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硝烟中的桂花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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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新闻史专著，弥补了中国抗战新闻史研究这一时段的空缺。作者立论来自于调查研究，观点提炼于历史事实，运用全面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判断是非功过，揭示桂林抗战新闻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当下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关键词] 《桂林抗战新闻史》；桂林文化城；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 陈学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二级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学、文艺学、新闻学研究，广西，南宁 530022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6-0078-0004
近日看到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纳入中国新闻史研究辑刊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靖鸣、徐健、曹正文等著），精神为之一震。“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1]，仿佛闻到了战火硝烟中的桂花飘香。这部理念更新、观点新颖、史料翔实、精于勾沉的专著，以新闻学行家的客观公正的敏锐眼光、胸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爱国悲壮，第一次全面准确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新闻史。中国新闻史研究辑刊主编方汉奇先生说：“收入《中国新闻史研究丛书》的这些专著，就是从后一时期近20年来中国大陆中青年新闻史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中筛选出来的。”“内容涉及近现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方方面面，既反映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蝶舞蜂喧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展示了中青年学者们的丰硕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少参考和借鉴。”[2]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这样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具有较高新闻学与史学价值、值得研究者与决策者参考和借鉴的新闻史专著。
一、经过国家课题研究并结项后出版的填补空白之作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成书的。其前身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靖鸣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筚路蓝缕，团队攻关，经过3年的努力，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课题。主要经过靖鸣梳理、修改、增删、提炼，使文稿达到了出版的要求。
我认为这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绝非跟着当下浮躁夸大之风，往书上贴金，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桂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气候与人文资源，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和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哨阵地。在桂林这个救亡活动如火如荼、文人学士云集会萃、文化事业盛况空前的地方，被誉为“文化城”而蜚声全国。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桂林文化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学界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出版了研究桂林文化城的大批著作。包括桂林抗战文化史整体研究，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和戏剧、散文、诗歌、小说、歌曲等文艺研究。新闻作为桂林文化城的号角和尖兵，作为抗战文化的一条最受关注的重要战线，研究成果却有所欠缺，只散见为数不多的论文，未见一本有分量的专著。因此，《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成为最早起步构建桂林文化城新闻学大厦之作。
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工作的重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一百多年来两岸三地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从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起始，至今已在二百余部以上。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陆续出版的新闻史教材、教学参考数据和专著，如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50位新闻史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韩辛茹的《新华日报史》、王敬等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张友鸾等的《世界日报兴衰史》、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马光仁等的《上海新闻史》、庞荣棣的《史量才传》、白润生等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下）、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陈玉申的《晚清报业史》，钟沛璋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等，累计已超过100种。其中有通史，有编年史，有断代史，有个别新闻媒体的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的传记。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像《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武汉新闻史料》等这样一些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新闻史专业刊物。[3]
地方新闻史是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新闻史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重庆、上海、武汉、香港等地由于其处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而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研究硕果累累。桂林由于地处南疆一隅，远离中心而受到学界的忽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比较薄弱。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在桂林文化城和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有所涉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广西新闻事业史》等著作以及商娜红等学者的论文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某些突出成果。然而，从这林林总总的著作中，尚未发现一本关于桂林抗战新闻史的专著。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弥补了新闻史这一时段的空缺。因为，它捷足先登撰写的是在中国生死攸关的重要时期和南方的特殊地点所发生的新闻史，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新闻史、地方专题新闻史，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带有影响全国抗战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意义的新闻史。
二、《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研究特色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产生于调研报告，在科学研究中着重于调查历史的真相，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因而具有与一般的新闻史著作不同的独创性。
首先，立论来自于调查研究，观点提炼于历史事实。该书运用相当耗时吃力的文本考辨为主要研究任务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报业史（新闻史）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客观分析当时的媒介运作状况，并在发掘疏理文本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其发展特点和规律性的观点，形成有一定厚度和创新性的最终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确定选题、形成框架之前，对历史文献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收集、扫描、阅读、整理，不搞先入为主、主观定论。在绪论的第一节，可以看到“从全国各地迁到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从外地迁来的有《新华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自由报》《小战报》《艺术新闻》《国民公论》等；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有《广西日报》（桂林版）《广西晚报》《克敌周报》《西南导报》《战地周报》《戏剧日报》《民众通俗报》《农民报》《民众晚报》等，共几十种报纸的来历、创办时间、创办人、出版周期和版数、主办单位、办报历程等，无不一清二楚。抗战前桂林只有几家报刊，在文化城期间，桂林的报刊激增到300多家。通过广泛的文本研究得出结论：“抗战时期，新桂系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国民党中央的鞭长莫及，催生八桂大地成为国统区内地一小片文化绿洲。特别是一些受战火威胁的报纸和知名报人辗转内迁桂林后，使得广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蓬勃的地区。”[2]
