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中国散文排行榜”
时间：2020-04-27 07:57: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散文选刊》推出“1998中国散文排行榜”算起，至今已经5年了。不能否认，从这几年的“年度报表”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但是。“浮华背后是苍凉”，还是透过这份排行榜，我们也看到了些许的悲凉。
悲凉之一，在这个钟爱“跳槽”的年代，“游击队”整编了“正规军”。90年代以后，许多其它“行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等纷纷“改弦易辙”进入散文阵地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排行榜”的一长串获奖名单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曾经十分熟悉的身影，有小说家，有诗人，也有著名学者、教授等。他们有的以“玩票”的形式进入了散文阵地，有的以“两栖”或“多栖”的身份进行散文创作，其发展势头远远盖过了专业散文家，比如余秋雨和周涛，就获得了“南余北周”之称。学者余秋雨开创的“文化大散文”所引起的轰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于1992年开始先后推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为当代散文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天地，尽管人们对此褒贬各异，但他对于当代散文的发展与创新所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诗人周涛也在散文阵地拉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从第一部散文集《稀世之鸟》(1990年)的出版，到《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获鲁迅文学奖，到三卷本《周涛散文》(1998年)的面世，他的散文的影响已超过了他的诗歌。诗人拜伦曾经说过，诗人写散文是一种堕落。然而，写散文的周涛不仅没有堕落，反而找到了一片更能表现自己才华的天空，并以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对当代散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被誉为“站在诗的肩膀上摘取散文硕果的散文家”①。其他作家也不例外。曾经在80年代以小说《高山上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蜚声文坛的李存葆90年代也不甘示弱，在“变一种调子歌唱”之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祖槐》、《飘逝的绝唱》、《散文三题》和《东方之神》连续4年荣登排行榜也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其他“两栖”或“多栖”作家、评论家，如贾平凹、冯骥才、林非等，近几年来在散文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此一一列举。这是散文的大幸，毕竟在沉寂多年后散文终于也可以扬眉吐气了。但这种情况对于散文家们又未必不是一种压力，一种悲哀。因为参与散文创作的“游击队”越多，“正规军”被淹没、吞并、整编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是否也是散文的悲哀呢?特别是当散文越写越长、越写越杂、越写越乱的时候……由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一景象背后的诸多隐患。
悲凉之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相同”。5年中，年年上榜的有3人，他们分别是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卞毓芳和《美文》总编贾平凹；连续4年榜上有名的1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存葆；连续3年榜上有名的3人，分别是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著名作家冯骥才和横说文坛的评论家雷达；连续2年榜上有名的5人，分别是著名学者余秋雨、《文艺报》文艺周刊主编冯秋子、著名作家史铁生、辽宁省作协主席王充闾以及大将军朱增泉。以上共计12人，占去了5年来“中国散文排行榜”的半壁江山。无怪乎每逢“中国散文排行榜”问世，人们就会惊呼：怎么看怎么像领导者的年度成绩表!对照一下这些数字、这些头衔，我们也不能不有此共鸣。表面看来每年的“排行榜”多则20人，少则17人，确实是一份不小的收获，但是，倘若抽去那些“跑龙套”的小字辈，剩下的精华部分就单调了许多，也大大地显出了老态。
