性被玷污，这个不洁属于女性，但是最后他发现不洁的是别人，甚至是柳白猿自己——他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把他受迫害的姐姐抛弃了。虽然片子从头打到尾，其实思辨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片子里有一个很喜欢柳白猿的职业女特务，柳白猿一见到她，就找各种借口跟她打一顿，这是他拒绝女性的一种方式。”“《倭寇》有关社会阶层，《柳白猿》探索内心的道德。《倭寇》是讲人如何在社会中寻找一个定位的故事，《柳白猿》是讲一个人如何在道德谱系里为自己找一个定位的故事。”徐皓峰对武侠片的突破，是把武侠人物内心的空间拓宽了，“我觉得让一个武侠人物去承担社会的评论员，满足大众对正义的呼唤，这是最低层的需要。当然，在社会公义性严重缺乏的时候，这样一个电影出来会大快人心，但是艺术作品内在的价值观仅仅如此的话，那么在文化上咱们这一代人是很可悲的。
寻找那些潜在的共鸣者
徐皓峰的困难在于，随着电影的商业化发展，实际上当下电影市场给予作者电影的空间比以前更拮据了。幸运的是，由于他的作品处在武侠电影的谱系当中，因此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度。“如果我不介入武打的类型模式，而是拍一个现代故事来讲这个东西，我的处境会是多么艰难。”徐皓峰笑说。
但徐皓峰依然坚信，在喧嚣的时代自己并不缺少知音，“可能我的知音有很多，只不过他们现在在随大流。如果我将来的作品拍得更好，传播面更广，这些骨子里跟我一样的人就会出来。我不觉得人会对廉价的价值观感到满意，尤其是上过大学，年轻时候有理想的人。每一个时代被随大流的人，自己把自我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了。所有做叙事艺术的工作者，他的很重要工作就是寻找那些潜在的共鸣者，你找到的人多，你就可能能够改变一些世风。
徐皓峰把艺术家称为“窃取大众时间的人”，但这个小偷将回馈给大众“心灵的出口”。“当大众的价值观处在很单一的时代，艺术要多种多样，才能够给大众提供多个出口。”
虽然作者风格突出，但徐皓峰电影的观赏性并不弱，或许他最需要的，是借助专业营销团队的力量，把作品推向大众。徐皓峰坦言了在这方面遇到的困境：“随着文化庸俗之后，各行各业都在庸俗，有些营销团队也都像电影一样势利，感觉你没有学香港人，就觉得你没有前途，以最恶劣的语言来对待你，好让他们自己拿到一个低价。”
因此，不管是否最终得奖，入围金马奖对导演永远是一个帮助，“一个有公信力的奖项，可以帮助一个艺术片导演摆脱一些窘境，所以在知道提名之后我很高兴，起码在现实里我的处境好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