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医形象的异化及原因

摘    要： 《太平广记·医部》中记载的名医事迹，其中不少都可以在正史中找到对应的记载。对比发现《太平广记》中的名医形象沾染了浓厚的奇异色彩，形象发生了异化。民众的忧患意识诱发了对名医医术的渴望和神化，民间流传的众口铄金使得奇异名医故事深入人心，宗教信仰的普及，让名医无意中获得了与神佛类似的地位。

关键词： 名医形象    《太平广记·医部》    正史    异化

《太平广记》是古代笔记小说的第一部总集，是宋代人撰写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其中《太平广记·医部》，记载了不少名医事迹和案例，其中许多事迹与案例，在正史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记载。由于此书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故事总集，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正史记载不一致的地方。由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从正史到笔记小说，名医形象正在发生异化。

一、《太平广记·医部》和“华佗”形象与正史的对比

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后各处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尤擅长外科手术，发明“麻沸散”。后人称之为神医华佗，近人称之为“外科圣手”。

在《三国志》里有华佗的传记，摘取重要部分如下：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

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顷，佗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府吏兄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1]

在《三国志》中详细地记载了华佗的生平、籍贯、通经、师传等。主要内容是华佗在各地行医的医学案例，为曹操诊治的医学案例里讲明了华佗的不幸遭遇。通过摘取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三国志》对疾病的诊治过程、治愈恢复的症状。还有案例对华佗判断病情之精确做了很好的展示。

成书年代约晚于《三国志》250年的《后汉书》，也在书中专门为华佗列传，记载如下：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2]

对比发现，《后汉书》的内容，大部分与《三国志》相同，如“麻沸散”之案例。不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后汉书》的叙述稍微简单一点，如“麻沸散”案例，明显简化了治疗的详细过程。另外还有几个医学案例只在《三国志》出现，《后汉书》在撰写时舍弃了。《三国志》里“军吏梅平”与“府吏兄弟”案例并未见于《后汉书》。

综合两部分内容，两者对于手术过程及愈合过程的描述皆很平实，文字简洁翔实，行医的步骤分明，情节符合现实情况，都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大多以病症最后的结果，如华佗所言来证明华佗医术的精湛。

《太平广记·医部》中对华佗的记叙如下：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淤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俧，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出《独异志》）

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槍，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出《志怪》）[3]

《太平广记·医部》中仅有三则案例。第一条案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并且十分详细，增添极多的细节。细节是否可信不得而知，但案例情节的增加确是加强了案例的故事性。另外两则，“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这两个情节明显是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的，两种情况不可能在现实情况中发生。另外，案例细节交代的非常少，读者一眼所见，只能看到这种奇异的情节。

《三国志》与《后汉书》是正史，对名医的记载不出其现实生活情境，《太平广记》是一部小说故事汇编，编者搜集材料时很大程度上带着猎奇、夸张的心态，在对古代名医进行描述时，往往会采用各种夸张、神异的情节，最终导致《太平广记》中的名医治病过程和方法带上了超现实的奇幻色彩，这就使得华佗的名医形象神异化了。

二、《太平广记·医部》中其它异化名医形象的案例

《太平广记·医部》中还记载其他的名医的事例。选取两例进行阐释。

第一例：徐文伯。

《南史》卷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七：武帝九锡之出，云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医徐文伯视之。文伯曰：“缓之一月乃复，欲速即时愈，政恐二年不复可救。”云曰：“朝闻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壮焉，重衣以覆之。有顷，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4]

在《南史》中，记叙了徐文伯诊治南朝梁武帝麾下臣子范云的案例，徐是一个医术高超、诊断准确的御医形象，医术在合乎常规的范围之内。

《太平广记·医部》：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出《谈薮》）[5]

到了《太平广记》的故事中，虽依旧是御医身份，但治病的故事就增添了奇异色彩。病人吐出的东西，头已成蛇，悬而挂之滴水之后，只是一发而已。这种成蛇、一发已经超出了正常现实情况，很有可能是后人对吐出之物行状的一种夸张。

由于案例具有奇异色彩，自然也会使徐文伯的名医形象具有一种奇异色彩，这种文本的流传就会冲淡正史里真实的名医形象，这就使徐文伯原本的形象发生一些异化。

第二例：张文仲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张文仲……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于殿庭因拜跪便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胁，则剧难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时，即苦冲胁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疗。”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

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6]

正史《旧唐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张文仲的侍御医身份，和真实的诊治案例。另外对张文仲擅长的医术--风疾，详细地记载了张文仲的风疾治疗理论。身份和案例的叙述都很公允，其中医理论也很详细合理，没有夸张和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在正史中，张文仲是一个很正常的名医形象。

《太平广记·医部》：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佥载》）[7]

《太平广记》的记载，只有一个行医案例，却是一个十分奇异的案例。士人患应答之病，说话喉咙就会自己应答一声，张文仲让士人读《本草》，所读，喉咙皆有所应，但读到其害怕的药名时就没有应答声了。文仲即让士人服此味药，而士人病愈。

这个案例，可以理解为喉咙中有一活物存在，得病的人说什么，喉咙中都会有东西应答一声，它导致了士人的应答之症。文仲按常理推之，认为万物皆有害怕的东西，喉咙里的活物应该也有害怕的东西，既然听到什么都会应答一声，那听到某东西时不应答时，那肯定是不喜欢或害怕那东西。于是文仲让士人读药物之名，把那些没有应答的药物记下来配药给士人服药，病愈。

这种叙述显然是不合现实的，正常人的喉咙之中不可能存在一个有自我意识（知道害怕）的活物存在。这个奇异的案例同样使张文仲成为一个可以感知超自然的与神鬼怪有关病症的神医。这个案例使张文仲从正史里的名医形象神异化，成为“神医”。

