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导师李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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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三年记
我的导师李侃先生去世快一年了。去年夏天我曾把李老师的几本文集和老师讲课时我的课堂笔记都找了出来，抽空翻阅着，引起了很多回忆。
1983年6月在长沙召开了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会议就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诸如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设发展方案，包括整理资料、出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通讯、招收近代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等。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全国首次以龚书铎和李侃两位先生的名义招收近代文化史方向研究生。这一年两位先生招收了5名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1986年两位先生又招收了7名研究生。李老师先后在北师大培养了12名研究生。
记得1984年9月的一天，李老师来学校跟我们这些学生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这之前，李老师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我们庆幸有了这样一位大名的导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当时李老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见面当天是一辆黑色小轿车送他来北师大的。那个时代的我们见一位有专车的人，那肯定是位大人物了。当然，老师在学生的眼里，永远都是大人物。李老师当天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笔挺、高档质料的服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他跟我们几个学生谈了很久。李老师满面红光，两眼炯炯有神，加之他的高谈阔论，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天李老师要求我们这些学生要善于思考问题，要养成思考的习惯，并要准备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思考问题时的一些想法和观点，甚至晚上要把笔记本放在枕头底下，也要随时记录。我从李老师那里学到的这一方法，现在也用来要求自己的学生。这实际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要有“问题意识”。当天李老师还谈了他读鲁迅的体会，他希望我们也要多读鲁迅的文章，体会鲁迅博大而又深刻的思想。后来我在研究近代陋俗文化演变的时候，读了一些鲁迅的文章，的确受益非浅，以致我曾经要专门探索鲁迅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还曾设想要把这一论题作为自己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李老师是在我们攻读研究生的第三学期(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文化史”这门课程的。他在这门课程里主要讲授了如下几方面重要内容：一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其中包括近代文化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密切联系，近代思潮变化快、文化变化慢，近代文化根底浅、积累少(指新文化)、新旧文化并存，近代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差异较大等；二是关于近代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包括近代文化的附会说，近代文化的渐进性与跳跃性，近代文化的盲目性，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三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其中包括对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的讲述等；四是孔子儒学与中国近代文化。其中包括儒学的形成和演变，孔子儒学在近代的变化，儒学变迁在文化领域里的表现等；五是从近代中国民族的觉醒，考察中国文化的作用等。1985年近代文化史研究刚刚复兴，研究的基础很薄弱，成果不多，积累很少，可供授课参考的文本实在有限。在这样的一个学术状态下，李老师能为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并设计了这么丰富的重要内容，的确是令人钦佩的。
李老师的课程除他自己讲授外，还设计了一些讨论课。我曾经认真准备过两份详细的讨论提纲，一个是“改造社会风气贯穿于近代文化变革的始终”，因准备充分，发言后得到李老师的肯定和同窗们的鼓励，并希望我撰写成学术论文。后来我以此分别写出了几篇小习作，其中《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风气的改造》一文，还得到了李老师亲笔的上千字的批改意见。，每每想起这些，就让学生感动不已。由于这次讨论以及后来通过阅读龚书铎老师的论文，还直接引发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我准备的另一个讨论题目是“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在这里重点讨论了近代文化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问题以及晚清小说反映的近代文化的两条线索问题。每次讨论课后，李老师都要在第二次课堂上进行点评。还记得1985年10月26日就是一堂点评课。在这次课堂上，李老师对上次讨论课每个研究生的讨论内容进行了归纳和综合，然后进一步阐述了几个问题。李老师那天主要讲解了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近代社会风气演变问题，如何深入开展康有为研究的问题等，使我们对相关近代文化史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把李老师授课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生动流畅；二是思想性强；三是知识信息量大。李老师知识渊博，思想深刻，口才伶俐，反应灵敏。他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兴起“文化热”的时期，当时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文化问题，并力求给文化进行界定。我还记得李老师1985年9月21日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就对文化进行了界定。他说：“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水平在人脑的反映就是文化。”。我曾经在拙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中把这一界定作为多种文化界定中的一种进行过介绍。李老师的这一界定具有哲学的高度和认识论的特点，给人以诸多的启示。
这里我还想讲个故事，有一次上课，正赶上是中秋节。李老师讲到十点左右的时候对大家说：“今天是中秋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但我忘了是一个什么话题，又引起了李老师的兴致，他一讲就又是两个小时。因为李老师讲得妙趣横生，我们听得津津乐道，也未觉得时间太长，好像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实际上这次课最后还是到了12点，与往日上课的时间相仿，并未提前下课。
