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一切的峰顶,沉静

初读那本薄薄的沉樱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时，我对那些文字是有些漫不经心的，这个在文学史上偶尔浮现的名字一直淹没在那些热闹的作家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模糊寂静。沉樱渐行渐远，却在今天不期然打动了我。

当我从那些散落各处的文字中试图捕捉沉樱的生命影像时，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沉樱必定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对情感的纯粹性有一种决绝的原则，她在翻译小说时对文字的选择认真而苛刻，她努力装饰着自己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细节都向我们证实着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心性流露。这种类型的人在对待世事人生时通常会抱有一种苛求：她希望眼中的一切无限接近她个人的完美准则，她会在期待与现实的反差中不断失望、失落，不免会以幽怨、责难的姿态示人——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沉樱却不。虽然有限的文字资料并不能将她本人的面目与个性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但我却分明看到了一个完美主义者温雅、宽宥、沉静、自在的微笑。

我对这样的生命境界无比欣赏，却在很长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语词去表达——这个语词也应该以完美、素朴而简洁的方式传达出沉樱的生命姿态——在自我与他人的关联中沉樱显示出一种独有的气质。后来我想到了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吧：俄顷 你也要安静

这首诗译于沉樱、梁宗岱甜蜜的爱情之初（1934年，日本），多年以后在台湾重印再版——沉樱在梁宗岱众多的译著中选择了这本必然怀着某种念想。但此时，两人早已天各一方。据说去世之前的歌德故地重游，反复朗诵这首他四十年前写下的诗作，仍然禁不住泪流满面。

一切的话语都是多余。喧嚣骤停，万物静穆，生命中所有的嘈杂都成过眼烟云，只剩一片清宁的内心。很多时候，沉樱让我感觉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刹那间到来的生命的超拔感。

自我：樱花一样的开落

1909年生于山东历城（潍县）的“沉樱”本名“陈瑛”，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发表时，始用“沉樱”作笔名。这个名称当然与樱花有关——因为喜欢周氏兄弟翻译的日本现代小说，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但此时身在复旦大学的沉樱还没有去过日本，更没有见过日本的樱花是怎么样一种风景。

直至1934年与梁宗岱同去日本做蜜月旅行，才真正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樱花的气息：“我本来喜欢看落花，但没想到樱花落时，竟如此壮观。樱花开时，一夜之间，堆满枝头，樱花落时，一日之间，落得干干净净。”{1}而这个景象，恰与沉樱的生命姿态有着某种神似：安详、内敛，笃定、沉着，不枝不蔓，有时又显出冷静与决绝。

沉樱是在1928年走上文坛的，其时她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有一次以课业习作《回家》（短篇小说）向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投稿，刊出后引起了茅盾的关注：“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后来赵景深在《现代文学》编后记中这样介绍：“沉樱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2}沈从文也曾提到在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群体中，沉樱是不可忽略的一位。

尽管这样的肯定足以让沉樱有机会变得热闹而红火，但却没有，“沉樱”这个名字倒是渐渐冷清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对个人写作的“冷”处理——

她从不主动，写作多半是为完成编辑们的稿约。沉樱自己说：“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八十年代在给阎纯德的通信中她解释说：“……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抬，达到名利的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3}可见，文字的发表对于沉樱而言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过程：被催促，被捧抬，“被出名”，而她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和强烈的欲望，更不会主动去寻求让自己更加热闹起来的渠道或方式。在爱情、婚姻和儿女次第到达之后，沉樱也就慢慢淡出了文坛——媒介与刊物永远能够捕捉到新的话题和新的生长点，不会为一个被动内敛的作家驻足停留。

她从不迎合，而只服从于自己的内心表达。在早年的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的序言里，沉樱只用两三百字的简短文字解说了自己小说：“这几篇小说大部分是在半年来的闲暇中写下来的；每次的心情总是很不愉快。在写的时候，只是希望写了能变换一下自己的恶劣的心情，此外便什么也没有想到。”{4}这个简单的解释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沉樱早期小说的沉静与温雅——在合上沉樱小说集（《喜筵之后 某少女 女性》）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迷茫感：这些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小说竟然少有那个年代的烟火气，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沉樱的文字中没有那个时代的血雨腥风，也没有爱情与革命之间的两难挣扎，有的只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琐细而日常的内心，虽少了些气魄，也不锋利，但却分明让我们听到了一种真实而生动的窃窃私语，即使放在当下也并不逊色。活在自我的世界中，面向内心进行写作——这是沉樱小说保持独立与纯粹意味的原因之所在。我曾在阅读沉樱小说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比对当下的小说写作，遗憾与困惑同时并生：一种看似简单而基本的小说写作伦理——面向内心——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艰难而稀少？

