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出版之“熵”与出版教育的谜思
时间：2020-10-08 07:52: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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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出版教育需要冷静、理智，绝不可陷入这种出版世界普遍的“恐慌”以及技术商的商业“神话”之中，迷途而不知返。正确认识技术与内容的关系，将是出版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命题。
“华文出版”再界定
笔者曾在2008年《华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关键词及其冷思考》一文中对“华文出版”作过明确的界定。此后参加历届“海峡两岸出版论坛”所撰论文，均自觉本着这一定义立论。在该文中，笔者通过对华文、华文图书、华文出版、汉语言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诸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的辨析，最后给“华文出版”下了一个十分简明的定义：“所谓华文出版，指的是主要承载中华文化，并以中华民族的任一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出版语言的出版。”
时隔5年，随着国际范围内人类文明包括出版文明的演进，一方面世界一体化加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冲突亦加剧。同时，世界出版形势及内涵也发生了剧烈而丰富的变化。笔者对“华文出版”概念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作出一些新的开发与拓展。
依据这一背景，笔者认为“华文出版”不仅要承担继承与创新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亦当承担传播整个人类文明的使命，而且二者是统一的。因此，我将“华文出版”的定义略作修正，表述为：“所谓华文出版，指的是主要承载中华文化，以传播人类文明为宗旨，并以中华民族的任一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出版语言的出版。”
华文概念的“盲区”
“华文”一词，关键是“华”字，应指中华民族。应当明确其三个具体的义项：1. 华文 2. 华语 3. 华夏文明。华人，指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族裔。长期以来，观念史表明对这一概念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把华人当做汉人。华语，指全部中华民族语言。华夏文明，指全部中华文明。华文、华语、华夏文明这三个具体义项是一个统一体。从另一个角度论，则此三者又完全可以“华夏文明”一词概括之。
对“华文”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的观念误解，严重阻碍了华文出版的整体发展。即以“走出去”战略实施而论，汉语言图书实现“走出去”意义较之汉语言图书单位时间内出版数量的基数而言，可谓“稀如星凤”。其他民族语言图书（例如蒙古语），其实早在国家制定“走出去”战略之前就已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世界。然而，由于观念的误读以及文化视野盲区、出版盲区等原因，这种“输出”至今仍被主流视野所遮蔽。英文出版的历史经验也可佐证这一出版误差。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书部，19世纪30年代以后专设埃及古文字、古印度梵文、希伯来文、中国西藏文及埃塞俄比亚文等语言文字。
学界、业界与媒介的偏向观念及其实践导致了华文出版之误区，而在“走出去”上失误尤为显著。这是华文出版的严重之“熵”。
出版概念的悖论
现在关于出版的几个常规概念有：传统出版、网络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纸质出版（纸媒出版）、动漫出版、新媒介出版等。
与其说技术与新媒介的发展与变化造成了目前出版观念的“迷惑”与“混乱”，倒不如说是出版专业人员的认识“短路”或理性“倒退”造成了出版观念的“混乱”。这是一种认识与实践上的“自乱阵脚”。
观念呈现意义上的“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二分法，可以作为出版概念悖论的一个核心命题。这一悖论造成了认识与实践上严重的资源浪费，喋喋不休式的弱智重复，乃至所谓的“争鸣”，陷入了一种集体陷阱。出版观念令人匪夷所思地表现为原地踏步式而难逃此“怪圈”。其实，传统出版只是一个时间意义上历时性的概念，而数字出版则是一个技术意义现时性的概念，二者并不构成“悖论”。出版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语境与不同技术环境、不同介质（材料）条件下呈现为具体的出版客体形态，而数字出版只是出版史上一种新的出版形态。
观念意义上“数字出版”一词应是客观的，而不应是夸大的“神话”。无论是人为陶醉、麻痹，还是事实上人为的恐慌、自闭，都是失体的行为。纯粹的技术崇拜也是一种误会。
华文出版人才培养的方向
