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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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大“三刊”是“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思想跌宕中生发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国民》、《国故》的研究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失语。无疑，“三刊”在办刊宗旨、文化选择、文学旨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新旧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选择，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不同个性和审美风格，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力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刊物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复杂风貌和多元构成因素，因而对研究新旧文学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是具有参照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空间。
关键词：北大“三刊”；五四运动；文化选择
作者简介：王巨川，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诗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119－06 收稿日期：2011－10－03
北大“三刊”是由北京大学教授支持、学生创办的社团刊物，即《新潮》、《国民》和《国故》。这三个刊物在当时“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现代文学对这三个刊物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新潮》上，或讨论《新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与作用，或论述其与《国故》的文化论争，其他方面关注不多。其原因虽未复杂，但有两个主要方面：～方面是后两个刊物存在时间较短；另一重要因素则是《国故》与《国民》在当时都有倡导传统文化的倾向与对文言作品的选择，特别是《国故》月刊社，更是“慨然于国学论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三个刊物时，就会发现，北大“三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作用各有担当与价值。笔者以为，北大“三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与新／旧文化、政治思想在交锋、撞击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北大“三刊”间的复杂关系中，可以窥见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形态与文化嬗变的现代进程。
一、历史缘起与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现代传媒业的兴起以及文学社团、刊物的发展为处于民族文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言论空间和写作平台。知识精英们积极而热诚地利用各类刊物进行思想交流与文化批判：革命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国家命运与民族存亡等等命题交织繁复，这种集体性的行为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如方汉奇说的那样，20世纪初期新闻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报刊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潮杂志社、国故月刊社和国民杂志社应运而生，这三个社团的创立不仅表现出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和学术态度，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中各种思想、政治、文化等观念的交锋与对阵。对于北大“三刊”，许德珩后来曾评价说：“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鼎足而三’的社团。这三个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中也对这三个刊物做了较为客观的介绍：“《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文化，但绝口不谈政治；与之对立的《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倡导传统文化和旧道德；而《国民》则对新旧文化和道德采取调和态度。它不反对白话文，却一律采用文言撰稿，并且用一定的篇幅刊载国粹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旧诗词。这个刊物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段文字中表明了《新潮》、《国民》和《国故》的办刊立场和文化选择。但也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这种简单而绝对的符号式区分“似乎是有意将这三份刊物对应于五四后知识界激烈争论中出现的‘三条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和新传统主义’。这种各自代表某种主义或路线的‘追认’，显然抹杀了当时北大学生中话语的丰富性”。综观这三个刊物，《新潮》并不是“绝口不谈政治”，《国故》在创办伊始也没有“专门反对白话文”的目的，而《国民》只是早期“一律采用文言”，刊登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也明确采用白话文和发表新诗。这些，显然被后来的历史书写人为地遮蔽掉了。
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一年，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成立新潮社。同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日《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时隔两日，《新青年》5卷6号刊登《新潮》创刊广告：“《新潮》为北京大学发行杂志之一种，其宗旨为(1)介绍西洋现代思潮；(2)批评中国现在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其特质为：有独立的主义；遵科学的律令；以批评为精神，不为不着边际、不关痛痒之议论，总而言之为纯粹新思想之杂志，凡留心学术思想界者不可不读，各级学校学生尤不可不读。”这两则消息，明确地传达了新潮社办刊的旨趣、态度和追随《新青年》启蒙精神的思想定位，与《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论政一论文的合璧堡垒。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傅斯年发表《<新潮>发刊旨趣书》一文，指出：希望借此刊物把北京大学的学术精神传于社会其它部分，达到四个责任：一是渐渐引导“中国同沐于世界文化之流”；二是“因革之方”，即提出改革社会、恶俗和旧生活的方法；三是“鼓动学术上之兴趣”；四是宣传树立科学精神。可见，《新潮》和《新青年》一样，都以鼓吹新文化，倡导新思潮为主。对此，蔡元培认为“《新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燃起一种纯粹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的火花”。新潮社之所以创办伊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做一种永久文化上的团体”，与师长辈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是与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关系的。
