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心运动

交心运动又称向党交心，是指1958年3月至7月，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内心深处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思想公开地揭露出来，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清算自己的行为，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出来，并加以批判。

交心运动始于党外知识分子并扩展至党内，最终席卷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交心运动的指涉对象主要为知识分子，包括高校教研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医务人员、中小学公办教师和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国家干部，如行政管理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等等。

一、交心运动的来龙去脉

早在1958年2月，即已有零星的“交心”运动的报道，但是引发全国性的政治效应，则是以3月16日北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为标志的。

以这次事件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自发主动的”的“交心”形式向全国推广。运动过程中，中央和地方、部门、群体、行业之间进展的速度不一，从全国范围来看，5、6月份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个体的实质性“交心”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交心运动以195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为分水岭。

这次会议决定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从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明确提出了统战工作将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提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因此，它事实上成为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结束标志。

从1958年的2月初到3月中旬，大多数的“交心”都是以协会、单位、党派组织的“集体交心”形式，涉及交心的实质内容并不多，它更多的起到政治态度的宣示与号召的作用。

在运动的扩散和蔓延过程中，即3月中旬到4月中旬，各地的交心运动逐渐超越大规模的集会动员表态和零星的示范性交心状态，趋于高涨。4月中下旬，各地交心运动进入由单位或党派组织的较小规模的实质性的“交心”阶段。

1958年3月16日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之后，交心运动逐渐具有全国性的政治影响。但是当时对如何进行和开展交心运动，党内也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4月中旬以后，党开始关注天津工商界交心经验和上海知识界的改造规划的形式，决定在交心运动中加以推广，并在党内同时展开。5月初，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大跃进”的总路线，又加速了运动的发展，不久，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报告，在全国掀起交心运动。

知识分子的交心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学习文件，并以文件精神来鸣放交心，进行自我检查、分析、批判。交心的内容主要是“五交”：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大鸣大放时期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影响；交反右斗争以后的思想认识。其次，组织大辩论，提高觉悟水平。通过大字报、小字报、举行座谈、举办思想展览等各种交心形式，对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思想问题编成活报剧、洋片、相声等进行表演。最后，写出个人思想总结，制定和修订自我改造的个人规划，以实际行动践行改造。

但是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交心内容远远超出这些方面。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提出“九交”，即在“五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对过去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态度、对整风、双反、双比、大跃进的认识、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河南医学院的交心运动一般是由政治立场问题开始，交代的有对历次政治运动和对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抵触不满，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等；以后逐渐转入教学、科研、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大暴露和批判。上海水产学院民主党派交心范围包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在反右派斗争前后自己的思想活动和错误言行；名利观点、文人相轻和自由主义；对党政领导的意见。武汉地区许多学校师生员工提出向党交心，不但交过去，还要交现在、交将来。交心运动中五花八门的交心内容甚至包括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琐碎的细节，但是其基本内容涉及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三个方面。

二、相当一部分右派是由交心运动中“补课”产生的

现在学术界所指的“反右”运动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时间跨度为1957年6月到1958年夏天，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看，很多事件经历者都是将反右和交心运动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运动来加以认识。当时所认为的反右斗争是指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至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一时间段。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指出全国有右派30万人，但是截止1959年，中央文件公布的右派人数为45万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即是由交心运动中“补课”产生的。

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也难将两者完全区分清楚。由于交心运动中所暴露的思想，很容易与右派发生混淆。为消除广大知识分子的顾虑和担忧，毛泽东对两者进行了划分：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傅鹰）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

