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外交：个人的即是外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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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妇女在参与本国和国际社会生活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创立，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女性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中来。

本期将围绕“女性与外交”这一主题，选取四篇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各不相同的文章，从“妇女与外交”、“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女性领导人的沟通理念与实践”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我们也期待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广大读者与学界的兴趣，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女性与外交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摘要：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丰富多样，“个人的即是外交的”这一提法反映出每个具体鲜活的个人与外交间的联系。“将妇女带入外交”战略通过检视外交决策和一轨外交中男女代表性的差距，可推动更多妇女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发现外交中的妇女”战略承认并凸显妇女在非官方外交中长期被忽视的贡献。首脑夫人和外交官夫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如何充分展现其主体性，更好地发挥夫人外交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 多轨外交 个人的即是外交的 夫人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07-14

2013年3月以来，国内外许多媒体都开始关注中国“第一夫人”的风采与“第一夫人”在外交中的作用问题。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复杂而多样，中国妇女在对外交往中展现出的“新景观”，为女性主义学者深入研讨“妇女与外交”主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话语空间。

一、妇女与外交的关系

人们对外交和外交实践者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在西方外交学理论中，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国内和驻外官员进行的交往活动，驻外官员既可以是来自本国的外交官，也可以是临时外交官。”显然，外交官是外交行为的施行者。20世纪下半叶以来，“那种由职业外交使团，主要通过在外国首都的常驻使团来处理事务的传统外交已被日益增多的专家级、部长级和首脑级外交以及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商所取代。”首脑外交和次首脑级使节逐渐受到重视。由政府首脑和外交官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属传统“第一轨道”外交的范畴。

1981年，威廉·戴维森（William D.Dayidson）和约瑟夫·蒙特维尔（Joseph V.Montville）提出了“第二轨道外交”（Track IIdiplomacy）概念，指政府之外的外交手段，强调其非官方和非结构性特质。二轨外交“是平民百姓或私人团体，有时也称作平民外交官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非政府、非正式和非官方的交往和活动。”1992年，约翰·麦克唐纳（John w McDonald）和路易丝·戴蒙德（LouiseDiamond）成立多轨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lti-Track Diplomacy），并于1996年出版专著，将外交的实践者分成为政府、非政府/专业人士、商业、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社会行动、宗教、资助、传播与媒体等九个轨道。而20世纪60年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提出同样扩展了外交的概念。

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在建国初期的外交工作中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周恩来1952年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随着认识的深化，传统外交行为体之外的各类外交行为实施者、外交活动参与者，包括普通民众的作用和贡献慢慢显现出来。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可梳理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传统外交概念，实践政府外交行为的主体是政府首脑、高级官员和专业外交官，其中只有极少数妇女——女性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与女外交官等等。第二，在二轨外交、多轨外交或人民外交的理念下，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鲜活个体都是影响外交的因素，长期被忽视的普通妇女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女性主义强调“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个人的即是国际的”，借此口号，或可提出“个人的即是外交的”（Personal is diplomatic）？对外交官夫人们来说，此言尤其不虚。

二、外交中的妇女

对妇女与外交关系的讨论，并非一个全新议题。近代以前就有零星女外交官以及许多女性被以联姻、和亲形式嫁到国外的例子。汉武帝年间，冯嫽陪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国王军须弥，后来受汉朝指令，代表公主出访乌孙邻近各国，宣扬汉朝的文治武功。冯嫽和解忧公主都可称为汉朝的“女性外交家”，当然两者亦有区别，前者更接近一轨外交中的女外交官。