2000年以来，基于网络、数字、新技术、新媒介背景的出版教育研究成了一个“热点”，一个新的主题。海峡两岸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出版教育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其成就及贡献在于出版教育内涵与品质的融合与提升。
国内出版教育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以“我”为本，即国家本位的范围。认识与实践层面上均缺乏国际价值观念。前者固然是必要的，后者更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的矛盾与统一将是出版教育国际化观念构建的一道难题。
华文出版人才培养的方向应该成为一个前提或预置议题。方向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文化的价值在于文化内涵的丰富、提升与演进，而不是倒退与回潮，或文化“自尽”。创新是其中的要义之一，具体而言，华文出版人才培养的方向可析为三：
一是文化的方向。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文化。
二是专业技术的方向。即专业知识、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主要指对新技术的认识与工具意义上的掌握。
三是华文的方向。即国际化观念意义上华文文化身份的明确与自觉。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应遵循这一方向。学校教育中，教师必须符合这三个方向，教育体系按此方向构建，教育传播以此方向为旨归。
拷问技术：出版话语的判别
对技术的崇拜不应成为对技术的“迷信”。
数字出版教育及人才培养的主要意义是：掌握技术，出版文化。技术操作并不等于文化。
英国著名出版人、《我是编辑高手》作者、伦敦艺术大学伦敦传媒学院图书出版学教授吉尔·戴维斯对数字出版热评论道：“出版商认为人们都必须朝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但没人能真正明白数字化到底是什么……将书的原始形态转变成数字的形式放在阅读器、手机或者在线的平台上只是一个方面。”他认为并非所有种类的书籍都适合数字出版。对时下出版商们一窝蜂似的拜倒在数字出版“谜思”之中，他批评道：“今天的出版商生存在一个全凭臆想和臆测的环境里，不顾人们喜欢以纸质书作为阅读的主要途径的历史事实。”他指出：“我所关心的是，数字平台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全新的内容创作形式。”“出版的作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他们想要阅读的内容及阅读方式。”回看当下，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是，人们阅读纸质书仍占绝对地位，而电子书的阅读只占极小比例。
因此，出版教育必须对技术变化持技术意义上的准确观点，而不能被技术所欺骗，更不能自甘掉入技术的陷阱。新媒体对传统阅读带来的冲击事实上造成了出版界一种普遍的恐慌，大家误认为技术是拯救出版业衰落的唯一 “稻草”。再加上技术开发商完全出于商业目的的宣传乃至吹嘘——将技术神化，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技术万能”的幻境。
遗憾的是，这种技术“谜思”与技术“幻境”已经弥漫在出版教育，特别是出版专业的学生群中。学生们甚至把解决就业困惑的灵丹妙药完全寄托在这一“幻境”上。不久前，笔者在一个2010级编辑出版专业所作专项书面调查即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显然，出版教育需要冷静、理智，绝不可陷入这种出版世界普遍的“恐慌”以及技术商的商业“神话”之中，迷途而不知返。正确认识技术与内容的关系，将是出版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命题。
简单结论
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著名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走出去”成效甚微的原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造假的民族，凭什么别人要听你的故事？”“你是充满了造假的民族，假奶粉，假足球，假票房，还有盗版。”这一观点完全可以证明内容原创的重要性。再先进的技术都替代不了内容的原创及真实性。作家刘震云讲：“远见对于我们民族，如大旱之望虹霓。” 中国电影“走出去”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出版界存在的问题，自然也是出版教育必须注重的问题。
一方面是对技术的非理智崇拜——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软性“放弃”——专业知识水平普遍下降，精神普遍懈怠，文本内容的深刻性、专一性和丰富性被虚伪与矫饰的“懒惰”所消解。
内容永远是内容，技术永远是工具。精神狂妄论者、精神迷惑论者与技术商业论者的“狂吠”已经对出版教育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及负面影响。一切唯技术论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均是有害的。掌握技术工具，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文化内容文本，才是华文出版教育的主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