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跨国受降”的远征军医官
时间：2020-09-12 07:54: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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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友1924年9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年近九旬的张同友老人是位行医多年的老军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老党员。仅从外表判断，大概很少有人会把眼前这位慈善安祥的老医师与抗日战争中枪林弹雨的战场联系在一起。
前路茫茫何处去
1941年10月，郑州被日军攻占。那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四个年头，郑州城头上飘起了刺眼的太阳旗。张同友被迫成了千千万万流亡学生中的一员，此后，他的人生道路彻底被这纷乱的时代所改变……
张同友选择与学校的师生一起踏上了流亡他乡之途。流亡岁月异常艰苦，没搭乘上火车的师生们只能靠双脚一步一步向西前行，当时天气已转寒，许多师生却只有单薄的衣服。除了饥饿和寒冷，还要日夜担心日本鬼子是否会追上来。流亡队伍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恶劣条件下徒步行至西安。
张老说：“在那个年代，战争的年代，家乡没有了，就跟着学校逃难。学校带着这班学生逃到西安也不容易的。到西安以后，学校叫各自去找各自出路，愿意读书的，国家就供养你去读书。你愿意考其他学校、找个工作的也可以。”当时张同友还不到18岁，本该是读书的年龄，但这山河破碎、故乡沦丧，有家难归的惨景已不允许他继续安心求学。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我想报效国家，我当时第一个就报考了空军，报考了西安的空军部队，也被录取了，我报的是飞行员。”
张同友虽顺利报考上了空军部队，但万万没想到在体检这一关却将他“长空逐日”的报国梦击得粉碎。他说：“由于我当时是流亡学生，身体营养素质太差，那个考官说，你这个身体不行，上空你可受不了，你先做地勤，两年地勤，把身体恢复一下，你再上空。”张同友的愿望是要上天与日寇面对面真刀真枪较量，不能当飞行员杀敌报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了，就选择了报考医校。老人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军医学校是干什么的，只晓得是个医生，出来后当个医生就是了，后来就考上了。这个的身体素质条件要比搞空军稍微放宽了一点，所以说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被录取了也很好嘛。”
就这样，命运安排张同友成为了一名国军医官。在救死扶伤这条路上，他一走便是一生。
踏上远征之途
张同友考入的“西安军医学校”学制为两年，基本课程分内科、外科等。张老说：“因为是军事学校，入伍后有3个月的军事学习。学校也是军事管理，也有队长、区队长、小队长，每个人都要学一点军事常识。”
当张同友在军医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蓄谋已久的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东南亚。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驻亚洲英美盟军竟迅速溃败，香港、新加坡等英殖民地先后被日军占领，在缅甸的英军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只得请求作为盟国的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助战。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初，10万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远征异域。这一系列变化也直接影响到西安军医学校，张老回忆说：“当时学校也讲，每个同学要有正确的思想，这就是准备要到缅甸去，你们这个班毕业后就要走。”
果然，还未等到张同友毕业，便先传来了缅甸战事失利的消息。中国远征军一部经野人山撤回国内，损失惨重，另一部由孙立人将军带领撤往印度，成为了“中国驻印军”。尽管初战失利，但盟军并未放弃缅甸，中国国内亦为重组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积极准备。为了适应战局需要，军医学校的课程也做了相应调整。张同友老人回忆说：“我们在毕业前半年的时间，学校又增加了两门功课：战地英语和化学兵器，这是由美军直接来教的，还有翻译。”
张同友告诉我们，这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增加的两门课程，因为对作战实用，同学们对这两门课都很感兴趣，大家都认真学习。他说：“当时在学校这课很生动的，不但是学校的愿意来听课，甚至外边的也有人来，别的学校也有来听课的，都来听。由美国人教，大家感觉还很好。”
毕业之后，学校集中将学员们带往昆明陆军总部报到，接着便将学员们分配到相应的部队或野战医院。此时，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战火在缅北蔓延。张同友和同学们接到战区“坐飞机到缅甸”的命令。
初到滇缅前线野战医院的张同友只知自己工作的单位是“第八后勤医院”，院长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东北人，名叫王维俊，除此之外，他对当地的情形一无所知。张老回忆说：“反正那里不是市区，都是在大山里面，谁也没有到过那里，都不敢跑出去，当时医院那边也戒守。缅甸也不那么安静，缅甸人也不知道你来干什么的，也不怎么合作。远征部队到那里去也不怎么受到欢迎。”
亲历“跨国受降”
在缅甸前线时，张同友的军衔是中尉军医，他与他的战友们每天都会救治不同的伤员。老人告诉我们说：“每天的病人都不一样，一来都是三百、五百的，黑夜白天都有，不分时间，都是汽车拉过来的。”
问及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及救治过程，张老告诉我们，他当时所在的野战医院离前线还有3道火线的距离。他说：“第一线的很紧张，第一线我们（刚毕业生的）不会是派去的医生，第一线去的都是有经验的，在战场上的第一线是不做处理的，有负伤的就拉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第二线才检查伤员情况，贴伤票，决定是几等伤，到二线就有担架，到了三线才有车子。”
“我们到那里没有害怕和畏惧的思想，想想来了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害怕也不表现出来，也不嫌脏不嫌累。”异常残酷的战事不仅练就了张同友坚强的心理素质，救治的伤员多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张同友的医术得到了快速提升。
想起自己救治过的伤员，张老对我们说：“都是炸伤的多，被子弹打中的枪伤的还不怎么多，因为都是在山区作战，看不清敌方人员具体位置，基本上都是扔手榴弹、炸弹，所以炸伤的伤员比较多。”
