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学生成法

一

关于历史文学创作的研究和讨论，总是难以绕开对历史与文学这一基本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由此造成众说纷纭、很难定于一尊的历史文学的概念界说。研究者和评论家依据作家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关系的不同处理，依据历史文学作品中史实含量的多寡和虚构笔法的轻重，将当代历史文学创作分类为“重史”、“重文”、“史诗”、“戏说”等不同文本形态。在创作和接受均崇尚自由多元的时代文化语境下，诸种文本形态的自由共存和读者各种趣味取向的满足，实际上已经消解了关于历史文学概念的争论意义。

历史文学，按照汉语言的语法顺序，当然是“历史”来修饰“文学”，历史文学讨论的逻辑起点理所当然是——文学。人们在理论上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类型，它所涉及到的史实内涵并非纯粹的历史学问题，说到底，历史文学一定是文学而非历史。但从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所谓“重史”或“重文”的区别，也不仅仅是一个作者如何选择、取舍、运用和改造史实素材的问题。历史，从来都是历史文学写作的应有之义，是作者的写作诉求和写作目的之一。文学，在不少作家那里，被当作历史书写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话语或历史文本，“文学历史”无疑是其中不可忽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诸种历史文学写作、包括历史影剧制作的经年盛行，至少可以说明人们对历史题材的兴趣，而真正关注历史的读者，也更乐意从文学的门径走进历史。我们称之为“文学历史”的这种写作，固然总是被文学圈内人批评为史料有余而文采不足，或者质疑甚至否认它的文学属性，但是，作品可观的发行量和庞大的读者群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作家将呆板的史料转换成生动的文学图像，成功地将读者引领到历史活动的现场，进而完成对历史的了解、把握乃至反思。

这样的作家当然是屈指可数的。他们是作家，但首先应该是历史学家，他们尊重乃至敬畏历史，永远不会避重就轻地“戏言”历史。在所谓“带着镣铐的舞蹈”中，这样的作家带着更为沉重的历史的“镣铐”，于是，文学的“舞姿”能够做到规范而不变形已属不易，倘若要“舞姿”轻灵飞扬，“舞者”将如何辛劳，“舞蹈”将如何艰难？想想真是不可思议。以从业文学的角度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选择。

在对当下历史文学的有限阅读当中，笔者看到两位作家，海峡两岸的唐浩明和林佩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诠释”为写作方向，他们坚守着“文学历史”的写作立场，沉潜数年苦心经营，终于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杰出成就。比较讨论这两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应该是一件有意思、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

唐浩明和林佩芬均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绩。唐氏三部长卷《曾国藩》、《旷世逸才——杨度》和《张之洞》，林氏三部大书《努尔哈赤》、《天问》和《两朝天子》。两位作家是在几度磨练和反复的铺展中，将自己的写作理念和史家笔法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各自的写作路数和文本风范。1984年，供职于湖南岳麓书社的唐浩明接受了承担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的任务，在对曾国藩及其相关时代的大量史料的研读中，唐浩明从撰写研究论文进而考虑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研究专著，最后决定创作一部人物传记式的长篇历史小说，截至小说出版，历时8年。《曾国藩》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也是唐浩明潜心研究历史人物曾国藩的过程。从史学研究出发而进入文学创作，决定了唐浩明历史小说的写作路向，首次操刀长篇小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家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准确和深度的把握。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创作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本身而不容忍对历史的肆意编造，他尊重史实考证，尽可能地将历史研究的成果纳入小说内容当中，以小说化的历史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使得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传播历史的媒介，起到了另一种历史读本的作用。《曾国藩》当年在读者中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显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可以比拟的；小说一度成为政治界、经济界渴望有所成就的人士的必读书，显然在于《曾国藩》提供的“另类”历史和作家对历史人物的全新理解与诠释，满足了读者多层次多向度的阅读需求， “《曾国藩》热”成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从《曾国藩》到其后的《杨度》和《张之洞》，读者持续获取着作家在历史与现实双重反思中的凝重思想果实，也领略了历史与文学结合的另一种写作范式。