李老师授课时的课堂气氛很活跃，我们有时甚至还会和李老师开几句玩笑。记得1985年11月30日是一次讨论课。这次课涉及一些文化人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期出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现象。我们几个学生不加思索，就半开玩笑地信口开河说：人一老就保守了，这些人保守了，所以就回归了。我们言外之意好像在说李老师也老了，是不是也已经保守了。李老师微微一笑说，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一定人老了就一定保守。李老师认为这也和社会现实对人的影响有关。他还具体阐述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社会混乱的现实，给很多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引起一些文化人的思想变化，所以出现了回归现象云云。
李老师的授业也直接影响着我毕业后的教学工作。1987年暑期我研究生毕业后到辽宁师大任教，1988年寒假后我就给辽宁师大历史系“大四”的学生开设中国近代文化史选修课，关于课程的设计我受李老师影响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我还专门给李老师写信请教有关教案的结构和内容。
双重身份
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里，李老师既是出版家，又是历史学家。
李老师是出版家，是古籍整理和传统学术文化出版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李老师1958年调中华书局工作，历任近代史编
辑组副组长(主持工作)、编审，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董事长，《文史知识》杂志主编。在史学界的同仁中一般戏称李老师为“老板”，指的就是他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李老师长期主持或分管近代史编辑组(室)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组织出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1—72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1—6辑)，出版清代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资料》(1—43辑)；70年代初，策划出版《中华民国史》及其配套的《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民国大事记》和《民国史资料选辑》，主持编写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已出四版，两荻全国优秀教材奖)，陆续出版多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类资料丛书及清代档案资料等。80年代初，李老师参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清史近代史部分的拟订工作，并承担出版其中大批项日，主要有：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清末教案》等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包括《林则徐集》、《孙中山全集》、《黄兴集》、《宋教仁集》、《蔡元培全集》、《严复集》等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包括《李星沅日记》、《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上编。联系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和“辛亥革命史丛刊”等。先后出版多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70周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李老师领导创办《文史知识》杂志并任主编。众多中国清代、近代史料和研究著作图书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和好评。李老师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出版家。
李老师是历史学家。李老师历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史料学会会长；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及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分编委兼清史卷(下)主编，《中国历史学年鉴》主编等职。李老师才思敏捷，勤于笔耕。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合著高校教材，中华书局1977年初版，1995年修订第四版)，论文集有《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朝夕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史林随想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史论丛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芳古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李侃史学随笔选》(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些重要课题，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晚清政局、辛亥革命、农村农民与革命、思想文化及人物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提出了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我手头现有李老师亲笔签名后送我的《李侃史论选集》、《芳古集》、《中国近代史论丛稿》等，这成为我珍藏在身边的导师的遗物。
李老师被视为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他没有史学专业出身的学历，没有师承关系。但他确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第一方阵里的一位重要专家，是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并在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首肯。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导师而感到骄傲。我们的硕士导师是龚书铎先生和李侃先生两位老师，他们两人是至交好友，又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开路先锋。我们正是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导师的培育之恩，终身不忘。李老师在近代史学界有许多同行好友，他们有着多方面的交流和往来，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纵横天下。高兴之余亦要相约把盏，对酒当歌!李老师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著名的“五虎将”之一。酒于人生，不可或缺。
李老师主要是著名的出版家和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他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政界都有很多的交往和联系，有许多社会各界的国内外朋友。李老师去世时告别大厅悬挂一幅挽联，上联是“路远山高中华书局经营艰难起步”，下联是“心灵手快近代历史论著蔚然成家”，这是对李老师一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