她从不张扬，常常谦逊地坦陈自己小说的不足。尽管在沉樱最初走向文坛的时候就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但她对自己的写作却一直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反省精神。她在《喜筵之后》的自序中说：“那些东西的肤浅和无聊是自己都觉得的”，又说自己的短篇小说是“模仿之作”，顶多算是历史资料。盛名之下尚可以有如此的清醒，对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女作家）而言也属不易，而这种谦虚又绝无做作之态——用丰绍棠的话说，即是：“沉樱身上见不到志得气昂状，……沉樱的低调并非是一种媚假传扬的表态或逢场作戏随意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恳诚……”{5}

身为作家的沉樱对待写作的低调与内敛使得“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在她整个的生命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水到渠成的状态：结婚生子后，沉樱基本上不再写作，也极少做出重返回坛的努力；与梁宗岱离异后，独立负担三个孩子的压力更是使她变成了一名教师而远离了作家身份；孩子们渐次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之后，出于一种单纯的热爱，沉樱重拾以前断续进行的小说翻译工作，在60岁那年，她利用女儿寄自美国的生日礼金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褚威格（今译“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而让沉樱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这部小说集一版再版（一年内印行10版），在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业非常萧条的时期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不仅仅是写作，沉樱的个人生活姿态同样呈现出淡泊自足、沉静内敛的风格。在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中，生于山东的沉樱因为生活的变化与需要，先后流转于上海、北京、日本、重庆、台湾、美国等不同的地方，其间充斥着战乱的影响、生存的压力、情感的挫折……通常的逻辑是一个女性作家多多少少会在文字中泄露人生乱离中的幽怨与叹息，比如庐隐，比如丁玲。但我在沉樱的文字或关于沉樱的记录中却看不到这些，而更多的是一个女性隐忍、坚强、勇于担负的决绝。

从物质意义上来说，沉樱真正感受到生存的重压应该是在1944年以后。这一年，她与梁宗岱分居，结束了几年以来单纯的“居家”生活，到重庆南岸二塘小学任教。而在此之前，沉樱的生活基本上“衣食无忧”。她的个人家境不错，从出生到读书都没有经济的负担。第一任丈夫马彦祥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马衡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伯父马裕藻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沉樱恋爱时在戏剧方面已崭露头角，两人从情感的萌生到结婚生女的这段过程恰是两人事业上的黄金时期，同时又有马家坚强的物质后盾作基础，不存在经济的负担和生活的忧虑。结束第一次婚姻后沉樱遇到了梁宗岱，此时梁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同样处在事业的稳定与上升期，沉樱在梁宗岱身边又迎来了她将近十年“相夫教子”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1944年之前的沉樱是物质生活相对轻松的沉樱，她偶尔穿插的教书职业似乎只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一个点缀，可有可无，直到梁宗岱移情甘少苏，沉樱才彻底开始了经济的独立支撑时期。

在前后生活的这种反差与对比中，沉樱绝少牢骚与抱怨，而只有坚韧与行动，这越发能够见出沉樱的决绝与担负。梁宗岱并不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到达上海，生活负担很重，梁宗岱曾专程去上海看望，并表示希望带他们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但沉樱拒绝了——每一段感情结束时，沉樱选择的都是这种毅然决然的姿态——不牵连、不粘滞、不拖累，她做出去台湾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梁宗岱有关。{6}

一个女人，仅靠一份中学教师的职业，既要供给一家四口的物质生活，又要支付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沉樱到达台湾后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我们在她有限的文字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心情与场景：“住在一个幽静的乡下，生活很是清闲。教书理家之余，没事便翻阅手边所有的几本英文小说，作为消遣。”（《〈迷惑〉译序》）“天刚放亮被一片鸟声吵醒后，总是立刻起身，坐在靠窗口的床上，向外窥探那些布满露水的花草，恨不得立刻就走出去。”{7}——这里看不到丝毫的倦怠、怨忧、烦闷，而只有对当下生活积极而平静的面对与沉入，以及由此生发的满足感。事实上不是生活没有纷扰和沉重，而是沉樱善于拨开所有的喧嚣与纷扰，寻找并发现生活的乐趣：她种植花草，收罗各种“小玩意”；“自嘲为‘好色之徒’，任何美丽的纸张都保留起来做花。”而且还会将自己做的纸花去送给朋友。她还会做一些别出心裁的手工艺品，“有一次给我寄一个用彩色绒布拼缝的针插，非常玲珑别致，又有一次寄来一本用紫色细绒布做封面，粘巾成的小记事本。”她乐此不疲地逛集市，从中淘些漂亮而便宜的饰品衣物；就是老年公寓里时常变换花样的餐巾纸，因为上面有着淡雅的山水风景，令人赏心悦目，沉樱也是喜欢且收集着，一次还寄给琦君一张。{8}她自命为一个“苦命”的人，却因为享受这些素朴而平淡的“小快乐”，而使自己拥有了一份超然、宁静的生命状态。