《文汇报》社论《谈交心的几个问题》详细阐述了两者的不同之处：“右派分子释放毒气，向党进攻，是站在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抱着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的目的。而今天我们许多同志向党交心，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愿意同党、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自愿的来揭露自己，这与右派就有原则的区别。两者之间，立场不同，态度不同；因此问题的性质也就不同。这就是区别两类矛盾、采取两种不同处理方法的关键所在，也是正确对待交心的第一要义。”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性色彩的区分标准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响应。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认为，交心与右派的区别在于：“现在大家谈出的问题和右派向党进攻有本质的不同，大家自己谈出来时要把这些东西挖掉，而右派分子是要发展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向党进攻。只要自己拿出来，是进步的一种表现，不管情况怎么样严重，性质是不一样的，这完全是人民内部自我改造的问题。”李勉之认为：“右派是向党猖狂进攻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我们是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我们暴露自己交出心来，是为了彻底抛弃思想上腐朽肮脏的东西，更好地改造自己，更紧密地向党靠拢，这和右派想利用这些东西来向党进攻是根本不同的。反右派斗争中，右派交代问题，是他们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我们交心是自觉自愿、欢欣鼓舞的，是为了更迅速有效地进一步改造自己。我们和右派根本没有共同点。”

“从理论上说，交心运动的重点在于深挖灵魂深处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观念。谁把自己的旧思想暴露的越多，上纲高、自责狠，谁就越能表明自己是在向党交真心。”同时尽管很多地方也宣布了交心运动中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但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犹疑、顾虑和抵触。“在交心过程中要经常与思想障碍作斗争——人们的顾虑是因人而异的，最一般的顾虑是怕交了心领导对自己不信任，交了心在群众面前丢面子，今后抬不起头来，还有的人有进步包袱，怕交了心就把过去的进步一概否定了。”

广元师范聂凤远老师在自己的交心体会中说：“在交心前夕，我顾虑重重，怕交出黑心来，当典型批判，不好过关。”

九三常委、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裴文中在万人“交心大会”上揭露自己“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最后才下定决心，向党交心。”

武汉工商联常委徐雪轩担心“交，怕别人说自己落后，不交又不能改造好自己。”

张国藩在交心中坦言：“一是怕当右派，因为有些想法和右派差不多，一端出来，岂不成了右派；二是怕党不信任，怕群众不信任；三是怕失掉威信。”

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陈祖望担心：“怕交出脏东西被人说成是放毒，经过分析变成右派，也怕党把这些东西记下帐来。因此，在交心开始，在内容上是普遍性的问题交，个人鸡毛蒜皮的问题交，笼统概括性的问题交；而对党的根本制度、方针政策，或自己认为重大的问题不交。”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虑重重，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使他三次“交心”，一次比一次深入。“第一次他只交了一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心”，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

诚如许多知识分子所担心的那样，交心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因其实质上与右派存在“共鸣”，而且交心又需要“和前一阶段整风、甚至历次运动联系起来看”，很容易与“右派言论”相混淆，所以，交心运动中有很多人又被补成右派。

1958年4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的字样，但是同年夏季反右“补课”的右派分子大多都是掉进了“向党交心”的陷阱而被“补划”。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截至1958年底1月15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占全体成员总数的9.4%；团结委员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6人，占团结委员总人数的24.3%；省市一级的委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153人，占省、市级委员总人数的23.1%。但到1958年10月末，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2008人，占成员总数的12.7%，较之前者增加了3.3%；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增加到39人，新划右派4人；团结委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增加到63人，新划右派7人；省和直辖市组织的委员中被划成右派的增加到174人，新划右派21人。

三、知识分子对交心运动的认识

首先，交心运动中，知识分子把交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加以感知。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强调，交心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杨东莼认为，交心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能否把心交出来，是整个地交还是部分地交，这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把心交出来，是一个对待党、对待工人阶级、对待人民、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海一位历史学家坦言：“交了心，认识了自己。从不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变为要求加速改造了。不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实质上是对工人阶级不服气；转变为要求加速改造，证明在这个战场上，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上打了一个决定性的胜仗，交心运动的意义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进行自我改造的途径来理解党的思想整合运动。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金克木“交心”说：“向党交心，检查错误思想，是改造的起点。”天津大学校长、民盟天津市主委张国藩认为：“交心是改造的关键之一，首先，公开的错误言行，能交出没有见诸言行的错误思想活动，这是决心改造自己的起码的条件。其次，大家都交出大量的错误思想活动，自己排排队，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互相有所了解。”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常委李勉之提出交心就是要暴露思想，主要应当暴露自己对党、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等的抵触和不满。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张开圻在民主党派整风大会上表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得到彻底的改造，应该忠诚老实地向党、向社会主义交心，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这是解放以来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转折点。”