与唐浩明从研究走向创作有所不同，台湾女作家林佩芬在二十岁时就因一部精致典雅的《洞仙歌》而驰名文坛了，出于对自己更为神圣伟大的文学生命的期许，她弃绝小女儿美丽感伤的情怀而步入历史小说写作的悲壮进程。满族家世的渊源，从小打造的历史文化功底，可谓得天独厚，但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起笔《努尔哈赤》，十八个春秋才得以完成。“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收集各种史书，仔细的阅读，反复的思索；努尔哈赤一生的事业在我的心中激荡成一股澎湃的巨流，既使我受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也令我在再三思索后，追求、寻绎着他生命中的真谛。”① 用将近二十年时间创作一部历史巨著，期间可见作家钻研史书、寻求探访史迹、史家的艰苦过程。作家收集各种史书典籍，仔细的阅读，反复的思索，研究和书写努尔哈赤，也成为作家一生的事业。从《努尔哈赤》的写作到《天问》、《两朝天子》的相继问世，女作家“自己早已成为明清之际的一分子”。说林佩芬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明清历史学家，应该不是夸饰之辞。林佩芬不仅不惜笔墨铺写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描绘各有来处的历史事件，同时在故事营构中重视历史考据，并列出翔实的注释加以印证。这些考据和注释并非可有可无，它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加深了读者对所述历史的信服。事实是，当林佩芬完成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时，同时也呈现给世人一部别具一格的史书。有历史学家认为，林佩芬的历史小说“作为文史的偏师，或视作一方文献的总集，都并无不可”，“是充满文学活力的作品，也是蕴育史学生机的作品”。②

唐浩明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同时又喜好文学，他感受到小说刻画人物的优势，即以小说的手法来书写历史人物，期望在历史和小说之间达成一种自然完满的结合。而在林佩芬那里，则经历了一番改换志业的心灵风暴的冲击。史家气魄、史家眼光以及修史笔法，并非轻易得来，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女作家，除了传统文化的浸润，文史学识的积累，更难得的是能秉持一份高远宏阔的理想。林佩芬选择“历史诠释”作为写作方向，一方面要完成“鉴往知来”的史家使命，另一方面意在创造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书写文体，她明白说道：“采用小说体诠释历史，与其用‘文体’、‘类型’的词语来界说，毋宁说，这是我私心中所潜藏的另外一个崇高的理想——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文史哲’合一，我期勉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③。可见，林佩芬在转而进入历史书写的时候，有着自觉的文体创造意识，以林佩芬的写作经验，她当然知道小说作法是怎么一回事，但期望小说能够承载史家胸中的大历史，也依然面临文体类型和叙述方式的全新挑战。唐浩明由历史而文学，林佩芬由文学而历史，他们从不同的方位出发，有意无意之中，遇合在太史公的麾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现代“文史哲”合一的写作范式。

“历史诠释”或者“文学历史”的写作，一定是以“史实”和“寄托”为核心。他们的创作与历史的“胶着”关系，带有一种“方向”性意味，显示着弃绝潮流的个性化姿态。这种自我坚持的另一表现，就是作家所葆有的历史忧患意识和现实使命感，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史家胸怀，这其中也融入了作家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独到的心得。林佩芬追求“淑世”、“致用”、“鉴往知来”的写作境界，她“避轻就重”进行“历史”选材，将眼光牢牢盯在重大史实和重要人物身上，因为只有兴亡史事和居于兴亡之际的英雄人物，才能体现出历史演变的规律，提供鉴于来者的经验教训。她决心让自己笔下的历史，成为足以照见今世的明镜。从小说的选材与故事营构当中，足见作家的历史观。与林佩芬正面强攻的写法相比，唐浩明则是独辟蹊径。他同样推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甚至希望通过对晚清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的分析，与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共振共鸣，产生直接的借鉴作用。在写法上唐浩明主张锁定一个人物，由一个关键性历史人物来带动广阔的社会场景和历史进程，基本属于人物传记式小说。作家自己曾明确表示，他不写帝王，也不专写名臣，而是着力描写民族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表现他们在动荡年代的思索和忧虑以及为改变现状付出的努力。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是有共同性的，作家说：“曾国藩、杨度和张之洞都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年代。其时内忧外患，危难重重，他们本身也深具影响力，都在深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且试图改变这命运”④。这些身处特殊的历史位置的特殊人生经历，往往显映着历史和现实中共同的“文化症候”性问题，如此才能恰到好处地承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寄托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现实情怀。所谓“文史哲”的合一，就是利用小说非凡的合并包容能力，将自己对历史的哲学性思考纳入小说家的笔下，这样的历史小说，当然不可与“戏说”历史、“清谈”古人的娱乐消费文本相比量。从唐浩明、林佩芬两位作家写作态度、写作历程和呈现给读者的厚重作品中，我们读出的是中国历史的辉煌与沉痛，读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怀抱与精神执守。

