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数字不能完全取代胶片，要在创作中做合适的选择
时间：2020-09-10 07:57: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年创作、一年拍摄，保持2年一部电影的贾樟柯，今年为观众奉上了联合金砖四国导演共同创作的《时间去哪儿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贾樟柯自己认为是“让观众一口氣看了四部不会被引进的进口电影”，但是观众似乎不太买账，《时间去哪儿了》不但口碑不如前作《山河故人》，票房也差强人意。不过时间是个让人着迷的话题，在对贾樟柯的采访中，他谈到了对时间的理解、对新作的展望，还有对数字和胶片之争的看法。
电影里的《逢春》篇幅很短，应该拍得很快，也没多大的创作压力吧？
贾樟柯：《时间去哪儿了》其实看赵涛的脸就知道时间去哪了，到了《逢春》已经开始当妈妈生二胎了。去年年底准备拍《时间去哪儿了》，我没想到会占用我很大的精力，本来觉得是短片，短短的小品，拍出来和其他四国的同仁互动，像当代艺术展，策展一样，但发现投入的精力还是很多的。拍《逢春》我们拍了三周。虽然篇幅短但时间特别难安排，碰到下雨啊、刮风啊，不像长片下雨可以拍室内，拍这部短片，下雨我们就只能等。三周的时间对于一部短片来说其实是挺长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也要协调其他四国导演。我发现大家都很投入，之前这种主题的确定也花了好长时间，想了好多主题。最后五个国家的导演都觉得“时间去哪儿了”是最当下性的生活感受。所以这部作品花了我太多时间，而我筹备的另外一部片子《江湖儿女》就推到了下个月开机。《江湖儿女》就是之前的《金钱与爱情》。这个故事是从2001年开始，山西矿区的一对男女很狂暴的爱情故事，已经确定是赵涛和廖凡主演，今年夏季也做了试拍的工作，这次想尝试多种摄影器材，会有六种摄影器材来呈现不同年代，包括中间主题是胶片拍摄，做了大量的试片，到11月正式开拍。《江湖儿女》其实是费穆生前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但是写完之后他没拍就过世了，之后是朱石麟导演把它拍了出来，是一个马戏团的故事。整个剧本写完之后，我突然想起这个片名，觉得在当下这个动荡、有很多变迁的生活里，特别适合我这个故事，确实里面的人物涉及到曾经很灰色的生活，也是江湖人物，最后就定名成《江湖儿女》。
用六种摄影器材，还包括胶片，但现在大的趋势是数字将逐步取代胶片，怎么看待胶片未来的发展？
贾樟柯：我觉得只说半句是不对的，比如数字是无法取代胶片的，同样，胶片也是无法取代数字的。虽然都是记录影像的载体，但它们有各自的优势，对我来说也并不是谁取代谁的概念，就像画家一样，你突然多了一支笔、多了一种颜色，并不是一支笔取代另一支笔，而是在你创作的时候多了一种选择。所以我从2002年的《任逍遥》开始到《山河故人》，全部是用数字拍摄，那时候数字刚刚崛起，我特别喜欢这种新的媒介。特别是它对现实生活的快速反应，可以迅速的把素材拍下来，可以摆脱电影大工业的束缚，特别适合我那个阶段的创作。但到了将要开拍的《江湖儿女》，主体又用回了胶片，是因为那个段落需要胶片特有的景深和色彩还原，那我就再用回胶片。之所以没有都用胶片拍摄，是因为不同年代的质感和人物的命运走向是适合多种摄影器材呈现的，对导演来说应该在技术的选择上有更自由的可能性。
其实五个短片组成，但我可以理解不同短片有不同的色彩，但为什么画幅都不一样？
贾樟柯：确定主题之后，我们有过两个约定，一个约定就是时态的约定，能不能拍古代？科幻？未来？做了很多讨论，最后五个导演觉得古代就不用拍了。时间去哪儿是很当下性的感受，就确定可以拍现代和未来以及科幻，我以为只是简单的约定，没想到南非导演真的写了个软科幻的片子，想象力很丰富。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约定了摄影器材的底线，不能低于怎样的技术格式，在这个标准之上都可以，所以每个导演有自己的自由，拍4：3也可以，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画幅。
说好不拍古代，但《逢春》还是将武侠的元素放了进来。
贾樟柯：这个有点像一个思维渐进的过程。刚写剧本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我想拍二胎是因为主题确定之后，那个时候身边很多朋友在谈论二胎的问题，我的年龄跟电影里面的角色差不多，也到了想生一个也可以，再等几年就没机会了。很多家庭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的两个孩子在聊，他们都是独生子，在说有个弟弟妹妹会不会更好，讨论的很认真。这件事确实影响到小孩子都在讨论。当然朋友们都在调侃，有担心年龄的，又担心经济收入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和年龄有关、和时间有关，人在时间面前是很被动的，时间把你推倒30岁的时候你需要面对30岁的问题，到了40岁的时候有40岁的问题。每个年龄段生活都是新鲜的，人到中年的年龄段面临的是生活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艰难，于是我就想写这个。但是写的时候我在想故事应该发生在哪里呢？我觉得应该发生在内陆比较传统的地方，如果是北上广深，生育观念改变很大，有很多丁克家庭也不想要孩子，把这种渴望再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放到传统的地方，可信度和融入感会更好。
于是就想到了去平遥拍，因为我总在平遥取景，很喜欢那，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平遥一方面很古老，一方面旅游气息又很浓厚，到处都是演出，我就想那这一男一女可以是演员的身份。在当地有一个表演叫“又见平遥”，当然没有武侠剧，武侠剧是虚构的。虚构武侠剧一方面是我觉得它的空间、环境、城墙古街道很适合拍武侠，另外一方面，演员李轩演了一个白衣大侠，英雄的形象，他其实是被一刀杀死的路人甲，我还是喜欢角色间有一些错位，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他变成了演武侠剧的人。