“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拢了，和党是一条心了”，“心情更加舒畅，积极在工作上发挥作用”。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

但是，也有知识分子流露出对交心运动的反感、疑问和抵制情绪。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有抵触情绪，认为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不符合事实，是对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压力”和“打击”。

梁漱溟说：“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不敢吐露真言。”

1958年6月，系领导要求吴宓在两天内写足大字报500张，但是吴宓仅完成90张，领导责劝吴宓务必完成500张指标，吴宓生气的说：“宓惟有投嘉陵江而死，请君陪伴我往可也”。

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在其交心的材料中也说：“‘交心’这一名词本身对我似乎是刺激性过大的，对党忠诚坦白是我所乐意的，又何必赤裸裸地说成是‘交心’呢？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向市委会呈交决心书的大游行我是参加的，并且还手持领袖旗走在前列，但是，我心想这未免过于着重形式。”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杨清教授也慨叹：“有文化俘虏之感。”

甚至有人直接反对：“就是不交，一条也不交。”

四、党对交心运动的认识

交心运动爆发后，出于鼓励、支持和引导运动的需要，党内也开展了交心运动。一般由党员带头，主动检查自己，在运动中“引火烧身”。

“事实证明，入了党并非全是真红或者红透。有的褪色，有的粉红，有的还是外红里白等等。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某些共产党员有官气、暮气、骄气，也有阔气、娇气，甚至还有其它的歪风邪气；这些共产党员不正是褪了色的或者粉红色的吗？要想真红或者红透，就要首先引火烧身，烧红烧透。”

北京大学党组织在3月20日召开全体党员动员大会，党员领导同志在会上首先引火烧身。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在大字报中表示要克服领导工作不深入的缺点，并决心教一些政治课。党委第二书记江隆基检查了自己的官气和暮气。党委第三书记马适安批评了学校和党委没有足够地重视对工农学生的培养问题等。

针对党外知识分子，4月25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交心运动是一件好事情。中共中央赞成并且支持这个运动。民主党派不交心，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交心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把六亿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认为，向党交心运动是我国知识分子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把我国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又专又红、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5月17日在江苏省和南京市卫生干部会议上，号召卫生医务人员向党交心：“开展交心运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变革我们政治思想政治立场的起点，决定着今后我们能否实现思想跃进、工作跃进，能否‘又红又专’的关键……现在向党交心运动，是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有把思想上阴暗的东西交出来，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加以分析、批判，才能更加清楚地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才能破资产阶级立场，立无产阶级立场。只有大破才能大立，‘大破’就是要交深交透，把资产阶级思想搞臭，‘大立’就是思想上的大跃进。”

有些人怀疑：“把那些资产阶级丑恶的思想交出来，党会不会信任我呢？会的，交的深透，党是会更加信任的……很明显的，交心彻底，就是证明我们的立场有了根本的转变。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党就会给你更大的信任……要做到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就要改变立场，改变阶级感情。”

天津市红桥区统战部长表示：“能否向党交心，就是能否靠拢党、依靠党、相信党的表现，就是是否把自己心里的话都掏出来给党看看的表现。否则，要求进步只是空喊口号而已。”

五、余论

自交心运动之后时至今日，中国都没有出现独涉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一现象迄今为止仍被许多专家学者所忽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学者，都对交心运动鲜有关注。

学术界对交心运动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

朱育和在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中，根据报纸上的相关摘录对交心运动进行了片段式的总结；罗平汉的《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也依据同样的方法对交心运动有所阐述；此外汪东林（2003）《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党交心》、姜东平（2008）《“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张锡金（2010）《“向党交心”的北大教授傅鹰》、张刃（2010）《“向党交心”前因后果》四位学者分别以某一位历史人物的交心材料为依托对交心运动进行了相关解读。除此之外，交心运动虽曾在一些著作中略有提及，但均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反右运动的研究则已相当成熟，几近妇孺皆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