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整合理论及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赶超的启示

摘要：系统整合从最初军事领域内的技术性工作逐渐演变为现今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和战略性商业活动，愈来愈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系统整合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系统整合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的具体内涵和特征；二是在这种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下系统整合对企业战略能力的意义；三是系统整合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所形成的系统整合关系的特征与影响。探讨系统整合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赶超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系统整合；产业组织模式；企业战略能力；全球价值链；系统整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1-0043-06

随着产品、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和技术变化节奏的加速，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传送产品所需知识广度的拓展，一种新兴的跨越企业边界的产业组织模式应运而生——系统整合①（systems integration）。[1]系统整合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管理模式，同时也改变了生产体系本身的结构，日益成为现代企业的战略能力，从而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化分工与竞争的模式和结果。因此，研究系统整合理论的内涵，探讨它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系统整合的历史演进

系统整合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计划、生产和采购活动（Sapolsky，2003；Gholz，2003）。最初出现的系统整合概念基本上是技术上的（Hobday等，2005），它属于工程师所创立的用于设计和改进系统的、作为技术学科的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②的一部分，仅仅指零部件的整合以及这些零部件和系统的检验与核实[2]。20世纪四五十年代，系统整合在军事领域得到飞速发展，然后逐渐扩散到其他资本品和高容量产业。现在，系统整合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实践——广义系统工程学科的一部分——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战略性商业活动。[3]它已不再限于传统的技术和业务工作，而成为一项战略性工作，不仅在商业管理的工程层面，更是在高级管理决策中蔓延，演变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现代企业的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Prencipe，2003）。系统整合的历史演变受到了多重因素的驱动，它们包括产品复杂程度的增加，技术变化节奏的加快，生产和输送消费品和资本品所需知识广度的拓展，以及外包、模块化趋势的深化[4]。

从系统整合的演进历程中，我们发现系统整合已超越最初的技术型概念，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对于产业组织、管理等领域意义重大。

二、系统整合理论

（一）系统整合：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1987）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发展史发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使得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而其中的技术与协调工作又空前复杂，这种技术变革推动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5]彭罗斯（1995）认为，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规模不断增大，为了保证其效率不会降低，企业将通过管理创新，逐步分解管理职能，分散操作，将协调任务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内实行。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的持续革新，由此导致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深化与发展，而这必然又会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变迁和演进产生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自工场手工业时期开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组织模式大体经历了以单个企业为主体和以纵向一体化大型层级制企业为主导的两种产业组织模式的历史演进，而到了20世纪末则出现了纵向分解与系统整合这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

20世纪末，一方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创新，随着产品的多样化和复杂程度的大幅提高，现在设计一套完整的产品系统所需的知识、资源、专业技术的种类与范围已经不再是从前可以比拟的了，一种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销售已经超越一家企业的能力所及，通常需要与多家公司合作，同时企业面临的市场扰动③增加，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派恩，2000），这对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层级制组织模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现代科技的迅猛推动下，产品的标准化、模块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可分性也越来越强，产出的可编码化日益扩展（Pavitt，2002），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加速，资源配置范围扩大，企业间交易费用降低，这就使得传统纵向一体化向纵向分解转变。传统巨型企业放弃了将上下游的业务活动集成于企业内部的做法，转而实施“归核化”战略，在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同时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出去，产业组织因而出现了纵向分解的趋势。然而，产业组织的纵向分解并非简单地意味着从一体化科层向市场的回归，而是形成了企业间的网络④（Powell，1990），其根本特征就是系统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纵向分解（或外包）可以视为系统整合的另一面，企业只有在自己获得将零部件、知识以及它们的专业供应商和分包商生产的软件集成起来的能力时才能成功地实施外包。[6]表面上看，这种模块化时代的企业网络形式似乎回到了前钱德勒时代，具有生产方式自由的和松散耦合的共同特点，模块化连同生产知识的可编码化使得大型企业所具有的“看得见的手”的功能消失了（Langlois，200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企业网络或价值链中存在着系统整合者⑤（systems integrator），它们扮演着建立、领导和协调网络的角色，尽管它们脱离了古典钱德勒式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模式，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沦落为仅仅扮演将不同部件需求与供给结合起来的“经纪人”或“中间商”角色的“空心企业”（hollow corporation）。[7]它们根据自己的战略意图通过系统整合来协调、评估和计划其价值链上其他公司的活动，这与钱德勒的多部门公司由总部协调、评估和计划各下属部门的工作单位非常类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得见的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和范围的扩大，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公司自身的界限，深入到产业价值链的各个角落。在最新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系统整合者在价值链中不断加大的采购力度和不断加强的计划功能，已经使得公司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系统整合者要顾及多业务领域，已经开始跳出法律上资产所有权的边界来计划、协调和管理大量的商业活动。系统整合者与价值链上其他企业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购买价格这一范畴，若我们不按法律上的所有权来定义企业，而是从有意识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协调的能力来定义的话，大公司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当企业纵向分解时，它们对其周围价值链的作用却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许多的供应商已在系统整合者周围形成了一大批受其协调的“外延公司”（external firm）。[8]因此系统整合这种产业组织模式产生了“核心—外延”企业网络的格局。

