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启示

澳门文学具有自己的创作特色，那是以后现代式的琐碎和庸凡作为先导的特色;而澳门文学的运作体制，既疏离了政治主导的倾向，也难以形成市场主导的局势，这便构成了它在汉语文学乃至汉语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景观和生态，可惜这样的“生态”缺乏准确的理论观察和描述，因而很难被外界认知。长期以来，澳门文学缺少史述，缺少理论，缺少评论，缺少介绍，甚至连澳门文学的概念都长期付之阙如。有感于此，对澳门以及澳门文学与文化怀有深厚情感同时也怀有深切感受的论者无法坐视，于是倡导澳门文学概念与澳门文学形象的阐论在1980年代中期此起彼伏，一度形成了有关澳门文学的理论探讨热点。然而相应的理论成果还处在较低层次上。

一般来说，澳门文学理论探讨经常都围绕着作家作品研究进行。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曾与《澳门日报》联合，开辟了“澳门文艺评论组合”的专栏，在2010年前后对澳门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得以系列化、专题化。另有一些来自内地的研究者热衷于对澳门文学进行历史的总结与概括。普遍缺少对于澳门文学进行学理的分析和理论性剖析的成果，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使澳门文学的形象在汉语文学世界得以醒目地确立，得以清晰地凸现。其实，对澳门文学实践的总结可以引发出对文学理论的思考，可以引发出对与汉语文学现象新的理论阐述。

一

澳门文学是汉语文学世界独特的板块，不可或缺的板块;它在学理上和逻辑上应该与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并列，但必须承认，澳门文学无论就成就还是影响，都难以与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相提并论。虽然，澳门文学向汉语文学世界贡献了诸如五月诗社的后现代诗篇，从而历史地充任了汉语文学的先锋，而且澳门文学也给汉语文学世界带来了独特的澳门经验，包括澳门文化和澳门情感方式，但还是抹杀不了一个关键性的缺憾，就是它毕竟未能向汉语文学界推出足以代表自己这个板块文学成就进而代表所处时代的经典性的作家作品。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都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推出一批杰出的代表作家，以一系列经典作品影响整个汉语文学界，如梁实秋、余光中、琼瑶、柏杨等，又如金庸、刘以鬯等。在汉语文学的平台上，能够像这些作家浮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澳门作家却基本阙如，任何一个在澳门文学中出类拔萃的文学家都还未能在任一时代的汉语文学视野中脱颖而出。所有在澳门文学范围内得以凸出显现的文学家，如果能够进入汉语文学历史视野和批评平台，那可能都是在一定的话题意义上有条件地被举例性提及。澳门文学家一般难以理直气壮地作为澳门文学的代表进入汉语文学共有的阅读平台，澳门文学家的出版物一般也难以成为澳门以外的读者普遍阅读的对象。

这实际上是澳门文学的短板，也是澳门文学的悲哀。但从另一种理论角度来分析，它又蕴含着澳门文学的特色，甚至展露出澳门文学的某种生态优势。

澳门文学应该属于那种并不直接贡献经典作品的特殊板块，而它的文学生态非常可圈可点。要求和期盼一个地区的文学贡献出有全局性影响的经典作品，或者有历史影响的文学作家，这当然是非常正常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文学评价路数。文学呈现的途径未必只是经受历史的优选，如果一个地域的文学能够满足更广大的群体表现自己、抒写自己的要求，能够帮助有一定文学技能的人圆成他们的文学梦，也就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文学的绿色生态，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即使未能生长出几棵参天大树，那也是有价值的，而且可能是最符合文学生态学原理的。澳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的一块文学热土，它的存在为汉语文学界探讨文学生态学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经过长期锻造、锤炼，澳门文学的确形成了特定的文学生态，而且是弭平了文学发展高峰现象和地标人物的特定生态。这样的文学生态不仅为汉语文学世界作出了板塊性的贡献，而且也对汉语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经验性的启迪。

