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面向社会需求，侧重应用导向
时间：2020-10-07 07:52: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今年走进第70个年头。本期专题刊登的文章，围绕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回顾我们在长达70年的跨度里所做的工作，总结成绩，归纳经验，正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同时还邀请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只是恋旧，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上，眼界更为开阔，目光更为敏锐，方向更为精准，步履更为坚定。
70年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中一个最基本、最鲜明的特点是以面向社会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导向。语言学界重要研究机构的设立，全国性活动的开展以及重大举措的实施，大都围绕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这一目标，致力于改进和提高语言文字的工具效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教育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是建院16个研究所之一，内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编纂等研究组室。建所之时上级领导指示，作为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语言所要为语言规范化服务，为包括文字、读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在内的语言规范化服务。国务院于1956年2月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更是具体要求语言所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同时负责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规范的研究和宣传，并会同教育部和高教部，组织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完成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语言所研究人员在相当长的时问里，主要活动就是围绕完成国家交付的这些任务而开展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日开始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5年，为在全国范围开展方言调查，语言所重新整理出版赵元任先生1930年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同年出版丁声树先生编写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翌年出版丁声树和李荣先生编写的《汉语方言调查简表》。陆志韦先生1956年出版《北京话单音词词汇》（新1版），陆先生领导的研究小组1957年出版《汉语的构词法》，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配合文字改革的总任务，为制定拼音文字中的分词连写规则探索理论依据。语言所词典室自1958年开始编写、1978年正式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为确立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语言所同时负有对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组织和引导责任。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罗常培和吕叔湘先生在大会组织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起草了大会的纲领性文件，并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大会报告。1956年2月开始，语言所和教育部共同举办多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为全国范围内的方言调查、普通话推广培训了大批人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于1987年出版，汇聚了语言所和后来独立出去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下，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数十年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集体成果。语言所的另一项重点计划是编写一部大型的现代汉语语法，当时对标苏联科学院1952～1954年出版的《俄语语法》（1980年出了新版），至今仅完成一些阶段性成果。1959年，陆志韦和吕叔湘先生领导所内研究人员，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第3期上发表《语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协作》一文，列出53个课题，计划以该项目为契机，带动和促进全国的语法研究。1952年《中国语文》创刊，起初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语言所合办，1956年起由语言所独立承办。从创刊到1966年7月的十多年问，《中国语文》发表的论文大多数同文字改革、方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文字改革、语言教学等有关。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汉语研究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工作同汉语规范化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们认为大多数研究工作是可以围绕汉语规范化的任务来进行的”。吕先生的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1950～1960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出于实用目的研究语言文字，也是中国的悠久传统。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论著中，虽然能见到一些抽象玄思，但从来不是主流。古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同样主要是面对社会需求，解决具体问题。文字训诂音韵研究，围绕汉字的字形、字义、字音，其结果有助于学习和运用汉字，从而掌握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清代大儒的小学研究，目的是通经致用;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旨在便于童蒙掌握古文。19世纪下半叶开始，面对民族危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先进分子都将语言文字革新当作拯救民族前途、早日步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紧要任务，文字改革、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成了几代中国人的努力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语言文字工作踵事增华，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英国语言学家DavidCrystal认为，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the most ambRious ever）的语言规划项目。将目光投向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立国时间长短，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将语言文字作为立国强国的手段而给予高度重视。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法语与法国国歌、国旗并列，同为代表国家的崇高象征。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术院，是法国国家元首直接领导下，享有很高权威的语言规范机构，连续几个世纪以来不问断地对法语的拼写、读音、词汇、语法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语言文字改革是日本19世纪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邻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给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启迪。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有两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首先，改革对象涉及汉语的所有方面，从文字、读音到书面语，从词汇、语法到篇章结构，过去一个多世纪汉语语言文字经历了彻底的现代化洗礼。其次，涉及的人口之多，世上未见其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得到充分发挥，包括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划活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语言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研究目的和手段也变得更加多元，社会需求导向、解决实际问题导向依然是我们语言文字研究的一大特色。在继续和加强前期语言规范化工作的同时，语言学的应用领域不断增加，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展，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生活研究便是发展尤为迅猛的两个方面。新的社会需求以及随之而来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语言学研究应用导向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学研究应用导向并不意味着忽视理论和方法的建设，恰恰相反，应用導向的语言文字研究须臾不可离开理论和方法的指引，同时也常常激发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上面提到的老一辈学者，在全力以赴完成有关任务的同时，在理论思想和学术方法方面也做出了许多重大建树。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应用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是最有可能滋生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的丰厚土壤，以这种方式反哺传统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将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或许能引领中国语言学研究走出更多的新路。
责任编辑：王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