（二）系统整合：现代企业的核心能力

产业组织模式的变化引起产业内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这些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将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企业战略能力的要求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根据企业的资源基础观，企业被看作是不同性质的资源的集合体（Peose，1959），这些资源的协调为独特的组织能力的开发铺平了道路，而这些组织能力则反过来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Grant，1996）。在系统整合这种新兴的产业组织模式下，企业成为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者，零部件、知识等外部资源对于企业竞争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协调和管理外部关系对于开发和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这正是系统整合能力的要旨，因此系统整合能力在新的产业模式下成为现代企业（尤其是大型高科技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Hobday，2005）。

系统整合能力之所以可以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从战略层面来讲，系统整合是支撑新产品开发和引进的技术能力。Prencipe（1997）通过考察飞机发动机行业表明，系统整合一方面包含着静态能力，企业在建立和分解一个产品概念设计以及协调给定技术下生产新产品所需的供应商网络时需要这种能力；同样重要的是，系统整合还指一种动态能力，这种能力是设计和生产新的产品结构及产品族所需要的。由于新产品的演变依赖于多种技术领域和关键部件，企业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覆盖这些跨越组织边界领域的统辖权。二是从产业价值链层次来看，凭借系统整合能力，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市场定位以及与谁以怎样的模式展开合作或竞争。这些是企业至关重要的决策，因为它们决定了企业的市场定位和企业未来的演变。

系统整合能力具体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技术与组织能力。Prencipe（2003）等参照系统整合定义并根据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识别出五种能力构成，通过对20家企业的采访得出各种能力对企业竞争力重要性的排序，他们发现，在系统整合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对技术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而组装能力是最不重要的。[9]随着各种零部件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企业日趋专业化，系统整合者们虽然已经不再直接生产一些子系统或关键零部件，但它们仍然必须对这些子系统和零部件的技术知识了如指掌，这样它们才能很好地设计对整个系统的技术要求，并有效地协调和管理其供应商的生产和技术开发活动。因此系统整合者对技术知识的掌握经常远远超过其自身的生产范围（Dosi等，2003）。Prencipe（2003）在研究飞机发动机系统的时候发现，系统整合的关键在于理解和整合飞机发动机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科学和技术规律，因此对飞机发动机行业的集成不仅仅是将各个零部件装配起来，更重要地是对技术知识的整合。同时系统整合者还需要对关键部件和子系统的技术发展规律和研究方向进行灵活掌握（Paoli，2003），这些系统知识使系统整合者能够建立技术标准，在系统的协调、谈判和知识储备等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Steinmueller，2003）。此外，Chesbrough（2003）通过考察硬盘驱动行业指出，面对大规模生产的飞速发展，理解和掌握产品“整合—模块”的生命周期是高瞻远瞩竞争战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系统整合者可以利用这种知识，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同时管理并获得纵向一体化与纵向分解双重过程的收益。

（三）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系统整合关系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下面简称GVC）研究框架主要关注价值链上各个参与企业之间治理问题以及对链上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链上企业升级的意义。[10]系统整合意味着对参与整个系统的各个企业进行协调管理，这个系统即指这个产品价值链。系统整合必须精确地协调系统内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互动，使各个子系统和零部件的技术得到发展和运用，最终优化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因而系统整合通常就决定了价值链的结构以及其中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