弭平文学发展高峰现象的澳门文学生态呈现出一种文学发展的自然状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而言，澳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得到意识形态格式的夸大，因而也未纳入社会管理序列进入某种调控程序，这样，澳门文学的创作和制作机制便处于相对涣散的自由状态，其实也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澳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团运作又能够对文学出版和发表提供一定的资助条件和激励措施，于是，在澳门，文学的发表和出版基本上处在没有明确的“门槛”状态，文学发表和文学出版所需要的许可机制基本上处在隐匿状态。这样的创作自由和发表自由在许多地方都是稀缺资源，特别是无门槛的出版和发表许可机制所造成的发表自由，在网络文化形成之前，几乎成为怀有文学梦想的人们共同期盼的境界。澳门的文学爱好者和澳门的文学梦持有人早就拥有了这样的境界。这是澳门文学特定生态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由此可见，自然状态的澳门文学生态其实得益于一个基本条件，也可能是其他地区无法拥有的优势条件，那就是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澳门社会团体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和资助机制。澳门虽然长期以来以博彩业为主体产业，但从政府到社团，连同一些良心企业，都非常重视澳门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文学出版的奖励机制和资助体制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充分，更为健全。澳门回归以后，文学出版奖励机制至少可以来自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甚至包括旅游局、教青局、高教局、邮政局、民政总署等部门，还有一些重要的文学文化社团，它们对澳门文学写作者的相关成果提供经常的甚至是日常的出版奖励，有时候还设立各种奖项，对文学写作的成果予以褒奖。其他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可能对澳门的文学写作有相应的资助措施。澳门政府部门和澳门社会团体，包括澳门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对澳门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奖助机制，相对于澳门为数并不很多的创作者队伍而言可以说是相对充足的，于是，在澳门这样一个发表、出版作品门槛不高，同时出版经费又相对充足的地方，一个心怀文学梦想同时又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作者，只要掌握足够的文学奖助信息，只要把握澳门特定的奖助途径与程序，就可能在不太大的经济压力下较为顺畅地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学之梦。当其例者如吴浩文，他大学刚毕业便将大学时代的诗歌结集成一本《彳亍黑夜间》，由文声出版社出版，特区政府文化局赞助①。这样的情形在澳门绝非个别。

既然文学的发表与出版可以享受相对充足的奖助机制的支持，既然文学的发表与出版可以在许可制度缺席的状态下进行，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可能得到出版发行和进行文学交流的机会，几乎所有的文学梦想都可能在这里得以实现。于是，澳门成为一个颇不起眼的文学热土，成为一个暗暗地圆文学梦的地方，成为汉语文学世界最容易激起、调动文学魔力的角落。

澳门社会形成的这种对文学写作普遍激励的机制无疑会激励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写作者的高度热情，导致澳门每年都会有数量可观的各种类型、各种篇幅、各种设计风格的文学书籍和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又“由于出版机制的灵活自由，文学出版物的多姿多彩便超出了其他区域人们的想象”②。因为澳门的文学出版物往往都疏离了文化市场的意义，也很少做市场效益的考量，人们更有可能带着某种“玩”的心态操弄文学，于是在书本的样式和排版的版式设计方面向个人化的方向努力的力度较强，体现出来的个性化的设计更为突出。

同时，澳门的报刊也保持有对于文学发表的持久的热忱，正如《副刊》所揭示的，这样的热忱对于澳门而言同样是文学发表的一种优势条件，它帮助了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形成。

澳门副刊文化的勃勃生气基于两个重要的和直接的因素。第一是澳门报纸的繁荣与发达，第二是澳门作者休闲性的写作方式以及澳门读者休闲型的阅读需要，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多媒体时代非常难得的澳门文学热土现象和澳门文学生态与景观。