他人：宽宥与自由

沉樱生命的这种“自在”意味除了渗透于她个人的生活及细节处理上，还表现在她与友人或家人的交往上，在与“他人”的关联中，沉樱性格中的真诚与热情、包容与随意每每给人一种放松舒服的感觉，以至于一旦认识并成为朋友的那部分人，只要有可能，便喜欢不由自主地奔向她的田园和“小屋”。台湾作家罗兰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感觉：“和她谈天，如同在清晨和煦的阳光下，面对一本最耐读的书，安闲又快乐，平静又丰盈。……她对人生世相的一两句睿智的注解，常使你心头的郁结豁然开朗；而她对你的关切绝无一点俗世的敷衍口惠，却全是发自内心的了解与设身处地的同情，给你诚恳的指引，使你感动，使你倾服。”罗兰认为沉樱身上寄放了自己大部分的中国梦——“中国式的温厚、中国式的含蓄睿智、中国式的文雅、中国式的悠闲、中国读书人的书卷气，以及中国人对待朋友的那份真诚。”{9}而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沉樱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雅气质来自于她对人对事的一种宽宥心态，很多时候，这种宽宥是自我与他人获得自由与超脱的前提。

沉樱前后经历了两次婚姻，每次婚姻的终止都源于丈夫的移情别恋，沉樱有足够的理由对当事人进行控诉、声讨抑或是批判，但是从来没有。与第一个丈夫马彦祥的相识相恋是在复旦大学念书期间，其时的马彦祥是戏剧界的一个活跃分子，而中文系的沉樱很喜欢参加复旦剧社的活动，两人在一出戏剧的排演中萌生了感情，1929年马彦祥毕业后即与沉樱结为夫妻，著名的戏剧家洪深是他们的主婚人兼证婚人。

但马彦祥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和家庭的人，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马思猛先生在《攒起历史的碎片》一书中仍在感慨父亲的精力之充沛，连他这个后人都自愧弗如，{10}再加上对戏剧活动的巨大热情，所以婚后不久马彦祥即把怀孕的沉樱送回北平自己家中，一个人辗转广州、上海、南京，为他的戏剧理想而奋斗。马思猛的说法是祖母的粗暴脾气与其对儿媳生活的过分干涉导致了沉樱与父亲的最终离异，但是我想，即使没有这个原因的存在，沉、马二人的情感生活仍然会因这样长时间的分离出现裂痕，当白扬出现在马彦祥的生活中时，这种裂痕更是扩大到不可弥补的地步。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即宣告终结，两人从此并无什么牵扯，物质的抑或心灵的，沉樱对此也不着一词，匆促而简洁地送走了自己的第一场婚恋。

1931年年底，沉樱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归来、时任北大法文系教授的梁宗岱。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生性风流，在沉樱之前有过不止一次的爱情经历，他的学生在一些回忆性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宗岱师喜欢美貌女学生”的特点，{11}所以，当性格内敛、严谨，追求完美的沉樱坠入对梁宗岱的爱恋时，就注定了这场爱情中潜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

沉樱不会不清楚梁宗岱的性格特点与爱情历史，她仍然于1935年选择与梁宗岱进入婚姻显然源于她对梁宗岱的欣赏与迷恋。在见诸资料的某些细节（虽然不多）中，我们很容易能够感觉到沉樱对梁宗岱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包容与宽宥。

与梁宗岱旅居日本的1934年对沉樱而言应该是最为幸福宁静的一段时光，这段时间里沉樱只留下《在日本过年》等极少的几篇文字，而梁则完成了歌德诗作《一切的峰顶》的翻译。多年以后已经定居台湾的沉樱有一天忽然拿出这本译诗，对林海音说准备重印再刊，当时林海音还有些奇怪：为什么在梁宗岱众多的译作中偏偏重印这本呢？直到很久以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林海音看到一份梁宗岱的传记资料，其中提到这本译作正是于1934年完成于日本的燕山，林才恍然大悟沉樱的选择。{12}重印其实是一种怀想与纪念，以沉樱的方式，含蓄而又悠远——在内心再次触摸那些安静甜蜜的时光，那种连字也不去写的时光，定然是幸福、慵懒而自足的时光。