三

在评论家和研究者看来，大凡“重史”的写作，因为偏重对历史事实的忆述，易于出现拘泥之病。如何将历史小说化，如何处理史料与小说虚构的关系，如何通过小说手法赋予历史人物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应该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关键问题。唐浩明与林佩芬两位作家顺应历史文学写作的一般步骤，首先扎实刻苦地研究史料，把握基本的历史形象，以此为文学创造的基础，然后“衡情推理”，进入联想创造阶段。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十多年扎实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作为创作准备，他们永远不会离开“历史阐释”这一创作核心，换句话说，他们在坚守“史”的阵地的同时，尽可能地追求“史与诗的完美结合”。当台湾历史小说创作出现脱离史实的趋向时，林佩芬毫不犹豫地返回历史，表现出对史料的异乎寻常的钟爱。她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小说家而言，创造自由的发挥，艺术个性的张扬，首先体现在对丰富复杂的历史素材的把握，重构历史，激活历史，生动历史，并在其中实现作家独特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都首先取决于作家对历史的研读的广度和深度。而当唐浩明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的长篇巨制时，正值大陆“重写”历史、“戏说”历史的创作风气甚嚣尘上。唐浩明自觉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他对文学的虚构权力和创造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为操作原则，他曾说：“我一贯认为，历史小说的虚构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毫无根据地凭空臆造。虚构的事，虽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但却是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将虚构的成分置于整个小说的历史氛围中是浑然一体的，令人信服的”⑤。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推演、联想，尽可能写出“可能发生的历史”，变相对单一和静态的史料记载为丰富、饱满而鲜活生动的文学故事和形象，从而完成符合历史真实的文学创造。

于是，寻找并牢牢抓住史实与小说的契合点，应该是以文学生成历史的关键。真正熟读历史和深刻理解历史的人，才知道历史本身是多么丰富复杂，也相信依靠史实素材，同样可以有精彩的艺术呈现。实际上，正是由于史料提供了种种故事头绪，正是由于作家以史实为源头进行艺术联想，才使得小说内容显得如此丰富庞杂，焉知这种多头发端加上连环套式的情节推演，比凭空构想的故事更为真实生动。看一看唐浩明、林佩芬小说饱满的容量，塑造人物时情节、细节运用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依靠飞驰想象而写就的纯虚构小说。可见，史料限制的另一面却是史料提供的巨大延展空间，如果作家能够主动地操控和利用史料而不是被史料所操控和压迫，神游于史料当中的作家反而可以取得更大的创作自由。能否从历史记载当中获取契合小说艺术的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能否将历史的复杂精神和作家的独到心得通过小说传达给读者，相当程度上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史识功力，所谓以“戏说”“重写”增强文学性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史识的贫乏与洞见的阙如。

小说阐释历史一般是在两个空间里交错展开，一个是史实的空间，一个是人物性格的空间，而后者恰恰是小说艺术的优势，也是历史与小说抵达“双赢”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作家会很执著地抓住历史与文学的这一契合点，将历史的人与文学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突出强化二者的契合因素；另一方面，既清楚地看到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别，进而利用各自的优势互相取长补短。历史编纂往往更偏重书写社会历史，而历史小说则更注重书写人的历史，史书中的人是相对定型和简单化的，而历史小说中的人是个体的复杂的，于是，文学形象一定是活动在历史书写所提供的阔大而厚重的社会背景中，而历史又一定在作家联想创造的笔下成为有生命的人的历史。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的创造性转化，会不期然地使文学形象神奇地接近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且活生生地映现在读者的眼前。这样既抓住人物来还原历史，又通过塑造人物切中了小说的本质特征。历史和小说的双向互动由此而完成。

