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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墨文心五百年

    时间:2021-02-08 07:55: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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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名家翰墨

    书法是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艺,点画之间不仅写出形意之美,也张扬书家的个性与激情。明清书坛姿态丰富,名家辈出:从明代中期“吴门书派”成为中流砥柱,到晚明追求文人趣味与浪漫主义的不同书风,及至清代帖学的由盛转衰与碑学的乘势崛起,并衍生出碑帖融合的创作模式,整个时代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明代书法沿袭宋元以来帖学传统并继续发展。初期主宗赵孟频,追求古人法度,书家以由元入明的“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以及稍后力主“台阁体”的“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

    至明代中期,文人“士气”与济世精神得到充分彰显,一批书家冲破“台阁体”束缚,掀起鼎革浪潮。其中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最负盛名,被称为“吴门三家”。他们力矫“台阁体”之弊,倡导帖学书法本义,形成声势浩大的“吴门书派”。展覽中有“吴门书派”先导吴宽的《行书游西山记卷》(图16)。明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二十五日,吴氏受徐用庄之邀,招好友史鉴同游江苏灵岩、邓尉、玄墓等山,作题记及纪游诗十五首,归后二日誊写而成此卷。是卷字体稍扁,字形向右上方倾斜,笔画凝重,书姿奇崛, “虽规模于苏(轼),而多所自得”。祝允明的《草书七绝三首卷》(图17)皆为题咏家乡苏州城诗作,通篇笔势豪放纵逸,章法打破行距空间限制,视觉张力强烈。祝氏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诗文不避俗庸、直抒情怀,书法亦挥洒自如、抒情写意,从此卷中可见一斑。文徵明的《行书游西山诗卷》所录为明嘉靖二年(1523)文徵明以贡生入京,待诏翰林院时,与同僚畅游京郊西山所得七律十二首。居京三年对文徵明影响颇深,他一生曾多次抄录《游西山诗》以记之。全卷气脉川流不息、徐疾有致,用笔苍劲流畅,结体工稳秀雅,神韵与气质兼备,显示了作者晚年柔媚与刚劲兼有的特点。以上三卷均为书家自作诗稿,既可见书写之美,又可赏文辞之妙。展览中还有吴门书家后继者周天球、王稺登、张凤翼等人作品,书风不出文氏范畴。

    明代晚期,书坛呈现出两种倾向:以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书家强调书法的赏玩性与文人趣味,力求闲逸淡雅的审美情趣;而黄道周、倪元璐等书家则一反柔媚时习,以刚健奇崛为胜,表现出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此次展览了董其昌的《行书裴将军诗卷》和陈继儒的《行书闰中秋诗卷》(图18):董书用笔圆润精妙,结字活泼多姿,墨色清润虚灵, “平淡天真”之气贯穿始终;陈书布局疏朗雅致,运笔清健飘逸,全篇气韵贯通,犹有米芾“沉着飞翥”之神韵。黄道周与倪元璐二人均为晚明性情刚直、气节忠义之士,他们的书法中也融入刚正、倔强之气。展览中黄道周示诸同人《行书七言律诗卷》奇崛刚劲、雄健奔放,倪元璐贺友人新婚《行书七绝诗轴》(图19),欹侧多变、姿态生动,皆为晚明富有创造性的行书佳作。

    清初书法延续明末书法余绪,书坛名家王铎、傅山、朱耷等人多为明末遗民,他们承接明末浪漫主义书风,借书法抒发胸怀,以个性鲜明、豪放朴拙、硬倔怪异的行草书擅名当时。展览中王铎(图20)、戴明说、龚鼎孳、法若真、傅山(图21)、祁豸佳诸家作品均为绫本纵式巨幅,素绫性软,着墨渗化,于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较为盛行。文人书家在此大幅上恣意书写,如飞瀑直下,一泻千里,笔势绵延不断,气势浩荡不绝,自由狂放之感更加突显。此类名作亦是绫本书法在明末流行的实物见证。