就在《新潮》社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北大教授、国学保存会成员刘师培、黄侃与学生张煊、罗常培等人成立了国故社。1919年1月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称“国故月刊社于二十六号(星期日)下午一时在刘申叔先生宅内开成立大会。教员到者六人，同学数十人”。创办社团的原因是“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并于同年3月20日出版《国故》月刊，刊物的宗旨明确简练：“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并且规定，《国故》月刊所登文章全部采用文言，不用新式标点，表明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图挽救”和积极倡导的态度。
国民杂志社创办的《国民》杂志，是在《新潮》
与《国故》之间的另一个学生社团刊物。成立于1918年10月20日，由周炳琳、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发起，聘请李大钊为导师。社刊《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1921年5月停刊。关于《国民》的创办，许德珩曾回忆说：“《国民》杂志是在1918年反日运动高潮中创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几件事对我们影响很深：(1)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模糊的方向；(2)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民族自决的口号：(3)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压迫。此外，胡适在北大提倡白话文、新文学，曾引起一部分学中国文学的人的不满；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但他本人的私生活不甚严肃，有些学生因此不赞成他。所以《国民》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帝，一是写文言文，和《新潮》的白话文对立。因为不用白话文，北大的‘国故派’黄侃、刘师培等教授，都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宣扬国故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在第2卷第1期开始采用白话文撰稿，同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更加倾向于对政治改造国家的倡导之中。对于从政治改造国家的目的，在《国民》的创刊宣言中已然说明。1918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国民杂志社启示”中，明确规定《国民》杂志的创刊态度：因“感于世界潮流变迁之剧，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实为国家前途之一厄象”，所以“爰集同志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日《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旨，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并且在“杂志例言”中提出了刊物的“四大宗旨”：“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国民》杂志最初倡导“国家主义”，是“救国之杂志”。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中说：“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厄，若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椽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因此，在“国家主义”观的影响下，《国民》杂志最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黄日葵1923年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为《新潮》和《国民》做很好的注解，他说：“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扎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
二、思想倾向与文学旨趣
社团刊物因其思想倾向、文化观念的不同，也形成了刊物的不同思想倾向和文学旨趣，因此北大“三刊”在创刊伊始便决定了对文学体裁的选择。
《新潮》在“发刊旨趣书”中说：“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因此相对于“师长一辈”的《新青年》来说，《新潮》所面对更多的是在校学生，它更进一步深化了《新青年》所倡导的主张。有青年就认为《新潮》“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因此，“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位，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也有三分之一”。《新潮》虽然不是纯文学刊物，但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却是明确得很，在1卷1期“社告”中便明确规定“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所以第1卷2期以后每期都发表新小说和白话诗。“对新小说、新诗歌的创作作出了比《新青年》更多的贡献”，同时，《新潮》在理论方面也积极探索和倡导白话文。
白话诗自1916年胡适开始倡导以来，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传统文言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然而他们在提出了白话取代文言的创作方法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去探讨如何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在他们激烈的批判文章中恰恰使用的却是文言。据此，傅斯年用白话文写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就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如何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问题，指出为什么文言应该废弃，因为它“防害知识的普及，并且阻止文化的进取”，不利于打破传统旧思想的壁垒和吸收西方的新思想，用于文学创作则损伤“人化”，而白话文是“活的语言”，“能做进取的事业”，用于文学则“容受人化”。据此，他提出写做白话文一是“取法平日的说话”，一是“直用西洋文法”。虽然他的观点有些偏颇，容易使国语走入“欧化”的境地，但他所主张的将现代生活中口语词汇引入白话文中去，通过“取法平日的说话”练习白话文的写作，同时借助西洋的文法丰富来改造传统语言的构词造句的方法还是有其正确之处的。吴康的《我的白话文学研究》一文，从白话语言“修辞”和“确立文体”两方面探讨白话文的实际应用，他说：“现在做白话文的确有许多，但是真能做得好的也很少。……大家所做的都是偏于说理叙事方面底多，关于文艺上的著作，如诗曲小说之类还很少或有的也不大好。”针对当时普遍人认为做白话文就是“把要说的话写出来就完事了”的错误认识，指出“凡是称为一种文学的著作，断没有不经过修辞的功夫底，不过其中有好坏纯杂的区别就是了。白话文学要是没有修辞的功夫和那‘引车卖浆者之语’同一现成，那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了——现今白话文的著作，或多于修辞一端，未及讲究，所以容易惹人口实……所以我觉得‘修辞’一端，于‘白话文学的研究’问题中，最为紧要。”并提出四种方法：“逼真白话”、“词句要简明”、“语法要普通”和“运用外语”。在白话诗的体裁问题上，他认为“在草韧时代”的文体“还不十分明显”，主张“废除贵族的个人的文学体裁”，“建立平民的社会的文学体裁”。这种主张虽然仍然是梁启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等人提倡的“平民文学”的一种再解释，只是在更加具体的层面来说明罢了，但也对当时的白话文创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写作方法。
针对当时社会上对白话诗的反驳，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一文中也指出，只有改革文学“内心的思想”，才是文学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在《中国文艺界之病根》中，主张变革思想不仅应该扫除语言，而且应该挖掘出“寄托在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