回国之后两人在天津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大女儿思薇诞生，据说梁宗岱为女儿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在法国追求的一个女孩子——她的中国名字“白薇”正是梁宗岱所起，{13}梁的多情与不羁亦可见一斑。所以台湾作家琦君在写沉樱印象的时候猜测：“沉樱姊对他先生的用情不专，可能都能容忍。记得在台北她家中时，她曾取出一叠红纸，上面以极潇洒的字体写了一首首缠绵的词。我们问她：‘是梁先生写给您的吗？’她笑笑说：‘才不是呢！晓得他写给谁的？’”（琦君《一回相见一回老》）沉樱的回答里倒并无多少责怨而更多是一种善意的嘲笑及宽容。

当然，对于梁宗岱这种心灵、思想上的无忌与放任，沉樱可以理解与容纳，但一旦出现了具体的情感对象与行为，沉樱的自尊与决绝又会让她迅速地了断与梁的关系。1941年梁宗岱回广西老家处理亡父遗产时，结识了粤剧演员甘少苏，甘的表演令梁宗岱为之倾倒，她的不幸遭遇更是让豪爽侠义的梁宗岱萌生“英雄救美”的念头，面对玩弄甘少苏的无耻军官钟树辉的纠缠，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甘永久摆脱钟的控制和骚扰，那就是给她一个正式的婚姻。梁宗岱考虑后登报声明与甘少苏结婚，他救了一个女人，但同时也伤害了一个女人，梁宗岱显然深知沉樱的个性，他曾对甘少苏叹息道：我与你结了婚，沉樱就会离开我了。甘少苏为此一直心怀内疚，梁宗岱也试图对沉樱母子做出一些补偿，{14}但都被沉樱拒绝了。

最初的沉樱必定也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但她极少向人倾诉和抱怨，只偶尔曾经向表哥田仲济流露过对梁宗岱的不满，据田仲济分析，颇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梁宗岱并无抛弃沉樱母子的意思，他是想要维持一种彼此共存的生活，但这对沉樱是不可能的。面对梁宗岱的“藕断丝连”，沉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叫上弟弟陈钊并田仲济兄弟（娘家人），在一个旅馆中对梁宗岱进行了最后通牒：以后不准无理纠缠，算是对梁宗岱的关系作了最后了断。很快，沉樱带着女儿、儿子便随母亲、弟妹们到达了台湾，两人从此便成永诀，再也没能相见。

八十年代初期沉樱有过一次大陆之行，这次行程中她约见了很多旧时的朋友，足迹遍及北京、山东、河南、上海，但为什么最后却没有与梁宗岱谋面，这成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之所以说是秘密是因为我坚信这绝非一个时间或日程安排上无意的疏忽抑或难题，而必然来自于沉樱内心的某种有意。此前经由二女儿梁思清的努力与帮助，两人已经恢复了书信的来往，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有限文字交流中，两人的心态也都是明朗、超然、达观的，而在沉樱，则更多一份眷念——给梁宗岱的信中沉樱这样写道：

“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藕，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我们之间有许多事是颠倒有趣的，就像你雄姿英发的年代在巴黎，而我却在这般年纪到美国，做一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过，人间重晚情，看你来信所说制药的成功和施药的乐趣，再想想自己这几年译书印书的收获，我们都可以说晚景不错了。”而此时数病缠身的梁宗岱也仍然意气风发、洒脱率性：“我们每个人在这部书里都写就了大半了，而且不管酸甜苦辣，写得还不算坏……”他还引用英国诗人白朗宁的诗句鼓励沉樱：“跟我一起朝前走，最好景还在后头！”{15}

一个“怨藕”，道出了沉樱一直以来对梁宗岱的牵挂与深情（尽管有家人的反对和不满，但沉樱一直以“梁太太”自居，给友人的通信中也都署名“梁陈瑛”）；一句打趣，化解了时空阻隔中的陌生与滞涩，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沉樱的宽宥与大度让彼此都拥有了自由而超然的心境。

但沉樱却放弃了与梁宗岱见面的最后机会——1982年4月回大陆，8月离开——这其间应该还是有许多相见的可能性，除去身体的虚弱、旅途的疲累、家事的牵连这些客观的因素，沉樱是否会有不见梁宗岱的主观因由？这个问题在1988年沉樱离世后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但我相信这个主观因由是存在的，虽然未必重要庞大。我愿意相信那是沉樱对当年两人共有的一段纯粹感情的本能护卫：就让一切停留在已逝的那段青春岁月吧——容颜未改，情感依旧；就让简单的空间阻隔切断漫长而复杂的人生场景，就让两个暮年的老人停留在对彼此的遥望与怀想之中……

