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探析
时间：2021-01-31 07:53: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共同的内核，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独立自主思想在对外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展现着一些不同的特点，经历了由自力更生型向和平共处型、对外开放型、合作共赢型的转变，但是它一直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外交思想的始终。
关键词：独立自主；外交思想；自力更生；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27-02
一、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提出：从自力更生型到和平共处型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讲独立自主，主要的出发点是同旧中国的一切屈辱外交相区别，从人民共和国外交立场争取民族独立，所以也并不排除建立在平等互助关系之上的对外结盟。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来的，他指出，“中国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1]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也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
1.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开始踏上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路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完全抛弃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关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外交方针的实质是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新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彻底地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两条方针不仅使新中国树立了反帝“爱国”平等外交的清新形象，展现了独立自主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外交体现，使新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清新、坚决、独树一帜的中国外交新形象。
2.从“一边倒”坚持不做附庸到“一条线，一大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和武力威胁，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边倒”绝不意味着成为苏联的附庸，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也同样据理力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针对波凶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958年，中国坚决拒绝了苏联向中国提出的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重大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客观上阻遏了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一条线”战略，联合美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建立了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并且向全世界用实际行动展示了说话算数、独立平等、敢负责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
二、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发展：从和平共处型到对外开放型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中坚持讲独立自主的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科学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观点。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开始着重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在强调国际主义的同时更强调爱国主义，开始了全方位的开放型的独立自主外交。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不结盟外交。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中国积极倡导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但不屈服于任何来自于外在大国的压力，而且也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更加明晰化的新发展，在新的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也显现出了全方位、不结盟、非对抗等一些新的特点。在对外战略中，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稳固了以三个公报为基础的中美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化解了许多消极因素，为中美苏大三角提供了政治保障，大大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
2.平等互利的独立自主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大国情节的残余以及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敌视使得我们自己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解产生了偏颇。邓小平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探索。过程中，我国既对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改善了过去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的单方面提供援助的做法，转向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自此，中国开启了全面的面向全世界的外交探索。
3.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逐步瓦解，中国国内出现了政治风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对内既保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对外也顶住了舆论的压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维护了“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2]，并很快掀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从此把中国更进一步地推进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为改革开放政策更好地贯彻和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国家环境，也为第三代领导人拓展更加全面的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外交在曲折中发展，在曲折中进步。
三、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深化和与时俱进：从对外开放型到合作共赢型
新的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大背景下，针对“一超多强”的新国际体系和中国崛起等新形势，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强调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以及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中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江泽民重申“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3]。胡锦涛也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4]
1.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世界的新安全观。世纪之交时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曾提出，“以加强军备、搞军事对抗的旧安全观已经无助于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和平，这就要求必须积极探索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安全观。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5]上海合作组织是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建立的。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此后，领导人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目标，指出如果要实现世界的繁荣与持久和平，必须走出冷战思维，树立新型安全观。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中国领导人战略思想的集中点，而且也是与时俱进中的新安全观在新时期的重要体现。
2.“伙伴外交”和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实施。新型的伙伴外交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的重大举措，也是对邓小平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的新发展。在“伙伴外交”的基础上，中国也继续深化着“中美日俄”等全方位外交，主张独立自主与新国际主义的结合，初步建成了以政治影响力、形象亲和力和道德感召力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软实力体系，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明确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方略，为我国展现独立自主、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做了外交上的实质性的思想准备。
3.国际机制的广泛参与和创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步有选择性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加大了参与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合作的力度。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国先后参加了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朝核会谈、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APEC等，并且在“金砖四国”和“20国集团”等战略平台的支撑下，与代表发达国家整体利益的八国集团进行了友好的战略协商，为改革IMF和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积极参与联合国活动，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的过程中，中国每时每刻都贯彻和深化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通过国家外交、政党外交，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发展、爱好和平、致力于合作与发展的良好形象。
四、独立自主外交的新发展：深化合作共赢
当前，中国新领导层的外交表达和行动，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就任之初就指出将不会改变“和平共处原则”之上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总基调，中国将继续在合作共赢和多边外交的国际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1.合作共赢的新安全观：构筑中国的“世界梦”。传统大国之间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零和”心态，即认为一方的增长和成功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这是影响大国之间互信及导致大国过去发生冲突的最大问题之一，因此，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将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开放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与世界合作共赢来打破“零和”博弈定律。在朝鲜局势恶化和与周边领土争端突出的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而且习近平指出：“‘中国民众要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合作共赢的新安全观是第三代领导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的新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
2.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外交新阶段，中国首要的将会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严肃而重大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此外，中国外交开始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地区层次方面，作为一个与东亚、西亚、南亚、北亚、中亚等接壤的全方位亚洲国家，在中国新外交中，“亚洲”取代了长期形成的“周边”观念。中国新外交决心让亚洲回归“共同发展”与“地区合作”的主题。作为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就“域外国家”与亚洲的关系声明原则立场。习近平指出：“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全球层次方面，中国将支持陷入边缘与危机的全球多边体制，在习近平的多次讲话中都主张“开放包容”，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应中国的需要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还将做出一些大的、历史性的调整，进行必要的战略布局，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EB/OL].新华网，1997-09-12.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新华网，1997-09-12.
[5]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