近代以来，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则与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更多国家妇女获得选举权，妇女参与外交的机会逐渐增多。1922年，露西尔·阿切森（LucileAtcherson）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外交官；1933年，露丝·欧文（Ruth Bryan Owen）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位驻外大使；1924年，罗马尼亚任命埃琳娜·瓦卡斯科（ElenaVacaresco）为驻国际联盟大使；1947年，罗马尼亚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尔（AnaPauker）。无疑，这个名单已越来越长了。其中，从1947年至今，全世界担任外交部长的女性总数已超过160人。从1924年至今，担任各国派驻联合国使团团长的女性总数已超过110人。以美国为例，美国至今为止派驻联合国使团的团长中有6位是女性（参见表1），并且已出现三位女性国务卿，她们分别是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在中国，傅梅芳1944年即撰文讨论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公主与邻国缔姻的故事，那些公主固然不是外交官，但是他们对于敦睦邦交或者使夷狄之邦内向，可说发生很大的作用。她们嫁往外国，不能不是为了增加本国的力量，或是为了缔结联盟的关系，总之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这还不是外交吗？”作者把对外交产生影响的现代妇女分为三类：外交官夫人、元首夫人、参政的妇女，并呼吁外交官应认识到妇女在外交上之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派创立之始，“发现外交中的妇女”就是女性主义学者的主要任务。美国学者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将外交官夫人们，在军事基地、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妇女，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妇女活动纳入到了国际政治分析中来，从而揭示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妇女活动是如何被忽视的。凯瑟琳·文（Katharine H.s.Moon）的《盟国间的性：美韩关系中的军妓》、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eich）等主编的《全球妇女：新经济中的保姆、女佣和性工作者》等众多作品则对女性主义研究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常采取两种战略来提高妇女地位：一是“添加妇女”或“将妇女带人国际政治”，包括揭示传统国际政治活动领域中妇女人数少的状况，寻找推动妇女参与国际政治的方法。二是“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妇女”，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在不处于决策权威地位的同时，“妇女活跃在整个国际活动中，从生产连接炸弹的导线到战时与和平期间的军事基地服务，再到构成出口生产区的巨大的从业者队伍。”将此战略运用到分析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同样可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将妇女带入外交”，通过检视外交决策和一轨外交中男女代表陛的差异，推动更多妇女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另一种是“发现外交中的妇女”，认可并提升她们在非官方外交中的贡献。这两种路径相互渗透、不可分割。例如，在一轨外交的边缘，可以发现被忽视的妇女及其对外交的巨大贡献，首脑夫人和外交官夫人当属此列。

三、女外交官与中国的女大使

英国政治顾问和公民外交组织“草根外交家”的创始人塔林·拉赫曼一菲格罗亚（Talyn Rahman-Figueroa）指出，“将妇女带人外交是21世纪希望和现代化的象征。但在高级外交官职位上，妇女仍然缺乏代表性。英国花了191年的时间才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外交使团团长的职位，到2010年，在全部260个外交使团中只有21.8%的女性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虽然塔林·拉赫曼一菲格罗亚本人身上更多体现了非官方外交的特点，但她在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一轨外交中妇女的情况，也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现实。到目前为止，中国有过两位女性外交部副部长。一位是王海容（1974-1979）；另一位是2013年担任此职的前驻英国大使傅莹。自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外交部共产生5位女发言人，分别是李金华、范慧娟、章启月、姜瑜和华春莹。王逸舟曾以傅莹为案例阐释自己独创的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理念。他认为傅莹是“国际上公认最会以柔性方式选读政策的一位中国外交家”，并将傅莹所展现出的外交风格总结为“傅莹方式”——“坚守国家立场却颇得外部舆论好感，深具东方品质又熟悉西方文化，不惧惊涛骇浪且善于‘借船出海’，每每在危机时刻诉诸柔性方式，化冲突于谈笑中。”女性、外交官，女儿、妻子、母亲……，所有这些不可分割的身份共同成就了傅莹，她是中国外交官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女外交官的杰出代表。

从1949年到2003年的54年间，新中国共向32个国家派出32位42人次女大使；到2013年7月，中国派出女大使增加到58个国家和地区共53位81人次。中国女大使的人数和出使次数都有一定增长，妇女开始被派驻西方大国和区域合作组织。比如傅莹从2004年起驻澳大利亚、2007年起驻英国；从2009年起，薛捍勤、佟晓玲先后被任命驻东南亚联盟的非常任大使；杨秀萍从2012年始任中国驻东盟的首任常驻大使。但基于中国现有165个驻外使馆、12个驻外团处的事实，女大使的数量仍十分有限，女大使大部分出使小国的状况未有实质性改变。（参见表2）

同时，笔者仍然乐观地认为，尽管中国女大使的人数还很少，但中国的女外交官已然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并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中间有参赞、一秘、二秘、随员、翻译和其他使馆工作人员。这些女外交官中间，也有不少人是外交官夫人。

四、外交官夫人的角色

早在1939年，颜歆就曾发表《我们的外交与我们的妇女》一文，分析妇女在外交战线上的重要性：“就拿外交官的太太来说，已有许多成绩不可磨灭的显著出来。”傅梅芳提出，“外交官夫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外交官，可是她在外交上常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辛西娅·恩洛讨论“国际的即是个人的”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个人的即外交的”：“政府依靠各种各样的所谓私人关系来进行其外交事务。政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保密和情报机构，它还需要愿意为其从事外交活动的丈夫提供无偿的服务、从而使那些男人们能够与其他从事外交工作的丈夫建立信任关系的妻子们。”对于外交官夫人，“具有外交意义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式的外交工作”是一体的。

