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式翻译”的“异化观”之我见

摘要：本文从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所提出的“抵抗式翻译”出发，辩证地论述了其“异化观”的理论和操作方法，指出“抵抗式翻译”所强调的旨在对抗欧美霸权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异国情调”并不等同于异化，翻译要根据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抵抗式翻译方法，既有异国情调，又有利于让翻译的目标读者接受，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起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

关键词：抵抗式翻译；异化观；循序渐进

引言

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是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主编的《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的前言中提出的翻译策略。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基础主要是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重点是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等重大背景中考察，旨在通过对源语地“他者”价值观的凸显，抵制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殖民主义翻译观。此外，从译者主体性上来说，抵抗式翻译也可以提高译者的地位，使译者由的“翻译匠”的尴尬地位上升为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精英。

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破坏性方法来动摇译者隐藏自身的翻译方法，其主要的方法就是采取异化的形式，使译本读起来就像翻译，他认为“A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the site where a different culture emerges, where a reader gets a glimse of a cultural other, and resistance ,a translation strategy based on an aesthetic of discontinuity, can best preserve that difference, that otherness, by reminding the reader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unbridgeable gaps between cultures”[1]用这种不通顺的翻译来凸显“他者”特色，打破英美主流文化对于“他者”的期待视野，借此重塑源语地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原型。翻译作为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重要手段，翻译问题已不再纯粹是个语言问题。

抵抗式翻译尽管可以引进异域的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开拓本民族视野，打破民族中心主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抵抗式翻译过程中的“异化”策略，而“过分异化，则意味着非文学意识的陌生化，稀释了语言的亲和力，甚至造成不堪卒读的后果”[2]。这样就无形中将翻译的接受者——读者置于了次要地位，对于译本的可接受程度缺乏足够的重视。抵抗式翻译的目标既然在于通过翻译这一策略来达到开拓视野、抵抗霸权的目的，就不能不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

读者对于外国文化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接触、理解和最终欣赏，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为引进差异而盲目采取“异化”通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以我国的翻译实践为例，清末的翻译以“归化”或者“同化”为主，主要考虑当时中国读者的可接受度，而今天的翻译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异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异化”或者“归化”即使是对于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不能一概而论， “抵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式的过程，韦努蒂等人认为要保持“异国情调”就要采取“异化”式的翻译策略，这种对应关系本身就很值得商榷。

一、“异国情调”不等同于“异化”

抵抗式翻译主张译本要呈现一个“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呈现“他者”的异国情调。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角度讲，“他者的异国情调”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译者在选择译本的时候，要多引进能够凸显文化差异，有利于使目标语地文化多元的异国文本，并在翻译中保持内容上的异域特色；另一方面，在翻译的具体操作上，也不能为了求“差异”而不加改动，这样引起的“不顺”也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相异性，在被植入一种文化时，都要做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那么被传递的因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相异性’”[3]，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来置换另一种语言，本身就会丧失掉很多的异国情调。以庞德译的唐诗为例，他采取中国式的意象并置、省却连词等方式，制造出一种中国趣味，然而唐诗非常看重的韵律、句式和平仄却在翻译中丢失了，而这些却是在中国文化中决定一首诗之所以为诗不是词，之所以是五言、七言而不是绝句的关键，也是中国诗不同于日本俳句的关键所在。“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诗歌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携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4]，各个文化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典故和神话等，文化信息是隐藏着的，要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土壤。

我们不得不承认，“异国情调”很难原封不动地搬到译本中去，“在翻译中，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等量替换，不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5]。采取“异化”的方式表面上看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异国情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译法的效果却值得怀疑。即使是以传达中国诗的异域情调知名的庞德，有的译诗也难免在过分着重于异国情调传递的同时，没有准确传达出诗意。比如他译的《论语》中将“学而时習之，不亦乐乎？”翻译为“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让 “習”字呈现了一种形象化的效果，的确是从字面意义上力图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但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但使外语读者读起来觉得莫名奇妙，汉语读者也同样不知所云。单纯执着于所谓翻译的“差异”，事实上很难操作。一种语言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同时，无论如何小心、怎样忠实，必然会丧失掉不少异国元素。

反之，采取“归化”的方法也未必就不能保持异国情调。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掀起了译介和创作言情小说的高潮，“这部小说为中国的言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只要是出于纯真感情的恋爱，都是值得歌颂的”[6]。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用古文译作的，把异域指称中国化，并添加了注释，帮助中国人理解了当时还非常陌生的理论，并且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天演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差异” 和“异国情调”的过分执著，所造成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如其所愿，“盲目的异化会削减阅读的乐趣并破坏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7]要达到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在考虑强调“差异性”的同时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不能完全排除用“归化”方法，“‘异化’和‘归化’只是一种手段，关键是通过有效的策略，将相异性因素植入目的语文化体系中，使之被认同，以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性’来激活‘相异性’。”[8]“异化”和“归化”的效果不能被简单化，异化方式虽然是开放式、革命式的，效果未必就好；归化式翻译可能是保守的、传统的，但其结果也许是颠覆性的。对于译者来说，采取“异化式”还是“归化式”的策略是不能硬性规定的，关键还在于从历史的语境考虑。

二、清末至“五四”：鲁迅的“硬译”与林纾的“豪杰译”

抵抗式翻译的顾名思义就是要迥异于一般人对于某种事物的固有观念和期待视野，要让翻译读起来像翻译，这种理论完全与我们传统翻译中的“达”和“雅”唱反调，近乎狂热地追求“信”。

