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应不没心血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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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古都南京，繁华的长江路292号，每天都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这里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南京总统府。这里曾是明代的王府、清代的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的天王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
现在的总统府门楼始建于1929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方古典门廊式建筑，“总统府”三个金色的大字格外耀眼，显示着非同一般的威仪。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个雄浑大字的书者就是云南大理剑川人——周钟岳。1948年5月20日（民国三十七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需在全国甄选书法家书写“总统府”匾额，众人公推时任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先生的书法。不仅是因为先生的字雄浑厚重，大气端庄，更是因为先生庄重正直的人品和书法一样为世人所景仰称颂。
周钟岳（1876-1955年），字惺甫，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县人，他一生经历了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时代，先后任清朝云南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两级师范教务长、民国云南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军政府秘书长、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代理省长、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周钟岳先生学贯中西，历官数十，经历复杂，活跃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不群不党，同流而不合污，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他是20世纪初云南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代表，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和栋梁！
一
清光绪二年（1876年），周钟岳出生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城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剑川浓郁的儒家传统文化耕读之风的熏染下，周钟岳自幼跟随父亲和舅父学习《三字经》、诗词格律和书法，10岁起师从地方宿儒段野史学习儒家经典，随后进入私塾学习。周钟岳从小勤奋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光绪十七年（1891年），16岁的周钟岳在童子试中一举夺魁，至丽江府应考“经古”场列第一，参加了当年的大理府院试，成为秀才，苦读三年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的乡试中却抱憾而归。成家立业后，周钟岳开始肩负生活的重担，一边做教书先生，一边在金华书院继续读书。幸而，刻苦聪慧的周钟岳得到同乡先贤赵藩的赏识，被收入赵藩门下，结下了两人一生的师徒之谊。
赵藩（1851-1927年），字界庵，晚年自号“石禅老人”，剑川向湖村白族，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赵藩五岁读书，过目成诵，有着神童之称，22岁的赵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取得优秀的成绩。光绪元年（1875年），赵藩参加乡试，中云南省第四名举人，出任易门县学官，后又任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僚，以书法崭露头角。光绪十四年（1888年），岑毓英重建大观楼，特请赵藩书写孙髯翁大观楼长联，笔力浑厚苍劲，深得颜真卿笔意，与孙髯翁的“古今第一长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藩出任四川酉阳知州，此后15年一直在四川宦游。在川为官期间，他体察民情，秉公办事，被百姓称为“赵青天”。更为难得的是，赵藩不忘提携后辈，非常关心后学，甚至因为惜才摒弃家族恩怨对周钟岳给予勉励和指点，也发掘出一位光耀半个多世纪的杰出的白族政治名家、文化大家。周钟岳不仅深为感激赵藩的知遇之恩，在长期的相处中，赵藩的才华、学识、人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周钟岳，将赵藩奉为宗师，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榜样，一生践行赵藩“践履笃实，志趣远大”的治学精神和先做人后为官的理念
受赵藩提携，周钟岳前往大理西云书院继续深造，然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光绪随慈禧太后出亡西安，各省乡试停办，周钟岳充满了对国家蒙耻的悲愤和报国无门的痛苦，也充满了他在诗中多表达的“无路请缨辜壮志，学书学剑计都差”的迷茫。
幸而，在由四川卸任知州回乡的赵藩的建议下，周钟岳随赵藩入蜀，一边协助老师处理文牍一边继续苦读。随后几年，周钟岳一直跟随赵藩，除了担任文书还协助赵藩兴办新学，也对民生多艰有了更多直观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周钟岳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乡试，高中第一，成为云南的末代解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行将就木，已接触到新学的周钟岳在赵藩的支持下另寻新路。1904年，周钟岳前往日本弘文馆留学，师范毕业后继续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
此时中国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周钟岳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日本期间，周钟岳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学的学习中，在学习之余汇编《师范丛编》10卷，辑译了日本学者松村介石的《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卷。关心时事，博采中外图籍，與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从事译述，编辑出版了当时有益于匡时救国的进步文章，还参加云南同学创设“云南杂志社”并任总编，写就《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撰写《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及《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等论文。
日本留学的经历，让周钟岳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日本教育的差别，也让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教育的理念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将教育视为振兴中华的根本，教育救国。
二
怀着远大的胸襟抱负，1907年，周钟岳回到云南，任清朝新学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内容。教授心理学的他还自编授课讲义，认真细致地备课，采集中外学术精华，融东西方伦理为一体，见解独到。凭借出色的教学水平，周钟岳很快升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建设，厘定规章，扩充校舍，编次学级，添聘教员;并函请云南求学于北京、日本之教育人士还滇襄助，两级师范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培养出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极大地充实了全省各地办学师资。随后，周钟岳开始参与全省的教育行政管理，先后支持创办昆明女子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堂，确定推广小学、养成教育、整顿学风、注意实用四大端。坚持救亡必先教育启蒙的信念，成为云南新学先导，努力改造云南旧式教育，积极倡议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发展义务教育和边地民族教育，为极为滞后的云南省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文化救国思潮的推动下，周钟岳和秦光玉等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将提学司学务公所和昆明五华、经正、育材3个书院藏书的副本整理出来，成立云南图书馆以启迪民智、促进文化知识传播与教育、培养文化人才，这是云南历史上首座官办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火威胁，承担起云南文化教育复兴大业，在云南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0年，周钟岳还聘请自己的老师赵藩出任馆长，在动荡的局势中克服经费拮据的重重困难编辑刻印大型宏伟巨著《云南丛书》，搜访珍贵的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作为白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周钟岳的不朽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各民族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