在沉樱结束大陆之行返回美国的第二年，梁宗岱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不知是否及时抵达了沉樱——在我所能翻阅到的关于沉樱的资料中，没有人触及这个细节，也就无从得知沉樱的感想；而稍稍延迟之后，即使沉樱获知了这一消息，她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也已经让她没有能力作过多的感慨了。梁宗岱去世五年之后，沉樱病逝于美国玛利兰州老人养老院。

不仅仅是对马彦祥、梁宗岱——这样两个影响她情感和生活至深的男人，沉樱表现出一种理解、宽容、不粘不滞的风范，对身边其他的亲人和朋友，她从来都是一种善意、真诚、包容的姿态，并因此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喜欢。

当年在重庆与沉樱比邻而居的靳以夫妇非常了解沉樱的为人，将她作为最可信赖的朋友：靳以完成长篇小说扔下笔第一个跑去告诉的就是沉樱；靳以的大儿子出生时，妻子年纪很轻，毫无经验，身边又没有亲人照顾，有些手足无措，又是沉樱变着花样为她烧制不同的饭菜，并且亲手缝制出许多可爱的婴儿衣袍和鞋子——她的热诚与灵巧让靳以的妻子一直感激和感慨。{16}

沉樱80岁生日将到之际，包括林海音、琦君等在内的台湾友人曾经专门为她写了一组纪念性的文章，留下了关于沉樱台湾生活的非常珍贵而生动的记录。这些文字印证着与友人交往中的沉樱给人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悠远的感觉。她热情但不粘腻——朋友来访，她会倾尽所有地招待，关心每一个起居的细节，若要离开，也是可以随时、随性地选择离开（刘枋）；她率直而不唐突——琦君的文字见报后，她总是很快打电话跟她交流，赞许或有异议皆坦率直言，不尽意处还要补寄明信片加以说明（琦君）；她认真却又随意淡然——“一切极像她的文笔，轻灵含蓄，一分中国式的似有若无”（罗兰）；她诚恳而不做作，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劝慰或帮助——琦君提到自己的孩子，沉樱对她说：不要责备他，千万。同样她也对罗兰说过类似的话：年轻一代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你要把握时间多去旅行。{17}虽然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显然，当两代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沉樱绝对是一个宽容的老者。离台赴美之后，她并没有在儿女家长期居住，而是选择在大女儿思薇的小店旁边租个单人公寓，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既有依靠，又能独立”（琦君《一回相见一回老》），除此之外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个老者的善解人意：对下一代人沉樱显示了一般老人难以比拟的宽宥与通达——不作干涉，不去打扰，不要过多介入年轻一代的生活，与人自由，自己自由，这无疑是一个老人最为明智的选择。

在解读沉樱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曾经生发出一些怀疑：我所理解的沉樱是不是一个客观的沉樱呢？那种距离感是否会让一些推断开始片面与失真？——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空间又相隔这么遥远，沉樱为我们留下的痕迹稀少而模糊，我所捕捉到的那些影像也许只是沉樱的一个侧面而已。但我仍然愿意画下这个角度的沉樱，就像临摹一幅淡远而宁静的古代山水画。生命的层次向来都是丰富而立体的，有着令我们目不暇接的纷乱，如果其中的一层可以给予我们一种愉悦和启悟，又何尝不可以把它放大并展示出来呢？

注释：

{1}张错：《儿女私情》，第9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分别见田仲济《沉樱小传》、杨洪承《沉樱著译年表》，《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沉樱译《女性三部曲》，第1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3}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1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4}沉樱：《喜筵之后 某少女 女性》，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5}丰绍棠著，罗雪村、王小玉绘：《傻也风雅》，第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13}蔡登山：《多情应笑我——梁宗岱的反叛与追寻》，《万象》2007年第6期。

{7}转引自田仲济：《沉樱去台湾以后》，《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8}琦君：《一回相见一回老》，《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9}罗兰：《天之涯，地之角》，同上。

{10}马思猛：《攒起历史的碎片》，第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11}转引自蔡登山：《多情应笑我——梁宗岱的反叛与追寻》。

{12}林海音：《念远方的沉樱》，《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14}甘少苏：《宗岱与我》，转引自蔡登山：《多情应笑我——梁宗岱的反叛与追寻》。

{15}杨建民：《梁宗岱与沉樱的爱和怨》，《当代文萃》2003年第12期。

{16}章洁思：《曲终人未散•靳以》，第196页，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17}见“沉樱研究”专辑，《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