澳门从城市规模而言不过60万人的小城，却拥有近30种报纸，其中日报还超过1/2，这些日报或准日报分别是《新华澳报》《濠江日报》《澳门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正报》《大众报》《星报》《现代澳门日报》《新报今日澳门》《华澳日报》《澳门邮报》（英文）、《澳门每日时报》（英文）、《今日澳门》（葡文）、《句号报》（葡文）、《澳门论坛报》（葡文）等。其他尚有周报如《讯报》《力周报》《号角报》《澳门早报》《澳门脉搏》《时事新闻》《体育周报》《澳门商报》《澳门观察报》等。尽管除《澳门日报》外，一般报纸的发行量都很小，有些还属于免费赠送的报纸，如《濠江日报》《正报》《澳门脉搏》《澳门观察报》《澳门商报》等，但在一个独立的微型社会，却创造了每一点五万人就拥有一个报社的高密度新闻文化消费的奇迹。澳门绝大部分报纸都辟有相应的副刊。《澳门日报》《华侨报》等重要报纸固然长期保留着传统的副刊，并且成为澳门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便是《力周报》这样篇幅较少、写作力量较为单薄的报纸，亦开设有副刊;该副刊刊载的虽然不是文学性的文字，但依然以文学随笔为主打。《澳门观察报》是一份只有四版的四开小报，依然用四分之一的版面開辟副刊，副刊标有“创作坊”的栏目名称，刊载诗歌和随笔、散文。

报纸是多媒体时代人们阅读生活中的文化副刊;报纸的密集出版和被普遍阅读，体现出澳门社会仍很流行仍很普遍的副刊文化心理。

所谓副刊文化心态，并非仅仅指执着于副刊文章的阅读，而是指在一定的读者群中养成了某种品味副刊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性情，同时在一定的作者群中养成了撰写副刊文章的习惯与热忱。在写作和读报活动中，副刊文章的写作是相当轻松的，副刊的阅读页是最休闲的，同时也是最富有文化生活感的;在现今电子阅读时代，报纸的阅读同样带有休闲性质，也最富于文化生活感;在多媒体时代，副刊文化心态就意味着对传统阅读习惯的坚持。报纸阅读在澳门仍然表现得如此重要，则体现出这片文化热土依然流行较为传统的副刊文化心态。副刊文化心态决定了，生活在澳门这片文化热土上的人们，即便是在电子阅读时代，也非常热衷于报纸阅读。澳门不仅人均拥有的报社数量繁密，人们阅读和购买报纸的热忱也相当高涨。澳门的报纸最热衷于副刊的经营，这是澳门副刊文化发达的重要表征。这种对副刊的热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当比例的报纸都意识到副刊的重要性，将副刊的编辑当作报纸发展的重要战略;其次，代表性报纸的副刊版面和发稿量非常充足，副刊在整版报纸上占据重要比重。这样的编辑策略在其他地区难以形成。临近澳门的香港拥有更多的报纸，但它们大多数的文学副刊都不如澳门报纸那么突出，不少报纸从来就不设文学副刊。

澳门的副刊文化与澳门文学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澳门文学的生态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贵的资源。特别是澳门报纸之王——《澳门日报》每天一版的“新园地”，已经成为澳门文学主打文体——散文随笔的主要集散地，澳门文学的创新文体——汉语新诗，是该报副刊的常备内容，此外，澳门文学的相对薄弱文体——小说，在《澳门日报》已经辟有专题副刊，在《华侨报》和《市民日报》的副刊也常有揭载。更加重要的是，《澳门日报》的“新园地”固然以澳门文学家为骨干作者，还有意识地向五湖四海公开栏目，招徕稿源。来自各地的华人写作者都有机会在这块园地上种植自己所擅长的文学果苗。一些由于各种机缘走出澳门的作家、评论家，如著名诗人陶里，还有区仲桃等，都继续在这片园地上浇灌自己的澳门梦想。澳门文学因此拥有了与澳门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气度相称的格局和魅力。

这样的局面使得澳门文学生态非常健康，也非常有号召力和感染力。

二

“据统计，澳门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拥有两至三名写现代诗的人。这个密度恐怕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美”③。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非常粗概的统计，引述者使用了“几乎”和“两至三名”这样的概略表述。这足以说明澳门在相对意义上诗人的密集程度。