会自己拍武侠电影吗？
贾樟柯：一直在筹备，说了六年了，想拍的武侠片是《在清朝》，讲1900年到1905年废除科举、秀才造反的故事。如果按现在的进展，应该明年秋天会拍，準备的差不多了。
您怎么理解时间？有哪些感悟？
贾樟柯：我去年开始有黄胡子，今年胡子又开始白了。拍电影和做其他工作的时间感不太一样，我拍电影是两年一部，一年写剧本，一年制作。所以这些年时间过的特别快，我回忆什么都是回溯，想哪一年在做什么，都是先想那年在拍什么电影，作为一个坐标我才能找到我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大量的时间都在电影里。
在拍《时间去哪儿了》，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时间感不一样？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的特别漫长，早上六七点钟到中午，时间非常慢。现在感觉刷的一下就过去了。过去传统生活里，人们的生活劳动都是很缓慢的，农业到冬天就歇了，有大量人和人相处的时间，一天用日出日落为标志，人基本上是顺应自然，时间不是处置人的方法；到了现在社会，我们朝九晚五，实际上我们相当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租赁给自己的公司、事业，早上到办公室，五点才能离开，确实是很现代性的问题。我觉得时间是个两面的东西，从个体来说，唯有衰老是不可抑制的，非常哲学。从感性的角度来说，陌生的人可以通过时间相遇、相爱，时间可以让感情淡化，分手、分开，看上去时间相当的被动。但我这两年拍的人物，包括《逢春》里赵涛的角色，都是有主动改变自己的自觉性，时间是被动的，人们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所以二胎这个故事，在这个片子里是一个引子，引发出来的是因为时间，让人物停下来，有时间和精力去想一下情感世界发生什么问题，才能反省出时间把很多东西带走了。我对于人过去一直非常悲观，包括二胎也是被动的话题，计划生育了，你就不能生第二个了；突然说你可以生第二个了，又开始着急要二胎，都是外部赋予我们的，不是很自然的人的选择。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体还是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选择和把握。
为什么会想到将五个短片集合到一起成为一部电影？
贾樟柯：这部电影的前因后果是，今年金砖国家电影节在中国的成都举办，《时间去哪儿了》是开幕电影。去年电影节就找到我，说电影节是五年一届巡回，今年在中国举办，五个国家的导演能不能做一点事情？导演能做的就是拍电影，我就想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公司和欢喜的公司就做了这部电影的制片。对我个人来说，有个很私人化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这五个国家的电影，比如巴西导演沃尔特·赛勒斯的《中央车站》是98年和《小武》一起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我在柏林电影节看了他的电影，觉得和我们的生活太相近了，而且能准确的、充满爱意的把故事讲出来；俄罗斯、印度也是每年都有很多很棒的电影，南非相对陌生一点，但是我也知道也有很多优秀的黑人导演。我觉得如果这个电影能拍出来，等于一下子给观众进口了四部外语片，并且都是中影公司不愿意进口的，这点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然，它们都是小品化的创作，不可能承载太复杂的叙事、太复杂的情感在里面，都是同仁互动，一个主题、五个变奏。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电影不一定都是鸿篇巨制，五个导演面对同一个主题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也和我长期的工作感受有关系，比如说我自己的电影从最初的《小武》到《站台》，再到最近的《天注定》，观众有很多误解，说贾樟柯拍了很多中国非常独特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给国际世界，但其实这个感受完全不对，正是因为人的生活有极大的普遍性、相似性，但每个导演作为个体又有独特性，所以不同的电影大家都可以分享，我觉得《小武》、《山峡好人》等电影的故事之所以受到很多国家观众的喜欢是因为都有共鸣，生活中大家面临的问题都很相似，但是作品有我的性格和偏好，包括空间和语言有独特性。所以我特别想拍一部影片，去寻找这种共鸣感，我想传达的是智慧不一样、传统不一样，但生活确实没太多不一样的，生老病死全球的人都要面对，这些基本问题都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太多的夸大了差异性，但各国沟通的最主要的基础是普遍性和相似性，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差异性的文化读解才是珍贵的。
所以《时间去哪儿了》在最初设定选题的时候也经过很久的讨论，我们要找到五个国家的共同点，很多设想都准备去拍了，最后还是觉得不是很准确。比如我们最开始想拍火车，五个国家五个故事全部发生在火车上，也是很好的空间出发。但后来巴西导演质疑说，难道我们五个国家共同点就只有火车吗？除了火车我们还有什么共同性？大家都觉得很对的。后来我们又想要不都拍18岁，每个故事的主角都是18岁，也是觉得18岁不是一个共同很迫切的感受。最后确实是《时间去哪儿了》那首歌启发了我，我突然觉得时间应该是大家很有共鸣的感受，反应最快的俄罗斯导演，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剧本，大家都有共鸣。
