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本改编的合故事性分析
时间：2020-03-28 07:54: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多以色彩造型见长，叙事偏弱。发现好的故事题材，成为他选择改编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为电影的主要动因。本文以剧本改编为线索，分析影片如何从文化背景的转化、人物的精简及情节的设置三个方面针对小说做了改动，最终成就了精彩的电影叙事。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 故事 严歌苓
发现和研究小说是电影导演产生创作冲动，并付诸行动的缘起。所以，从小说创作去窥视一部电影的表现意图，找到导演的表现思路，推测其想法，是可行的研究方法。本文就以导演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为案例，从选材到形成电影的考虑过程做推测性分析，来揭示电影人的创作思想。
市场化与国际化是当今中国电影想要立足的大势所趋，近些年来，国内的大导演们纷纷转型，拍起了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是如此，对于投资、演员阵容、视觉效果、技术等的重视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好评。其中，电影的故事并不能打动人是一个主要的批评意见。特别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虽场面宏大，但故事直接套用《雷雨》的经典桥段，让人觉得该电影形式大于内容。《山楂树之恋》是张艺谋撇开大片思路的转型之作，导演企图回归简单纯净的画面和故事本身，抛弃繁华归于质朴。可是，除了特殊年代人们的恋爱方式成为了一个卖点之外，故事淡得几乎有点无味了。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对于一个越优秀的导演期待值越高之后的求全责备。毕竟，就像任何艺术的形成一样，作品都会留有遗憾美。可见，张导的电影希望叫好，问题不在大片与否，问题在哪儿呢？
“我就想讲一个好故事”是张艺谋这次宣传《金陵十三钗》时公开声明，该声明表达了他在该片创作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导演要解决的首先还是如何用镜头去讲述，选择一个好故事是前提。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严歌苓可能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新闻，以及这些年来文学界对海外华人文学史研究的推动，都使得触感敏锐的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继续将海外经典文学转化为影视作品的传统，以解“内地迅速发展的影视业和文学剧本创作乏力之矛盾”的燃眉之急。从《山楂树之恋》开始，张艺谋导演就开始把剧本题材的选择聚焦于海外华人女作家的身上。严歌苓近年来的作品一直广受关注和好评，之前也有将其小说拍成电影的先例，如《少女小渔》的口碑还不错。她多是以跨文化的视角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矛盾，评论界和学界大有将其经典化的意图。所以，她的《金陵十三钗》吸引了张导。同时，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今天，这些作品里面能发掘出的“纯爱”“文革”“妓女”“南京大屠杀”等吸睛元素，无疑能为票房和文艺传播提供保障。再者，国际电影大奖，特别是小金人是每个导演的梦想，海外女作家作品潜在的跨文化因素和受众广泛度都为改编的电影打开了国际市场。
那么，对致力于写出纯文学作品的严歌苓来说，她更想探讨：性别、种族、尊卑等问题在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下的交织演绎。题材的丰富和深刻，使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严歌苓没有料到她的作品会被改编成电影剧本，从小说本身来看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调整以适应电影艺术的表现。张艺谋到底想拍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比较从小说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修改调整，是了解导演创作意图的一个有效路径。