其实，澳门的文学文化生活更能说明这是一片文化热土和文学热土。澳门每万人每月拥有的艺术演出场次更可能是世界之最。在澳门，除了澳门文化中心等为数众多的正式演出场所高频度的演出安排，以及《澳门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和评论的正规演出而外，诸如威尼斯人等娱乐场所长期不断的商业性演出，还有各个戏剧和文化团体的组织的经常性演出活动，更有在各个公园和街道自发组织的以粤曲为主体的自娱自乐的戏剧演艺活动，加在一起，数量十分可观，完全可以证明澳门是戏剧狂欢的乐土，是戏剧文学创作活跃的沃土，是通过活跃的戏剧演艺活动呈现的一派文化热土。

或许可以通过2010年一年的统计作为论证的依据。这一年澳门主流媒体《澳门日报》上有关于演艺活动的正式报道有305则，考虑到其中重要活动约15%的重复报道率，则在正规剧场和正式媒体报道的演艺活动应在250场次，加上一些单位和学校组织的未加报道的正式的演艺和综艺活动，澳门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场相当正规的演出活动。这对于澳门这样的小城来说，其频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以每次演出平均400名观众计算，这一年正式演艺活动的参与者已达12万人次。演艺活动毕竟只是市民的一种休闲方式，一个休闲的城市有资格享受休闲的人口约在1/4，则选择正式演艺活动休闲的则在1/16，其中约一班人选择正规的消费式的演艺活动，这样，澳门的演艺活动参与人口应该在1/100，即5000人。这样的基本人口需要每人每年参与演艺活动30次，平均每两周1.5次。

戏剧演出的高频度反映了澳门文化热土效应，而文化热土效应将为文学文化的发达和文学生态的养成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在文学传播的传统意义上，澳门以高度自由的发表环境，强有力的政府或社团支持，以及文学写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占的相对高比例，营造了一派充满自然意味的文学生态，并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学热土。这一区域的文学生态是这样的活跃而自由：手段高超的文学写作者与锋芒初试的文学自习者经常一起出现在各种媒体，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与相对粗糙的文学习作也有较多机会不期而遇。澳门显然不乏文学才士，但对于有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士而言，澳门似乎有多种途径绕过本应具有的文学门槛。没有越过一定高度的门槛，文学的写作常常被理解得相当容易，也相当随便，这对文学的成就就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在缺少或事实上取消了发表门槛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写作者如果能在较高的艺术定位甚至文化定位上采取一定水平的自我期许姿态和艺术自律的措施，文学创作也同样会出现既活跃又保持相对高水平的局面。但“澳门文学”的自我定位，或者“澳门文学”特定概念的心理暗示，非常有可能让许多初涉文学者轻易地放弃了这样的门槛意识：既然他们的文学写作不过是在澳门这个极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的一次非常率性的漫游，犹如茶余饭后到议事亭前地作一次惬意的散步。

在澳门的文学世界承前启后、出类拔萃者固然不少，但各种各样的随意之作也触目皆是，这就是澳门文学的基本生态和总体情状，任何艺术层次的文学作品都能够在这样的一派自然生态中融入进去，任何的精心构思、悉心打磨以及任何的苦心孤诣不仅得不到喝彩与赞赏，而且还显得那么悖时与傻气。关心澳门和澳门文学的人每每为澳门写作中出现的精彩篇章而兴高采烈，但更有机会领略到的则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感受，许多作品都浑然融入非常一般化的描写和议论之中，显不出什么特色与风致：叙事性的作品常常缺少精彩别致的情节，缺少呼之欲出的人物，抒情性的作品常常只是俗之又俗的情愫，加上人人能及的表达功夫，较多的则是议论性的随笔，理趣淡薄，力道钝滞，甚至语言也寡然乏味。没有必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这种非常一般化的文学写作，它们毕竟构成了澳门这片文学热土的基本热温，构成了澳门这片虽然不大但毕竟富有生机的文学沃壤上的基础草色。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谁都不愿意以这样的基色和基质代表澳门的文学形象。