外交官夫人是外交车轮的“润滑剂”。“政府间的利益即使不相冲突，也是不相同的。只有当代表不同政府的外交官相互信任、彼此有信心的时候，外交才能顺利运转。”多数男子都发现，适宜的环境在办公室之外，大使官邸或低级别外交官的家是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的最好场所。而“家”正是妻子的领域，因此外交人员妻子的家庭义务就包括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男子制造彼此了解的环境。“通过非正式关系完成其政治使命的男性外交官越多，对妻子给予政府帮助的正式的期望值越高”；“男性外交官的职务越高，他投身于这些社会责任的时间越长，他依赖妻子参与的程度就越高。”外交官夫人的外表与穿着打扮更具政治意义，她们的穿着可以促进本国服装的出口。当然，外交官夫人的功用绝对不止于推销晚礼服，她们还推销本国的技术、武器和金融服务。“外交官夫人成为减少贸易不平衡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通过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她们也为国际贸易的车轮顺利向前出了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任的外交官夫人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国家承认的“对内”外交官，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西方国家已经任命女性驻华外交官之后，中国开始将原来的“对内”女外交官转为“对外”的正式外交官。邓颖超曾明确提出中国夫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一，中国的夫人外交工作，既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把夫人和大使放在同等地位，也不同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把夫人排除在外交工作之外。我们的夫人工作是驻外使馆工作和国家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位置要恰如其分。第二，夫人工作的任务是，对外协助大使开展友好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他国使节的夫人建立联系，进行交往，同时配合全国妇联做国际妇女友好工作；对内特别要做好使馆的团结工作，成为团结的模范。第三，对外工作中要注意妇女的特点。可从妇幼问题入手，再交谈需要谈的政治性和其他重要问题。以诚待人，虚心学习，广交朋友。中国原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夫人张颖在回忆录中说，她1983年随丈夫出使美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专职大使夫人。

许多回忆录中都涉及夫人外交的内容。例如，在《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录：“朱琳……在黄镇和韩叙大使的支持下，与联络处其他女外交官们积极开展了深入广泛的交友活动，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原驻联合国代表、驻委内瑞拉等国大使凌青夫人，曾任驻斯里兰卡大使的张联，在谈到大使夫人角色时说：“大使夫人的角色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夸大她的作用，从侧面配合、协助大使的工作才是根本。归根到底，夫妇之间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实践中，夫人之间的交流对于活跃气氛、融洽关系、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毕竟还是起辅助作用的。”中国原驻津巴布韦大使褚启元夫人、曾任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徐君珮认为，“夫人的接触既避开了各种不便，又帮助对方达到了听听中国意见的目的。夫人间的来往起了非正式渠道的作用。”

首脑夫人或第一夫人的作用更为突出，正如凯伦·奥康纳（Karen O’Cormor）等学者的洞见：“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未能考虑（美国）第一夫人的政治角色，他们就忽视了总统核心集团（inner circle）中的一个关键博弈者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随着担任外交官的妇女数量的逐渐增加，“外交官夫人”的提法常为“外交官配偶”代替。但在重视“夫人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的同时，罕见“丈夫外交”、“第一丈夫外交”的提法，丈夫随任的比例也远少于妻子随任的比例。其问的性别意涵和张力是不言而喻的。

7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讨外交官夫人与首脑夫人的特质问题。颜歆曾举过一段旧闻：“从前驻巴黎或伦敦的公使夫人，小足蹒跚之余，不敢出馆门一步，却偏把臭脚布洗来挂在使馆楼上，格外加上一点缀。直至现在郭泰祺夫人，大足而且挺胸，拿雨伞又抱皮包，有趋餐堂居然与外国贵胄往还，两相比较，何只天壤，……”傅梅芳指出，外交官夫人的品德、容貌、体格、学识与能力，在国外等于本国妇女的代表，不但能影响别国认识的视听与观感，她如果能协助外交官，扩大交际范围，那么，一方面可以增进与当地社会人士的联系，另一方面更可以使外交顺利的进行。

首脑夫人和外交官夫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其政治、外交身份十分敏感，职责界限又相对模糊。尽管“夫人”本身具有从属性质，“夫人外交”因此也只具有配合、补充功能，但如何在尊重首脑夫人、外交官夫人的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其主体性和独立性，更好地发挥夫人外交的作用，仍然需要认真应对——这是一个外交课题，也是一个性别平等课题。

笔者认为，在很好地配合国家首脑、外交官们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21世纪的全球政治对外交官夫人和首脑夫人提出了新要求：深入理解平等、发展、和平的内涵，提高性别平等意识，能够有意识地为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性别平等做出贡献。

结语

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丰富多样，充满了差异性，有几个方面值得格外注意：首先，“个人的即是外交的”强调每个具体鲜活的个人与外交的关系；其次，突显外交官夫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提高妇女参与一轨外交、成为政府首脑、外交决策者和职业外交官的意义。第三，提高妇女参与外交决策的水平、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忽视外交官配偶、特别是其中占大多数的外交官夫人面I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第四，单纯用容貌或身材等外在因素来衡量外交官夫人甚至首脑夫人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