其次，运用全面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判断是非功过，揭示桂林抗战新闻史的本来面目。过去大陆出版的新闻史，一般都强调中共对新闻的领导地位和中共新闻媒体的引领作用。该书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没有将其写成中国共产党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而是既肯定中共在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又看到在国统区新桂系管理社会振兴文化推动抗战的统制地位。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实际上是新桂系统制下的新桂系机关报《广西日报》（桂林版）、民间报纸《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和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桂林版）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新闻事业专史，作为执政当局的舆论喉舌《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等发挥了主导性作用”。[2]
从全书的结构安排来看，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的《广西日报》（桂林版），第三章抗战时期中共在桂林的新闻活动与《新华日报》在桂林的翻印与发行，第四章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救亡日报》（桂林版），等等。在对抗日报纸的评述中，把国民党新桂系的机关报排在第一，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排在第二，中共起领导作用的进步报纸排在第三，这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的。《新华日报》1938年由中共南方局创办于武汉，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经广西当局同意于11月在桂林市桂西路26号出版《新华日报》（桂林版）。但后来受到国民党中宣部、内政部的干扰破坏，1940年5月《新华日报》不得不改为直接销售重庆总社航邮的报纸。新华日报社员工通过机智勇敢的反封锁斗争，保障《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一直坚持到1944年9月桂林沦陷之时。在此期间，《新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投降分裂、鼓舞抗战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华日报》的正效应，既是中共正确方针政策施行的结果，又是与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与新桂系宽松的政治生态和开明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所以，该书既重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的深入广泛细致的研究，也同样重视对国民党和中间报刊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带偏见地研究和积极评价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的报纸和民间报纸，包括《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等在抗战时期所起到的舆论宣传引导作用以及经营与发展状况。
此外，对小报的和通讯社的研究也是该书的重要内容。过去学界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往往注重于大报刊，对小报刊的研究有所忽略，对通讯社也较少关注。该书专辟一章“与大报交相辉映的桂林小报”，对桂林小报作了概述，并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报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进行研究，以力求全面反映报业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第八章介绍“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在概述“蓬勃发展的通讯社（通讯机构）”之后，重点评述了桂林通讯社、国新社、桂林广播电台的发展简况和业绩。对小报和通讯社的研究，过去有关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乃至广西新闻史研究中尚十分罕见。
再次，突出对新闻人（报人）自身的研究。我们知道，文学研究不仅重视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同样很看重作家的民族身份、人生经历、社会关系、创作理念、构思方法、生活习俗的研究。对作家的研究，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甚至揭开作品隐藏的秘密。而且在很多时候，作家与作品密不可分，研究作家也就是研究作品，没有孰重孰轻之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史也就是一部作家创作史。新闻研究包括新闻史研究，一般强调研究新闻文本，很少涉及到对记者编者的研究。该书研究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在研究新闻文本的同时，把镜头对准了写稿编稿的工作者。第九章专题论述“在桂林积极投身抗战新闻事业的新闻界知名人物”，包括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范长江原是一位新闻撰稿人，在桂林从事抗战新闻期间，范长江的新闻生涯发生重大转变，由一位单枪匹马的名记者转变为新闻队伍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即本书概括的三个衔头“新闻队伍的出色指挥员”、“新闻理论的探索者与倡导者”、“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主持的“青记”，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工作有条不紊，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新闻人。可以说，没有这支中国知名报人和爱国热血青年组成的新闻队伍，就没有桂林文化城的新闻事业。
三、《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当代价值
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笼罩在桂林上空的炮火硝烟早已散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记下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史，对于当下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启示之一：弘扬爱国主义是新闻事业永恒的主题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新闻人不顾生命的危险，聚集到桂林这个贫穷的边疆山城，最大的目的就是抗日，用新闻舆论动员全国人民、鼓舞他们去同敌人英勇战斗，驱逐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爱国主义是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能够把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党派的新闻人，召唤到一起，为祖国而战斗，甚至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无论是中共的《新华日报》，还是国民党的《扫荡报》；无论是新桂系的《广西日报》，还是进步人士的《救亡日报》；无论是谓之为大报的《大公报》，还是被称之为小报的《工商新闻》，等等，只有围绕抗日救亡、保家卫国进行报道，才会得到读者的拥护，否则，就会被读者唾弃。因此，爱国主义是新闻的生命，弘扬爱国主义是新闻事业永恒的主题。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是具有时代色彩的鲜明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中国新闻人应当继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事业的爱国光荣传统，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新闻传播的主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复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启示之二：包容合作是新闻事业成功兴旺的保障
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事业能够取得空前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的语境下，不同的政治观点允许表达，不同的文化观念可以明示，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包容。包含抗战新闻在内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是不可估量的。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历史告诉我们，国共合作须有包容的心态，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中”的前提下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真正合作。本书在研究中共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同时，比较客观地研究了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的报纸和民间报纸的对抗战所作的贡献，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阐明了国民党方面对其他方面既制约又合作的微妙关系，其附件《国民党有关部门针对<新华日报>在桂林翻印发行的函件》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