这就是说，当提到澳门文学形象的时候，我们的视阈很自然地越过了西江水，越过了零丁洋，越过了南海白云，而摄入了广袤的国土和沸腾的世界。这才是“澳门文学”概念的真谛，是在“澳门学”的意义上阐发“澳门文学”的必由之选。从澳门学的角度来说，澳门文学的形象应该像澳门及其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样，以一种特别的风致、韵味和魅力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不是卓然傲立，但较理想的状态应是融入汉语新文学之林而并不逊色。这样的诱人情形在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不俗的体现，不过仍需要澳门文学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努力的目标之一便是在观念上排除“澳门文学”概念的牵累，让文学写作者走出澳门文学的继定框架，在向世人展示澳门文学形象的意义上营构并展示足以代表澳门的文学成就。在这里，文学写作者的视阈及其相应的心态极为关键。如果澳门文学概念仅仅是将人们的视线引进澳门，并局限于澳门，关起门来营造自身的特色，则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就会归于失败，由此造成的牵累可能是这样的尴尬与悖论：正是勉力打造和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澳门文学”概念，怂恿并鼓励了澳门文学“足不出户”的基色和基质：大部分写作者满足于在澳门写作和为澳门写作，写作心态呈现出的自呈其才、自赏其芳，以及在传统诗文世界中常见的相互酬唱。新文学兴起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者竭力否定旧文学传统的便是这小范围相互酬唱的写作习惯和文学交往方式，当时蔑称这样的文学为“酬唱体”。正是强调澳门和“澳门文学”这种小范围、小世界以及小制作的心态，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重新捡回了“酬唱体”的文学心态，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颇觉悲凉。

澳门资深作家鲁茂在一次学术研讨中谈澳门散文时指出：“澳门有文学，也有散文作品的果实。当然，它还是‘涓涓’，还是‘始流’，还未形成汹涌澎湃、气象万千的大海洋。”④这是30年前的话，即便是今天，澳门文学和澳门散文还是未能汇成气象万千的大海洋。也许澳门文学本来就不属于那种汹涌澎湃的景观，它就应该是一种“涓涓始流”的景象。既然社会的情形不可能是一种模式，那么，与此相适应，文学的发展也并不是一个模式。许多地域的文学由于其社会规模的广泛、庞大和社会运作的跌宕、宏大，的確会形成汹涌蓬勃的大海洋气魄，这种大海洋气魄通常与社会政治联系得更为紧密，也与巨大的社会规模密切相关。澳门社会规模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方面看都不属于这样的类型，其社会运作也常常呈现出舒缓、温和的特色，因而它所显示的是一种休闲、散淡、宁静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散文式的，它不仅不鼓励小说的奇崛与戏剧的诡异，也不盛行诗性的激情与诗才的高妙，更适应于低调、自由、闲逸的散文风格。这也是澳门媒体副刊文化特别发达的原因。

三

“澳门文学”的学术定位和文化定位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理论意义。1984年澳门文学形象问题的提出已经开启了走出澳门放眼世界的批评思路与胸襟，不过这样要在克服狭义的澳门文学视阈，进一步开阔汉语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视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如若不然，这样的判断和观察有可能成为澳门文学写作者和评论者自我设限的理论依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澳门文学”概念刚刚付诸讨论的时候，一些批评家就非常紧张地对澳门文学的界限问题提出严格的论证和限定，有人甚至认为未在澳门居住过的作者即便在澳门发表的作品，或者已经不在澳门居住的澳门作者写作的作品，都不应该算是澳门文学。对于澳门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也常常分澳门评论家和外地的评论家等。这样一种文化上的严谨态度，实际上暴露出自我设限的理论视野，不利于澳门文学与汉语文学世界的交流。

可以考虑在“澳门学”的整体意义上把握澳门文学的文化属性。澳门文学界如果能够明确树立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的观念和意识，知道我们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在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框架中的一个环节，它一旦成为作品付诸一定的媒体运作，就应该成为整个汉语新文学成就的一个方面，成为汉语新文学新的框架结构中的一个必然成分，因而也就应该对提升汉语新文学的水平，发挥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的影响负起必要的责任。这样，澳门文学才可能从自我设限、自给自足的意义上走出来，发展开来，自觉成为汉语文学世界的一个责任体。