这个过程也是我想做这个项目的原因。将近有三四个月的书信往来，巴西导演提醒我说，我们五个导演背后的观众有30亿，他说虽然我们在拍短片，但我们可能会描写30亿人的共同感受，让我觉得好严肃。不过总体还是在很轻松的氛围里，这不是同台竞技、打擂，而是好友间的切磋。当然里面有我很喜欢也有我不喜欢的，每个影片都有值得分享和欣赏的东西。
和不同导演合作有什么感受？
贾樟柯：我觉得更多的合作是在创意阶段。因为我们在寻找共同主题的时候是沟通最密切的时候，我当时开玩笑说自己都成为专职发信的人了，能感觉到大家沟通的过程中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理解，一开始是非常轻松的互动的创作，结果在过程中大家投入的情感和精力越来越多，都非常认真。
谈一谈关于电影里的摩托车，很多电影里都有出现过摩托车。
贾樟柯：我不单喜欢拍摩托车，我喜欢拍一切交通工具，《时间去哪儿了》里最初拍火车也是我的主意。我是70年出生，那个时候只有自行车，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县城里面又很封闭，所以交通工具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我家在县城边，后面就是一条新开的公路，在那个年代是山西过黄河去陕北的唯一通道，每天川流不息的卡车拉什么的都有，拉大炮、硫磺、农机具，我很喜欢站在路边看车经过。感觉交通工具是能把人带到远方、未来很诗意的东西，可能有的观众看觉得只是交通工具，但对我来说带有很多对未知、陌生、更广阔世界的想象。我片子里的交通工具，摩托车确实比较多，我自己以前也骑摩托，它扩展个人活动的半径，和个人的自由在氛围上是融合到一起的，所以一直在拍。但是这一次我拍摩托发现要小心一点，外形都很像但其实是不一样的。自行车也是，现在有脚踏自行车也有电动，所以要更加小心。
制作短片和制作长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贾樟柯：最根本的是时长不一样，所带来的叙事方法不一样，每个导演有20分钟的空间，要选择20分钟能够承载的叙事，其中就要求叙事的效率很高，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短片的拍摄，一种是因为时间有限制，就选择很巧妙的结构和方法；另一种是精确，还是长片的叙述语态，但要做到每一场戏的精确和高效率，同时又像长片一样有细腻的情感铺垫。后一种很考验导演的功力。像这次巴西的故事就从容不迫、不露痕迹，前十分钟完全是看长片的感受，看到最后也不觉得仓促。
数字时代，导演的门槛变低了，怎么看新导演的入行？
贾樟柯：我记得我在99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业余电影时代即将来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有很多人说这是一篇宣言式的文章，但真的不是意气用事，对我来说是带有很神圣、很郑重观察后的结论，数码时代到来，电影得到解放，我九十年代初读电影的時候，电影文化资源很封闭。想看经典电影根本看不到，马丁·斯科塞斯、伯格曼一般的家庭根本看不到，出过留学的机会也很少。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想买电影方面的书籍都买不到。在那样的资源控制的年代和环境里，确实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从事电影，唯一的方式就是考电影学院。现在教育开放了，门槛低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有了。现在只要有心人，什么电影都能看得到。大部分导演都是从看电影开始的，在能够看到电影的年代，看大量的电影已经就是专业训练了，确实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用电影表达自己。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想真正的迈出第一步成为导演还是需要几个方面。首先是狂热的拍摄欲望，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常回想拍《小武》的时候，傻乎乎的就是想拍，拍出来能怎么样呢？根本没想过，就好像喉咙里卡着东西，吐出来再说，这是最主要的动力。
我拍《小武》的时候钱都是朋友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工资。那点钱只够买一点胶片，买回来的胶片连三比一的片比都不到，意味着一个镜头不能超过三条。那时候买胶片要预订，我们去柯达公司预订，去取的时候柯达公司的经理和我们聊天，他一直以为我们是拍短片，后来知道我们是要去山西拍长片，然后问我剧本写了多少场，我说109场。他说你写了109场买这么一点胶片肯定是不够的。等我从营业厅出来，经理追出来说这样吧，我自己花钱给你买点胶片，你肯定不够，然后他帮我买了十本胶片，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性，真挚的对电影的激情，会让你找到非常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另一方面，拍电影要学会等待，我个人是没有经过太多等待，我大学刚毕业就拍了电影。但是李安说他做了六年饭，那六年里他都在写剧本。其实我现在很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多写一些，大学时候脑子里的想法特别多，但是没写出来。现在想再写出来，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那么从容。我现在写剧本都是这三个月谁也别找我，躲起来写。有激情也不要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