    明末清初,受金石学发展影响,一些书家立志摆脱阁帖束缚,纠正圆媚糜弱书风,开始从秦汉碑铭中汲取营养,潜心篆隶,碑学萌芽得以出现。此次展出了“清初三隶”中王时敏和郑笪的作品:王时敏书法不局限于帖学,受《夏承碑》《受禅碑》影响较大,以朴拙的隶书见长,所展《隶书七言律诗轴》(图22)是81岁时为徽州汪姓老人秋日祝寿所作;郑笸以汉碑为根基,融入行草笔法,形成了“沉著而兼飞舞”的风格,展中《隶书题破山寺后禅院诗轴》,为其早年研习隶书时所书。篆书名家赵宦光和王澍的书作也可于展览中见到: 《草篆登鹳鹊楼诗轴》(图23)为赵氏代表作之一,于篆书中融入草书连笔,别具自由飞动之势;王澍为有清一代第一位以篆体知名书家,其《篆书豳风卷》虽称“摹石鼓文笔意”,但笔画纤细均匀、坚韧有力,字体结构稳健、炉火纯青。

    清代早期,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常临摹董书,且喜以书赏赐诸大臣。此次展出了玄烨的《行书太白把酒问月诗轴》(图24),字体娟秀妍润,姿态潇洒,亦是临董之作。是轴装池为清宫御笔专用样式,以明黄色双龙戏珠纹绫地装裱,富丽堂皇,极具皇家气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熙时期崇董书风盛行朝野,书家皆以董字为尚,灵秀娴雅之风流行。展览中既有直接宗法董字、因书法深受康熙皇帝赏识的沈荃、陈元龙等人书迹;又有分宗晋唐,但都融入董字之法,共具秀韵之致的陈奕禧、何焯(图25)诸家笔墨。

    清代中期,帖学之风炽盛。因乾隆皇帝对赵孟頫书法的欣赏, “崇董”变为“尚赵”,丰腴宛转的赵体取代了疏秀纤弱的董字,扭转了康熙一朝以来“专仿香光”的局面。展览中弘历御笔《行书七言律诗轴》(图26)书于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途中,因大臣沈德潜、钱陈群二人出迎有功,特赐钱氏七言律诗一首。此轴尽仿赵孟頫书体,笔划秀丽、圆润端庄,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展览中还有诸多帖学名家佳作:“馆阁体”代表张照的《楷书七言律诗卷》,通篇五百余字,一气呵成,点画一丝不苟,运笔徐疾有度,章法规整划一,为张氏精彩的小楷之作;清代帖学集大成者刘墉的《行书观宋复古画序轴》(图27)抄录宋人名篇,全幅融入行草笔意,力厚骨劲,气韵苍道,于唐人笔画间又得清劲矫健之势;与刘墉并称当世的王文治的《行书卷》为录写习书心得,点画圆润丰美,结体端正潇洒,风格清丽妩媚,亦可见清代书家之笔趣。

    帖学盛行之时,涉猎碑铭、纳碑入帖、力图变革的书家也日趋增多, “扬州画派”诸家堪称代表。他们不仅于绘画上不趋时尚,在书法中也突破帖学笼罩,另辟天地。其中郑燮和金农以隶书见长,黄慎与高凤翰于草书著称。此次展出了郑燮“六分半书”抄写的《三秦民谣》(图28).融隶书于行、楷之中,字取横势,大小错落,疏密相间,给人以苦涩质朴之感;金农隶书节录《容斋随笔》中贤士隐者周日章事迹,通篇取法汉碑,又参以己意,用笔酣畅,墨色浓重,结字扁平,已露“漆书”端倪;黄慎草书自作诗《送瑞金杨季重》(图29),抒发与友人同游惠州后的离别之情,点画纷披,结体疏落,有怀素韵味,堪称其书风代表;高凤翰“左书”唐代韩偓《草书屏风》诗,为离世前一年所书,笔力老辣,顿挫有致,可见其书法功底极深。

    清代后期,碑学大兴,名家众多,他们上溯秦汉六朝碑版及金石文字,创造北碑书风,确立碑学典范。展览中可见与邓石如并称、 “启碑法之门”伊秉绶的《行书小园梅花诗轴》。伊氏以隶书名动天下,其行书也颇具个人面貌,点画细瘦,体势疏朗。在篆、隶二体盛行之时,真、行、草书也新貌纷呈,形成书道中兴的局面。何绍基为兼善诸体的碑学代表,所展《行书节录<汉书·叙传)轴》(图30)结字平直,下笔坚实,力重势沉,扬骨抑姿,为何绍基晚年变法的典型之作。

    此次展览虽然只有100余件书画作品,但已充分展示了明清500余年画坛书界的发展风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缤纷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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