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意识形态意义上强调澳门文学创作的国族意识，那么就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文化的角度面對汉语新文学⑤这样一个宏大而具体命题，澳门的文学写作才可能真正走出澳门相对狭隘的天地，在更远大的抱负和更高的立意上有所取法。汉语新文学的取法将有效地保证文学沿着内在发展规律的脉络向前推进，同时又有利于在民族文学和文化共同体的格局中提高文学的水平，提升文学的档次。如果澳门文学的取法目标就仅仅局限于澳门本土及其自身的形象，就必然在较低的门槛和较平实的水平层次进行取用与审度，这样，不在少数的澳门写作者便自然放弃了文学经典化乃至文学精品化的讲求与追寻，最终会影响澳门文学形象的整体提升。

澳门文学在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中所处的特定链接，是澳门文学建设者应该明了，也是澳门文学研究者和理论探索者更应该明确的理念认知。澳门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空间，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特别的历史经验和生活态势，这些内容成为文学的内质，就需要在跳脱于澳门文学自身的宏观视野中加以凸显。

澳门也是如此，一个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只是一个区域文学写作资源的体现，一般不能成为这个区域中的文学写作者在写作水平和文学贡献上自我设限的借口。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法则，其中，体现在文学描写经验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厚重度往往能够决定文学的特色乃至某种特质，但绝不应该成为文学水平设定的基本依据。文学经验的判断和欣赏的依据显然需要参照浓厚的地域性和文化含量，而在学术意义上以及文学史研究层面所作的文学水平的衡量与评定，则不可能囿于这样一种地域标准，因此，澳门文学不能成为衡量作品水平与档次的概念，水平与档次的审视应该越出地域范畴，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汉语新文学视野中进行。如果说在注重培养文学人才的文化含量较低的地区对待文学创作可能采用因地制宜的标准，则作为文化和文学热土的澳门不应自属于这样的区域。

在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与框架中审视澳门文学，也并不意味着对澳门文学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臆想。澳门文学曾有的辉煌以及现有的成就都足以说明，澳门的文学写作者应该也能够以汉语新文学的整体建设为自己的一方责任，并且积极创造条件负起这样的责任。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交澳门文学热土上兴起的现代诗歌热，其文学成就就足以烛照相对幽暗的汉语新文学的诗歌世界，彼时内地的朦胧诗潮正在遭遇一派“pass”声涛的潮没，台湾香港的现代诗在“后摄”的包围中举步维艰，唯有澳门这片热土上，多元地生长着各色各样的诗歌之株，在远避了嘈杂的喧闹也避开了挑战的尴尬之外我行我素，互不相扰，那时候一批现代诗人的歌吟卓有成效地免除了汉语新诗世界的暂时寂寞。现今诗歌繁盛的景象呈现出明显的消颓，这也同样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界就须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不断延伸的发展长途上望而却步。其实，澳门有一批作家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文学志向的崇高，他们以不俗的成就努力跻身于汉语新文学的上乘之列，这方面的成就正在愈益明显地为澳门以外的汉语新文学界所关注和接受。

澳门文学界有责任，有必要也有条件走出澳门文学概念可能具有的低回暗示，走出误解中的澳门文学的低门槛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对不断发展中的汉语新文学，信心百倍地为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作出带有澳门经验和地域色彩的贡献。

【注释】

①幽子：《彳亍黑夜间》，文声出版社，2018。

②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92页。

③刘月莲：《澳门地区华文文学创作概貌》，见《中国文学年鉴（1991—199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第194页。

④鲁茂：《谈澳门散文》，见李观鼎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第63页。

⑤汉语新文学就是综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而成的民族语言文学的统一体，参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朱寿桐，澳门大学。本文是澳门大学CPG研究项目“澳门文学论”系列论文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