三、名医形象神化、异化的原因

纵观历史，流传后世的名医、神医众多，几乎每一个名医都会有些奇异的故事流传下来。但科学的世界观告诉我们，那些奇异的故事绝对不会是现实，那些带有奇异色彩的神医形象也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每一个医术精湛的名医，最开始是个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但在行医过程和历史流传中，诸多因素使得名医形象发生了异化，带有了奇异色彩。

（一）忧患意识下，对名医的渴望与神化。

古代生产力低下，卫生条件极差，病死率非常高。生死无常的命运里，民众迫切希望自己能免除病魔的困扰。如果不能免除，也期盼生病之时，有药可医、有医可治。这种期待生活康泰的忧患意识，使得普通民众将虔诚的目光投注在名医的高超医术上。即使名医不是万能的，但民众依旧期盼、甚至于幻想，名医们拥有高超到无所不能的医术。如《三国志》里所记载的华佗“麻沸散”开膛破肚案例，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医术都不在神奇，是医院里最普通的手术之一。但忧患不止、朝不保夕的民众，从未见识过这种医术。崇拜名医的同时，会神化他们，根据自身需求赋予名医们原本没有或没有达到的技能。如《太平广记·医部》中“投铜枪于药化酒”的案例，很明顯就赋予了华佗超自然的神秘技能。

另外我们根据正史可知，很多名医漫长的一生，并非固定在某处行医。如《三国志》中记载华佗的生平，华佗就曾在东阳、彭城、广陵、邺城行医。名医们大概大多有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修养，这使得他们在所经之地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民众在忧患意识的警醒下，对名医的崇拜会不断加深，直至名医们的形象得到了神化。社会中普通的游医也不在少数，游医们不论医术高超与否，只要治好了某种奇怪病症，然后消失无踪，民众就会自发的崇拜和神化，在当地民间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由此可见，个体萌发的忧患意识，使得民众对神异医术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夸张成各色传奇的医学故事，改变了原有的名医形象。这是名医形象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民间流传的夸张化。

名医奇异故事属于民间故事范畴，民间故事流传的渠道主要为两个，口耳相传和古代通俗笔记小说。

由于古代民众大多目不识丁，对医术知之甚少。当遇到某些无法理解的医术时，由于自身认知局限，口耳流传中，容易误解、夸张，将原有正常合理的医术，上升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奇异医术。另外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具有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特点。正因这些特点，一些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奇异色彩的医学故事，反而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津津乐道，比史书中公正客观的记载更容易在民间流传下去。久而久之，民众视野中的形象发生异化。

笔记小说里涵括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等，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逸事琐闻全都囊括在内，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撰写笔记小说的作者，对民间轶事都十分感兴趣，主动搜罗各种轶事载入书中。

《太平广记》就是一部笔记小说的合集，《太平广记·医部》里面记载的许多案例出自《朝野佥载》《谈薮》《独异志》《续搜神记》等。《朝野佥载》是唐代笔记小说集，记载朝野佚闻，间有鬼神怪异，琐语琐闻，纪事追求谐谑，致使书中所载失之荒怪、琐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评价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谈薮》是部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内容芜杂，几乎全是人事的记述。《独异志》是唐李亢编撰的轶事兼志怪的小说集，此书所录，皆“世事之独异”者，上至远古三皇五帝，下至近世隋唐。

《太平广记》里面的案例大都来自各种佚闻志怪小说集，由所采内容的来源可知，《太平广记》的案例本就是可能是作者故意挑选的夸张、奇异案例。这种案例由于广大受众的猎奇心理，反而更容易被阅读者当作消遣、猎奇的文本，四处流传，这种流传一旦扩散到一定程度，众口铄金，造成人物形象的异化，与正史里的形象相差甚远。

（三）宗教信仰的普及。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虽是外来信仰，同样对老百姓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仍占据着重要的社会地位。这两种宗教在传道的过程中，将各种神、鬼怪、妖引入普通大众的世界观，并异化很多的历史人物。因此在《太平广记·医部》也深受其影响，有许多涉及神佛鬼怪的医学故事。如下列几则案例。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即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佥载》[8]

由于宗教将神、鬼怪、妖引入了大众视野，大众对这些未知事物感到害怕时，会主动寻求心理安全。寻求心理安全的对象，一是宗教神佛，二是口耳相传里极为厉害、神异的“名人”。名医也为“名人”，所以名医顺理成章地被神化，获得了与神佛相类似的能力和地位。上文所引的后两则案例里，名医李子豫、郝公景，都能如神佛般驱赶、诛杀恶鬼，形象明显发生了异化。

另外一种情况下，名医在宗教故事里为神佛服务，沾染宗教气息。如上文第一则案例，一未知的名医突然来到病人身边，治愈病人，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这则案例明显是为刻画佛祖的善心和道法无边，名医形象属于附属人物。但这种案例有利于宣传宗教创始人的神奇之处，有利于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吸收教徒，所以这些案例会被佛教、道教等广而告之，获得更大的普及度。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促成古代名医形象的神异化。

《太平广记·医部》的各种医学案例，与正史案例的对比，展示了一个个正在异化的名医形象。历史名医形象异化有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人忧患意识引发的名医渴望与神化。二是民间流传的众口铄金，在远超史书普及度的情况下，使神异名医形象深入人心。三是宗教的流行，使得名医获得了与宗教人物同等或类似的地位，迅速地将正常的名医形象异化了。

参考文献：

[1][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593-596.

[2][宋]范曄，撰.唐李贤，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36-2738.

[3][5][7][8][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664-1673.

[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18.

[6][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9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