近代最早将西方文化译介到中国来的译者中，最忠实地体现了抵抗式翻译原则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该小说集在文本选择和翻译方法上都具有抵抗式翻译的特点，选择的文本是东欧弱小国家具有革命性质的现代小说，这些文本在叙事方式和审美观上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当时中国读者习惯阅读长篇小说，而《域外小说集》是个短篇集锦；翻译方法上采取 “直译”或者说是“硬译”方式，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9]。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翻译原则指导下，诘屈聱牙必然成为了这部翻译作品的特点。比如说：“‘I marchait sur le monde.’‘他踏着全世界直立着。’（鲁迅译）；‘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傅雷译）”[10]，很明显，鲁迅的“形似”固然忠实，却给人一种突兀晦涩之感。虽然他的初衷是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改造中国社会，但是这样翻译的结果却是把普通大众读者推出了读者群。《域外小说集》当时两册共印了1500册，但是10年之中仅卖出了40册左右，其销量如此不好，不仅是直译的原因，还由于当时的读者不习惯阅读西方短篇小说，对于小说中着力描写的人物苦闷和精神创伤不理解。小说既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相悖，又采取直译的方法，这样双重的抵抗，难免会使当时的读者对它敬而远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文翻译家林纾的“豪杰译”，林纾对于外国作品采取“归化”的翻译方式。他选择文本不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但却起到了“诱”的作用。林纾翻译的初期多译一些爱情小说，如《茶花女》《迦因小传》等，用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译述西洋小说，在文法上更是采取了桐城派古文的行文方式。然而，恐怕连林纾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他的翻译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形成和许多现代文学家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钱钟书就说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是从看了林译开始的，林译本虽然是洋洋洒洒的古文，误译、漏译随处可见，可是即使如此，钱钟书后来在精通外语之后，还是“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11]，郭沫若、朱自清、鲁迅都是林译的忠实读者。林译不仅吸引了精英层读者，在普通大众读者群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林译省却了书中不符合当时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地方和大量心理、环境描写，但是他的翻译客观上有利于西方的文学作品的接受，为当时孤陋寡闻的中国人打开了另一扇窗。

鲁迅的翻译和林纾的翻译究竟孰优孰劣我们不能枉自评论，但显然林纾式的翻译要比鲁迅式的翻译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对国人的影响力也更大。《域外小说集》的读者大多集中于研究文学或者翻译的精英层面，普通大众面对这本对读者学识和能力要求甚高的译本恐怕只能是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这样的结果又岂是主张抵抗式翻译的译者所愿见？

三、循序渐进的抵抗式翻译

翻译是一种手段，它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介绍他国文化，促成一种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二十世纪初林纾式的翻译大受欢迎，而鲁迅式的翻译却遭到冷遇，这也与当时我们刚开始接触外国文化的国情有关。在引进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初，势必要尽可能地引诱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兴趣，这时翻译所起的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媒”和“诱”的作用。

人们对异域文化的了解是循序渐进的，“对异质感的接收和吸收一定要经过习惯的改变一个积累的过程以改变解码习惯，否则要想一蹴而就，只能事与愿违。”[12]时代和读者群不同，译作的翻译策略在大方向上也会发生改变。在翻译一个外国文本初期，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引起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兴趣，使他们能够耐心读下去，然后再进一步根据读者对异国了解的程度凸显尽可能多的异国情调，这样的“抵抗”需要循序渐进。出于对读者阅读期待和接受能力的考虑，译者往往会对译文采取归化式的处理方法，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即使是归化，原文中的深层文化因素也难以完全抹杀。在刚开始介绍一种新文化的时候，不妨先尽量谋求译本的通顺畅达，为新文化的传入打开一条通道，等到读者对之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再考虑采取这种“抵抗式”译法。比如我们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对他们过于着浓墨于自然景物、人物心理等描写心怀拒斥，但当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来越多时，就自然而然地接受甚至开始学习他们的这种叙事方法了。

随着读者可接受异域文化能力的增强，翻译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在大众文化修养越来越高的今天，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精英团体已经不足以决定一个社会文化的审美趣味，大众读者获取异国文化和思想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虽然读者的阅读习惯中存在固有的惰性，喜欢看符合自己知识结构的、容易理解的东西，但是也要看到读者的阅读已有了求新、求异的要求，希望看到更有异国风情的译本。

抵抗式翻译对于防止欧美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心态的确是有积极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他者文化，只有这样本国文化才能包罗万象、生机勃勃。但是在“抵抗式翻译”理论所指导的具体操作上，不妨采用一种“引诱”和“抵抗”、“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方法。仅止于“归化”，势必会牺牲一部分源语文化的特殊价值；但如果只强调“异化”，使受众仅仅停留在精英层，那么抵抗式翻译的目标也难以实现。采取哪种翻译策略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作出明智选择，完全异化或者归化都是不切实际的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只有循序渐进地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其所主张的打开民族的狭隘视野，防止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心态的作用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306 页。

[2]赵春彦著：《翻译诗学散论》，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3]转引自许钧著：《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4]张柏然、许钧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5页。

[5]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王向远著：《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第101页。

[7]孙艺风著：《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修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8]许钧著：《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9]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10]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46页。

[11]钱钟书著：《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12]孙艺风著：《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参考文献：

[1]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2]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葛校琴著：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

[5]钱钟书著：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

[6]孙艺风著：《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7]王东风著：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的解读，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8]王向远著：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

[9]许钧著：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10]许渊冲著：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2]赵春彦著：翻译诗学散论，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年。

[13]赵毅衡著：诗神远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14]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