该片在筹拍期间，请来原作者严歌苓和著名编剧刘恒反复研究故事，不断打磨电影剧本，以使其更加符合拍摄要求。实际上，文化意味对于导演张艺谋来说只是一个电影的底色，好看的电影还是需要精彩的故事情节。仔细读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主人公书娟的故事似乎是在被一个有遥远的时空距离的“她”在追溯，包含了他者的想象和填充。而这个“她”显然有异国后世人的身份——即言必称姨妈书娟的那个叙述者。她以对这段历史不熟悉和好奇的姿态在讲述。但是，张艺谋即使想要该片有西方人的视角，他仍然要首先面对中国的观众。中国观众是票房的保证，国内观众对那段历史十分熟悉，好奇少了些，悲愤多了些。电影改变了小说的多重观照，直接以书娟作为主观视角去讲述那一个故事，这样就淡化了异域认知的问题，成了彻彻底底的中国人民反战的故事。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从小说向电影转变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始终有这样的考虑：这个电影主要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同时又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观众及评论界的认可。所以，整个电影淡化了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和宗教救赎意味，强化了具有普世意味的世俗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成分。
可见，电影对小说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即从跨文化的观照向地域文化的凸显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宗教意味用中国民俗文化替代。《金陵十三钗》这个名字很美，看起来很中国。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前有很多名字，如《石头记》是大家熟悉的。其实，以前也叫过《金陵十二钗》，对书中人物的描写贯穿了佛教哲学的命运观。所以，严歌苓取名之意在于该小说如同《红楼梦》一样都是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严歌苓为什么不干脆写个“十二钗”呢？这也有她的用意。这个很中国的名字中的“十三”是有隐秘的基督教意味的，很多西方的信徒都觉得这个数字不吉利。传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了一次晚餐。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是耶稣的弟子犹大，就是这个犹大把耶稣出卖了，致使耶稣受尽折磨。参加最后晚餐的是13个人，晚餐的日期恰逢星期五，是13日，“13”给耶纸带来苦难和不幸。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13”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严歌苓的小说一共十七节，而教堂里面的躲藏者和日军的正面冲突正好是在第十三节展开，这绝非偶然，而是作者的有意而为。“13”这个数字，西方人看到会马上有不祥的预感，但中国观众大多没有基督教的文化影响，所以没那么敏感。不管名字中包含的是佛家哲理还是基督思想，如果故事本身不做中国观众熟悉的情节处理，或者情绪渲染隔靴搔痒的话，电影的悲剧意味就会少了点宿命感。幸运的是在电影高潮段落，将女人们改妆的过程做成中国办白事的隐喻：窑姐们一一平躺着，让替死人化妆的约翰来依次为熟睡的窑姐们梳化……这个仪式化的处理立刻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了神圣的悲壮，弥补了一些命运的苍凉，没有降格为完全的世俗。
再是，某些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问题被隐去。传教士英格曼神甫在电影中直接隐没，而被一个原本唯利是图的替死人化妆的约翰所取代。一个关于“神与信仰它的子民”的母题直接坠入人间凡世。电影中的约翰不像小说中的英格玛神甫那样，有义务保护教会学校的学生们。约翰假“神甫”的思想转变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被日军摔死在地板上的女学生震慑住了，从而激发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同时，假“神甫”的形象为后来他与玉墨的暧昧做了解脱，不至于亵渎。小说里那个长着洋人脸，却说着地道的扬州话的副神甫法比在电影中消失了，法比在小说中存在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展示他的身份困惑——“是个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问题。在电影中他被整合到了另一个更突出的行为角色身上，这个人是陈乔治。
第二个调整在于相对小说而言，电影强化了与故事密切相关的人物线，将学生群、教堂的人、军人群体都进行了简化，尽量表现功能角色。
小说中，大量的学生之间的嫉妒、拉拢、背叛的描写，似乎在展示她们青春的萌动，欲望的滋长，女性意识的自觉。在电影里面省略了这些内容，导演无意于去拍摄一部有女性主义思想的电影，紧凑地反映故事是他主要考虑的。学生中的书娟成为第一人称和主观视角，做了重点表现。该人物综合了小说中徐小愚的背景，从而引出了其做汉奸的父亲这个关键人物。电影里面书娟的父亲是一个重要的行为角色，依靠他，学生们才能最终逃出去。书娟也因为父亲的重要性，成为学生群体中潜在的“头”。电影中的书娟也融合了小说中徐小愚的美丽，她与玉墨紧密相连。她的好奇窥探，她的明眸善睐和对玉墨的微妙感受，使她成为了玉墨这个人物形象的外化体验者和传导者。军人中，只保留了戴涛少校和受伤的小兵王蒲生。小说中，上士李全友、小兵浦生所连带出来的日本人枪杀五千战俘的故事，他们如何逃出，如何被埋尸人告发，如何被日军杀害被省略了，这一段有明显的史料性。