系统整合使得价值链的运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面性、协调有序的活动。在此类价值链的运作中，处于中心的核心企业，即系统整合者，往往具有自身的核心优势，包括对大型新项目的融资能力，为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而对研发的大量投入的能力，全球品牌开发的能力，对最先进信息技术的投资能力以及吸引优秀人才的能力。[11]为了维护和发展竞争优势，系统整合者渗透到价值链的上下游，深入到价值链中其他外延公司的业务活动中，开始涉足于这些公司的长期规划并对其日常生产和交付进行周密控制。它们必须考虑整个价值链的利益以使在整个系统内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于是在系统整合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外延”的系统整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通过系统整合过程，系统整合者对价值链的各个层面产生了一种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Nolan等，2006）。系统整合者为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通过产业计划模式培育数量更少但能力更强的供应商来组成供应链，从而对一级供应商产生了巨大压力，迫使它们采取并购、重组等模式来提升自身能力，在其核心业务领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种压力层层传递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层次和领域给系统整合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度的集中过程。另一方面，宋方涛（2009）认为，从单个企业的价值提升来看，现实中呈现出外延企业向系统整合者逐步提升靠近的“虹吸效应”，它是上级价值链对下级价值链的系统整合者或者同一层面价值链的系统整合者对于外延企业的主动吸引。关于这种系统整合关系，诺兰等（Nolan，2001）已经在航空工业、零售业和软饮料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给出了具体的实例。

从GVC治理（governance）来看，按照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的分类，系统整合的治理模式，即系统整合者与其外延企业之间的治理往往属于准层级型（即俘获型、模块型和关系型）。如果根据科尔奈（1992）对协调机制的分类来看，那么系统整合者对整个产业价值链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协调、控制，对价值链中的外延企业提出的各方面的要求，从而促使外延企业不断地做出相应调整和改进则带有浓厚的官僚协调机制的特征。

在这种系统整合治理关系下，瀑布效应的存在给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GVC来实现赶超和升级（upgrade）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诺兰等（2006）把这种挑战分为两部分：一是赶超系统整合者的巨大困难，二是赶超价值链中各个层面的强大供应商（由若干个瀑布效应的影响而形成的次级系统整合者）。宋方涛（2009）认为，一个外延企业能否在价值链中不断升级和改变自己的外延身份并最终成为系统整合者，根本上取决于该企业能否经得起瀑布效应的压力同时把握住虹吸效应的机遇。

三、理论启示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系统整合理论研究系统整合对产业组织模式从而对企业战略能力的意义，重点考察系统整合关系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关系，尤其是系统整合企业的战略选择对原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影响。系统整合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商业环境（Nolan等称之为“全球商业革命”，2001），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系统整合理论局限于企业和产业层次的研究，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以它在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首先讨论系统整合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赶超与发展的影响和启示，然后提出如何改善系统整合研究的建议。

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应致力于培养和提升系统整合这一核心能力。纵身大行其道的外包、模块化潮流，企业应该学会利用这种外包的手段来降低成本。正如Best（2003）的研究所表明的，“系统整合者的一个关键角色是充分利用存在于其他企业和区域产业集群的技术能力”[12]，企业可以通过采取剥离非核心业务、集成自身的核心业务的“归核化”战略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其实外包（或模块化）可以看作是系统整合策略的一种特殊形式。[13]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系统整合者只有拥有集成各种零部件、知识及软件等的能力时才能成功实现外包。许多学者（Miller等，1995；Granstrand等，1997；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Brusoni，2001；Prencipe，2002）研究发现，尽管系统整合者纵向分解，将许多零部件外包给供应商，从而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但是它们却始终不遗余力地保持研发方面的能力从而确保拥有监督和集成外部知识和生产投入的能力。正如Dosi等（2002）所始终强调的，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并非一回事，外包零部件的决策并非意味着外包技术知识。相反，系统整合者必须努力获得并掌握比自身生产所需的更多知识，成为涉及各种零部件接口、集成和设计等的“知识库”。倘若失去这种知识集成的系统整合能力，将会陷入“模块化陷阱”（Chesbrough，2003），以致使核心企业不再拥有将基于新技术的零部件整合成新产品的能力。