唐浩明写小说的想法来自于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他觉得与其写一部属于历史研究的人物评传，还不如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因为曾国藩这个人物的个性极为丰富复杂，他的生平极具传奇性，围绕这他身边的一群人物也都性格鲜明，人物评传可以言必有据地勾画出他一生的经历行事，还可以深刻地评述他的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但不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能鲜明地展示他的神采风貌，最终不能托出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来。这是人物研究著作的致命弱点，而这个弱点，恰恰是小说所要力求克服的。”⑥ 作家看重曾国藩身上所承载的历史内涵以及与所处时代的矛盾纠葛关系，也看重后人对他褒贬不一的复杂评价，这一切又都落实到这个人物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特点。作家正是看到曾国藩性格的文学特质，才觉悟出不动用小说的手段不足以写透写活这个历史人物。虽然从作家的主观愿望来讲，并没有想要创造一个虚构性很大的艺术形象，他只是想用自己的笔复原一百多年前那个真实生活过的历史人物，但不藉以小说的力量却断然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张之洞》的创作也是同样，作为晚清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足以托起作家所要展现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张之洞身上又沉淀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在野意识，他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思考和探索，由于距离的存在而更具理性，更具警醒作用。同时，更令作家中意的是张之洞那多姿多彩的传奇性一生，那过于特殊的人格气质和个性情感。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极具典型性的一个，又是性格极具个别性、矛盾性和悲剧性的一个。早在写作《曾国藩》时，唐浩明就有用小说来反思洋务运动的动念，但倘若没有张之洞这个鲜活的人物性格的吸引和促发，无论动念如何萦绕心怀，究竟难以落到实处。这就是文学的不同之处，文学，首要的和重要的，是需要形象。以人物穿起作家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而人物性格的成功刻画，就成为历史小说的文学眼。在这里，作为史学家的唐浩明和作为文学家的唐浩明显示出一种携手合作的姿态，作家相信历史和历史人物本身的丰富复杂，是小说写作可以充分运用的有效素材资源，相信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底色具备着毋庸置疑的人性魅力，并呈显着巨大的文学创造空间。

20多年的严肃历史文学写作，已经形成了林佩芬在明清史学方面的一家之言。林佩芬同样在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寻求历史和小说的契合点，但比之唐浩明的传统写实笔法和较为稳健、节制的人物内心表现，林佩芬的文学观念更为开放，她将现代小说的精神分析、心理探照手法运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大大强化了历史小说对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探索。这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林氏独有的创作特色。林佩芬对历史人物真实深刻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了这种可称为深度心灵化的写作笔法。《努尔哈赤》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努尔哈赤和万历皇帝，他们的命运和与之相伴随的国运的兴衰沉浮，都与他们的人格气质和心路历程息息相关。努尔哈赤热情、冲动，但同时又冷静、理智，他将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母亲的“爱新觉罗氏是为定乱安邦而生”的声音，当作永远的耳提面命和精神力量的终极源泉，努尔哈赤“具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自我要求和自我克制力，使得他既刚强且坚忍”，他的多重性格统一于符合于时代对一个英雄和明君的要求。万历皇帝本性聪明睿智、仁爱而明达，但十岁即位后被严加管教，缺失了母爱亲情，性格一步步扭曲，亲政后出自心理上的反弹，不惜以江山社稷为代价，放纵自己，不理国事，终于将明王朝推上绝路。作家在对比之中，挖掘出努尔哈赤和万历皇帝一生行为的心理依据，指出少年时期的情感教育对他们人生状态乃至帝业成败的重大影响。《天问》当中对崇祯皇帝精神病态的分析及其与明王朝覆灭的关系阐释，也是入木三分令人叹服。作家动用了现代心理分析手法，进入灵魂层面的探索，目的在于揭示出历史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将历史的变动与历史关键人物的灵魂迁延变化联系起来，真正描绘出人的历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