况且，那些能够挤进这个行列“跑龙套”的小字辈大多数也离不开前辈们的提携。曾经挤进2000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被台湾著名评论家林贤治先生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散文家”②的刘亮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1998年4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后，三千册书成为仓库中老鼠的粮食，但是，当《天涯》杂志请来李锐、蒋子丹、方方、李陀、南帆等为其呐喊助威之后，随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随后便是《北京文学》在编辑年度文学排行榜时，再次编辑了他的这组散文，著名民间出版家牧歌不仅亲自撰写了《“乡村哲学家”刘亮程》一文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而且还向全国二十多家大报推荐了刘亮程，《散文选刊》、《三秦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大河报》、《太原晚报》、《重庆晨报》、《深圳晚报》、《济南时报》、《文汇报》等媒体先后以整版篇幅向社会“推销”刘亮程。如此一来，刘亮程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获得成功，三万册图书一售而空。与刘亮程一样幸运的还有2001年“中国散文排行榜”中的谢宗玉、唐兴顺等。但这样的成功本身就掺杂了许多的悲哀，毕竟如此幸运的“小字辈”太少了。
悲凉之三，如此“排行”，散文将何以堪?1992年贾平凹在《美文》的《发刊词》中提出：“散文是大而化之，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而贾平凹所提倡的“大散文”之宽泛性随即遭到了以刘锡庆为代表的“艺术散文”派的反对。1996年，刘锡庆、蔡渝嘉在《当代艺术散文集粹·跋》中指出这是“对‘现代散文’(文学四体之一)的一种倒退”，其最大弊患就是：“使散文的‘范畴’无从界定，使它继续成为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驳杂纷乱文体的一个‘收容所’和‘大杂烩”’，“再这样‘大散文’的纠缠，散文必死无疑”。本来，这种争论对于净化散文文体特征、明确散文文体规范应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散文排行榜”大多数篇目属于“大散文”。其中1998年高居榜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梁衡的一系列以政治人物为抒情对象的代表作，这类文章从严格意义上讲更像政论或者报告文学而非散文。卞毓芳的《煌煌上庠》更像一篇小说。而从篇幅长短上看，绝大多数上榜文章都在上万字，李存葆的上榜作品《祖槐》(1999年)、《飘逝的绝唱》(2000年)各三万余言，大有把散文推向中、长篇之趋势。篇幅长、题材大、形式杂是“排行榜”选定篇目的重要标准。这无疑给散文创作趋长化注入了一针“兴奋剂”，“长篇幅散文”也愈来愈多。看着这些洋洋洒洒动辄上万字的获奖作品，看着这些大部头的散文巨制，不禁怀念起那些短小精悍、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陋室铭》、《小石潭记》、《荷塘月色》、《纪念刘和珍君》……不知道这样的散文将来还能否被认作散文?不由得再一次想到了刘锡庆先生的呐喊：“再这样‘大散文’的纠缠，散文必死无疑!”③。
我们也可以听听上榜者的声音。卞毓芳先生说：“我的成名作就是写北大的，名字是《煌煌上庠》(1998年)，却有‘散文小说化’的倾向”。余秋雨也说：“我是一个在毫无文体思想准备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所谓的散文圈。我首先遇到的是散文的无法定义，我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我是在写散文这个现实。我用普通人都能读得懂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一些文化观念，在出行的过程中，我写了一篇篇这样的东西，后来被大家称之为散文。我说我没有写散文，我只是在写文章，散文没有这么长的或者散文没有这么多的概念在里面。现在，我对散文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既然边缘状态的写作根本不可能遣词造句，不可能让我们抒情，也不可能查资料的情况下，散文就可能是你生命边缘性质的符号和报告。我为自己的文章做了定位，永远是边缘地带的，充满危机状态的一种无奈写作。”一种“散文小说化”的创作，一种“无法定位的边缘地带”的尝试，一种作者自己都无法定位的文体，却被“散文排行榜”评了奖，定了位，这是否有些可笑?如此下去，散文将何以堪?
综观5年来的“中国散文排行榜”，我们喜忧参半，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和理智。当代散文在经历了古代散文、现代散文的洗礼、沉淀之后，在经历了30年代的奋起、80年代的反思之后，终于在90年代步入了一种真正属于散文自己的自我、自由、自然的创作氛围，这是散文界应该感到欣慰的，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个纷扰复杂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形式的“排行榜”、“创作奖”都应该保持一份豁达、一份清醒和一份矜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散文在良性循环中健康地发展。
注释：
①徐治平：《九十年代中国散文扫描》，《新散文》(电子)2003年7月23日14：25：23。
②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第74页。
③刘锡庆等：《当代艺术散文集粹·跋》，《当代艺术散文集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作者系泰山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副教授，本文系“泰山学院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