在野战医院工作的那些岁月里，张同友常见到如孙立人等很多高级将领前往医院看望自己部队的伤员。张同友就这样在前线野战医院每天不停地救治伤员，在他的生命中除了伤员还是伤员。等到入侵缅甸的日寇残敌基本被我们的部队肃清完毕、战事平息之后，他们便接到了回国的命令。他回忆说：“那时也弄不清楚经过了哪些地方，反正是走路回来的。跟着部队走的，部队走哪里我们就走哪里，那时也不像现在一样，要去什么地方就问一问，那时候搞不清楚，也不容易跟老百姓接触，再说接触后讲话你也不懂。后来走到腾冲了，我才晓得我们回国了，是走滇缅路回来的，慢慢走到大理，大理讲话大都懂，但一些云南人讲话还是听不懂。”
部队继续往昆明的方向行进，当部队途经禄丰县城时，只见城区的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呼、放鞭炮，张同友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听闻这个消息，张同友心中充满了疑惑，他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会知道？老百姓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不太相信，没有过多久，有电报来，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才相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张同友与他的战友们的任务并未结束。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蒋委员长投降。很快，中国陆军总部下达命令，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奉命入越受降，司令官卢汉担任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
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共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历史上又称入越受降为“跨国受降”。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其中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由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的老街、莱昕，经富源至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及九十三军跨越南溪河后沿滇越铁路越南段向前推进，到达了河内后，六十军再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化（16度纬线南北分界处）推进。
当时担任警卫团医官的张同友，很幸运地成为了这次“跨国受降”的一位亲历者。对于这次特殊的任务，张老的记忆异常清晰：“第一方面军的司令长官带我们部队到越南受降，那个时间都是走路，没有车嘛。去越南我们没有走过，都是大山，走到山上没有地方住。那时的条件很辛苦，大山晚上有瘴气，瘴气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那时由于好奇心我就跑去山下看，到山下发现下午4点就没有人了，各家都上山走了。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走呢？他们说在这里夜晚瘴气来了要死人。我不相信就呆在这里睡了，一到半夜醒了，那个味道不行，空气太稀薄了，我就跑到外面透透空气，跑到山头上就好了。”
部队到达越南后，张同友发现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就像斗败的鸡，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张老告诉我们说：“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都不敢动，那里的军营都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淋浴，在当时算修得特别好的了，我们这个战胜国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进行，日本第38军团向我军无条件投降，该军团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全权节制指挥。
“日本人受降要签字移交枪支，之后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时隔多年，张同友老人依旧难以忘怀这次荣耀的“跨国受降”经历。抗战胜利后，张同友先后获得了3枚胜利勋章，可惜后来毁于“文革”时期。
坎坷的战后人生
“二战”的胜利对许多国家而言代表着和平的到来，但在苦难的中国，却爆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1949年，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军医的张同友再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留在大陆或是撤往台湾。
“这时母亲来南京找到我了，当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哥哥在台湾，正在考虑要不要带上家眷去台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边也不好。于是我就跟队友去云南金三角。”张同友回忆说，“在都匀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留在这里。心想自己开个诊所也不太容易，就给开诊所的人打工。当时维持生活还算稳定。”
张同友没有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台，而是准备跟随部队重返缅甸，行至贵州时因身心疲惫而脱离部队，就地定居。后来，那支前往缅甸的部队没有如计划那般成为“反攻大陆”的先头部队，而是在缅甸的大山丛林中与缅甸政府军打了数十年的游击战。后来，随着海峡两岸对峙局势的稳定，这支流落在缅甸的“异域孤军”彻底被遗忘在异国的茫茫大山中。台湾方面的补给断绝了，孤军只能自己维持生计，其中一部分人流落金三角沦为毒贩，而另一部分人后来被泰国政府收编，只是他们依旧过着没有国籍的生活。在今天的泰北，这些孤军老兵所居住的房屋上依旧书写着“还我国籍”的字样，这是内战造就的另一个悲剧。对于张同友个人而言，没有跟随部队前往缅甸，或许是他的幸运，尽管他之后也遭受了15年牢狱之灾。
度过动荡岁月，历尽坎坷辛酸，晚年的张同友又重新走上了“救死扶伤”的行医之路。他始终以“抗日战场救死扶伤，和平年代医者仁心”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场战争直接影响了老人的一生，时至今日，看尽浮沉的他还常颇有感慨地说：“只有抗日那几年没有杂乱的思想……”
70年过去了，张同友老人对自己在8年卫国战争中的那段特殊经历，始终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