电影模糊历史资料的真实性考证，从而能打磨人物故事的传奇性色彩。这样，故事矛盾集中在了教堂避难者和日本军人之间，戴少校的负隅顽抗成为那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反抗的背影。这样一来，矛盾更多地集中在日本军人会奸杀女性的这个层面上来。由此，窑姐群象从中凸显了出来，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窑姐的众生态和玉墨的一枝独秀成为影片最大的亮点。在电影中，这个问题的激化是随着豆蔻、香兰两人外出找琴弦耳环而死，以及日本兵第一次闯入教堂的疯狂举动而明朗化的，否则所有人都会对日本兵的入侵心存一丝侥幸。小说教堂里面的人，神甫由他人代替，老顾也微微带过，只留下一个法比和乔治的结合体。这个人虽柔弱，还乳臭未干，但却挑起了重要的拯救责任。尤其是后来男扮女装去送死，更增添了一份伟大和悲恸。
最后，电影弥补了小说的一些疏忽，情节和细节的设置更为合理。将小说拍成电影，就是把文字转化为荧幕真实，必须经得起推敲。其实在阅读小说时，是难免会有一些疑问的，电影显然通过一些方法进行了修饰。
严歌苓在其小说中设置十三钗当然有她的意味，但小说中没有特别强调为什么恰恰是那么巧，最后恰恰剩有13个妓女全部顶替女学生？为什么最后去日军那里参加庆功宴的“女学生”必须个个全去？因为小说中日军没有见到女学生有多少人，也没有搜。这一点是小说的一个败笔。电影把这个缺陷给弥补了，电影里面为日军来到教堂的动因做了逻辑的铺设。日军第一次偶然闯入教堂发现有女学生，此为“发现对象”;第二次礼貌地来到教堂听学生们唱歌时点了人数，此为“诱入敌网”;第三次来接学生时又点了人数，此为“全部拿获”。点了人数，是妓女们集体拯救学生的重要情节。电影还让“13”这个数字的交代有偶然、有必然，还有诧然，更合理也更巧妙。偶然于一个女学生被日军当场从二楼摔下来，13个变成了12个;学生在为日本军官合唱时，红菱找猫暴露了假装女生，使女学生变多了一个人，又成13个。豆蔻和香兰外出回教堂时被日军奸杀，使妓女由14个变成12个。必然于最后学生剩12个，妓女剩12个，女学生和女窑姐的人数相差不大，有整体替换的可能。诧然于让乔治男扮女装，解决一一对换的俗套，也成为电影的一个亮点。他的出现似乎象征着，当充满阴柔唯美的南京和暴力疯狂的日军对峙时，是一个具有符号性的救难意识的雌雄同体在调和着矛盾。通过这样设置而出场的金陵十三钗更凄美无比。
另外，小说中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们挺身而出替换女学生赴宴的大义凛然显得有点牵强。那可是送死，每个人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和幻想了。小说却并没有很多文字去展示人性的贪生怕死;玉墨带的这个头，其他妓女有反驳，但写得不多，显得有些牵强。头牌的话就那么一言九鼎？商女就非要以死来证明她们知国恨家仇？还是想为各自在教堂中遇到的“心上人”报仇？小说的分析很少。加之，在小说中女学生们和妓女们始终是非常对立的，她们未必就会那么大方地救这些看不起她们的女学生。电影就针对这些牵强之处做了合情理的改动。电影中女学生们和妓女们没有特别正面的冲突，她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暧昧。学生们对那些风尘女子的美和妖是有些向往的，而妓女们内心深处也渴望做一回圣洁的教会女学生。玉墨后来之所以在关键时候站出来是因为女学生们救了她们。她目睹了书娟掩护姐姐们的行为，那一刻，玉墨和书娟眼神交汇，这就是心领情意。学生们跳楼换清白的事情更激化了妓女们舍身相救的这种可能性。电影的这种处理，缓冲了小说中妓女和女学生人格不平等的争议，而平添了一份知恩图报的大义。
所以，笔者认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就故事讲述而言是有功的，电影从人物、细节和悬念上精雕细琢，情节设置和高低起伏几乎接近完美的黄金比例。张艺谋导演确实在努力讲好故事上尽心投入。电影延续小说的叙事视角，采用书娟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整个故事虽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的组成部分，但是采用了非常女性的私人角度的关照，因而显得封闭而自成一体，凸显了“大事件”中的“小个体”。在形成电影的过程中，主创人员要考虑的远比小说创作复杂，票房收入、艺术品格、文化接受都会非常直接尖锐地表现出来。从故事的一些细腻修改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考虑到了。有人批评其视觉感官化不够深刻，但“光影艺术”若像文学那样去要求，实在是求全责备;有人批评其叙事太“奥斯卡结构”，但这种结构风格恰恰是古典叙事的极致美;更有人批评其宣扬了人格不对等，消费了情色，如果这些人认真看了小说，他们就会发现电影已经改善了很多，收敛了很多。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付飞亮.“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2（4）.
[3] 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 者：徐 江，文学博士，四川音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传媒。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