其次，系统整合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GVC理论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巨型公司所主导的价值链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与全球巨型公司形成竞争态势。Kaplinsky和Morris（2000）描述了本地企业通过融入全球化经济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过程：从实施更加先进的工艺开始，生产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价值链上承担更具价值的职能，最终参与到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环节当中。随着本土企业能力的不断提升，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的附加值将越来越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这种乐观的发展模式描述起来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作为主导价值链的系统整合者，它是否愿意帮助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行升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价值链上的议价能力的分布遵循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的分布状况。所谓经济租金，是指企业某些资产或优势，使其能够提高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并且设置进入壁垒以阻止进入者进入而获得稀缺性的垄断收益，它的核心在于进入壁垒。[14]而系统整合者进行系统整合的强大力量（或议价能力）就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经济租金。为了保持并进一步攫取经济租金以隔离其他企业进入，系统整合者会不遗余力控制自身的垄断优势，在向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外包时，并不会外包技术知识（Dosi等，2005），而会就产品的质量、规格和价格等对其提出严格要求，对其技术研发方向和进程进行严密控制，同时为自身利益考虑，它绝不会愿意看到当地供应商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维持系统利润的能力，因此它并不会仁慈地“培养”当地企业的能力，它们的行为总是以追逐收入和利润为目标，而不是为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即使它们迫不得已帮助它们的供应商升级，仅仅是在那些不会危及它们自己的经济租金的范围内。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环节附加值较低，通常转换成本也较低，系统整合者（跨国公司）可以相对容易地更换供应商和供应国，而发展中国家却很难找到替代原有工作的雇主。同时，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系统整合者运用其议价能力和全球购买能力，可以从低收入国家供应商那里榨取最低的采购价格，它们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搜寻价格更低的供应来源，于是不仅导致每一个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甚至还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恶性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系统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瀑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升级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每一次的升级都需要与原来处于该位置的企业展开激烈竞争，而由于受“瀑布效应”影响，后者在高附加值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已经越来越稳固了。尽管许多学者（Gereffi和Memedovi，2003；刘志彪，200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GVC存在工艺与产品升级，然而我们认为，真正推动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与赶超在于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而这两种升级却缺乏经验支持，甚至有研究（Hobday，1995；Schmitz和Knorriga，2000；刘志彪，2009）表明，GVC构成本土企业推进这两种升级的障碍。所以，遵循GVC理论所宣扬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的升级路径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寻求其他替代性的升级路径。

而如果要寻求其他替代性的升级路径，就必须跳出现有系统整合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我们认为，目前的系统整合理论主要是集中于企业和产业层次的研究，而对于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宏观动态缺乏更深刻的分析。显而易见，国家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应该是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认识系统整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奇怪的是，目前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作为系统整合理论的研究者，帕维特、霍布德和多西都是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方面的名家，而演化经济学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就是国民经济系统的宏观概念。然而，由于演化经济学自身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利益缺乏更深入研究，所以现有系统整合理论就没有把自身的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会发现，由系统整合所产生的“瀑布效应”是一种比卡特尔和托拉斯更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GVC会构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实现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障碍。如果要打破这种障碍，19世纪的美国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产业价值链，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其经济发展来说，这种道路要比加入到由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要更便捷和更有利。[15]

注释：

①许多学者将Systems integration翻译为系统集成，偏向于计算机及工程领域的技术性概念，我们将其翻译为系统整合以同它相区别，侧重于研究其在产业组织、管理、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意义。

②系统工程，创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一门技术学科，着眼于整个系统而非任何单一的子系统或零部件。它的思想是：一个整合的系统远远优于它的部分之和，整个系统以及它的零部件必须一起、同时设计，从而确保系统能够成功整合。

③市场扰动是指单位时间内需要企业关注的市场事件的数量和重要性。市场扰动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扰动增加，二是结构扰动增加。

④网络概念最初是作为相对于市场和科层的经济活动组织的一种类型提出来的，其中系统整合扮演着协调机制的角色。许多学者研究模块化网络的特征，侧重于网络中的平等关系以及市场协调机制的作用，我们则认为系统整合是其本质特征，网络中存在系统整合者，他们是网络的建立者、协调者与领导者，因此网络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从全球价值链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主要是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这正是我们研究系统整合的初衷。

⑤最早由Rothwell（1992）提出，指负责复杂系统生产和创新的总体协调的核心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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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3）.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马 斌

Systems Integration Theory: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Overtaking Corporate Strate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 Lili, Jia Genliang

Abstract: Originally as a technical tool in the military field, systems integr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and strategic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one core capabilities for modern enterprises. The systems integration theor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as a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role of systems integration to the strategic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the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relations formed by systems integration under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erence of systems integration theory to the overtak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systems integrat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corporate strategic capabilities;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s integration 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