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理论视角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时间：2021-05-05 07:57:23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上，学者李剑鸣曾指出“新文化史”可以带来四点重要启示：第一，引导我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第二，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间的概念；第三，推动了历史解释方式的变化，从因果分析转向了意义阐释；第四，有助于拓展我们寻找题材和史料的视野。其实，上述四点重要启示不仅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影响，对于历史教学尤其是长期固守单一模式的中学历史教学，更有着廓清迷雾的现实意义。本文就这四点启示结合研究与教学实践，稍作展开论述。

1 “新文化史”引导我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

自兰克史学兴起之后，世界史学关注的多为宏大历史叙事，并力图将历史事实涵括在某条所谓客观“真理”或“规律”之下，更极端的情况是出现了史从论出、主观割裂历史的研究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而“新文化史”不仅注重社会外部的经济、人口、战争、医疗、灾荒等历史因素的變动，更关注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人地关系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这里试举一例。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是较早出版的成熟的社会文化史专题研究著作。她在这本书里申明自己是明确地、自觉地采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上海开口通商至中日甲午战争前50余年间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如何逐渐引起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而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又如何以其约束和规范的力量来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原分属于社会史的领域，社会伦理观念原分属于思想文化史的领域，这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由此可见，关注人的内在体验，可能为我们理解一些常见的历史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就中学历史教学领域而言，当前使用的教材，无论是通史性还是专题性授课，过多注重历史线索的互联以及命定史观的影响，导致历史的知识呈现罗列现象，且历史人物无法鲜活地呈现，很难透过叙述看清历史的丰富、复杂、多样。

2 “新文化史”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间的概念

通常的历史研究，注重的是对“此时此地”的关注，习惯于对重大历史时间或人物作定性分析，包括对历史的分期、年代的界定、起止时间，向来重视所谓历史的开端与结局。而“新文化史”视角更多地是从文化具有连续性、持久性的特色出发，着眼于关注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认知方式和历史时间观念。这里有一个很显明的例子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分期问题，学术界尤其是中外学界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大陆传统的说法，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鸦片战争。而在国外，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诉明末清初甚至宋代的也不乏其人。这里除了要与世界历史挂钩之外，也存在着一个从文化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取向。因为，自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具有近代色彩的一些文化理念与道路选择方面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而且，那个时候中西的接触也已经实质性的展开，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字成果也异常丰富。尽管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无法成为最后的定论，那么，多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无疑会极大地丰富既有的历史研究，也会促进史学的向前进步发展。

历史的时间性观念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比较刚性的，缺乏对既有研究视野和成果的补充。如既有的通史性教材，过度强调以时间为序，从史前到明清，从晚晴到新中国，分期阐述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与得失经验，这种讲述方式对于学生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及优秀传统无疑是优秀的，但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传统、文化特色及精神传承又比较难以形成共识。此外，对于历代典章制度如宗法制、科举制、租税制、官制、兵制、户籍制的介绍，尽管详细而全面，但缺乏对于每种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文化内涵的解释与分析。此外，制度所能涵盖的毕竟只是文化的某一侧面，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也是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侧面。如果能够从这种更具有底层性、基础建构特征的文化因素去解读和分析历史的演进，无疑能够提供更深入、全面的认知。

3 推动历史解释方式变化，从因果分析转向意义阐释

就世界史学的发展而言，二战后形成了两种截然分殊的历史研究模式，一种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历史和社会，侧重于“社会论说”；另一种则采取解释和阐释的路径。新文化史家显然属于后者。在这方面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倡导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不是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这种力图在具体语境中解读意义的方法，给新文化史家以很大鼓舞。也正是在此种学术思路的引领下，传统的历史研究中，那种深究“因果论”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正像彼得伯克在讨论文化史的定义时所认为的，“文化史家的共同基础应该是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这就突出强调了意义阐释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而在中学历史教材的编订方面，或许对于“历史规律”的重视与对于“历史解释”的轻视适成对比。单纯的历史知识罗列与简单的结论概定是目前中学历史教材的最大流弊。

4 有助于拓展我们寻找题材和史料的视野

新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一切具有“符号”及其代表意义的领域，“符号”一词具有多义性，内涵和外延均极为广泛。传统史学最关注的史料集中于史书编纂、政府公文、公私档案、名人信札、日记笔记、杂志报刊等，“新文化史”则将历史研究的材料扩充至日常用品、画像、图片、影像、票据、账薄、家具、绘画、雕塑等实物资料，甚至还有小说、广告、故事、歌谣等过去不被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的文字资料。这种广泛搜寻和使用史料的方式，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巨大冲击和突破。尽管“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深刻诟病，包括史料运用的随意性和对历史现象的过度诠释问题，但瑕不掩瑜的是“新文化史”也确实在革新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开辟史料来源以及从寻常史料读出历史新意等方面，有开拓之功，也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活力，这是值得我们钦佩与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陈桂香. 新文化史学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J]. 教育评论， 2016（3）：150-152.

[2]杨阳. 史学新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D].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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