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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杰惨遭暗杀真相

    时间:2020-09-12 07:51: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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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为何要暗杀杨杰

    1946年冬季的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叫到南京“总统府”,吩咐道:“你必须派最得力的人监视杨杰,及时将他的活动情况向我报告。必要时,将他秘密干掉!”

    毛人凤心里一怔:蒋介石与杨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曾经重用过杨杰,杨杰也曾经为蒋介石卖过力气。现在,蒋介石为什么要监视他?甚至要暗杀他?毛人凤疑惑不解,但又不敢向蒋介石问明缘由,只好毕恭毕敬地回答说:“绝对服从委座的命令,坚决执行!”

    毛人凤是在前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乘飞机摔死后,于1946年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时,任保密局副局长的。保密局局长是郑介民,但一些秘密暗杀勾当,蒋介石往往交给毛人凤去执行,这是因为毛人凤比郑介民更善于在蒋介石面前阿谀奉承。毛人凤搞暗杀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他习惯对暗杀的对象作比较细致地了解,他常对同僚们说:“只有充分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他对杨杰不够了解,也很少听到国民党的要员们说蒋介石与杨杰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完成暗杀杨杰的任务,他要对杨杰的经历作番调查。毛人凤把调查的任务交给他的亲信、京沪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

    毛森花了20块银圆买通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个姓刘的记者,要他以准备撰写《杨杰将军传》为名,采访了杨杰在苏联当大使期间,任其私人秘书的张某,终于把杨杰的经历弄清楚了。

    杨杰生于云南大理,16岁考入云南武备学堂,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1年又被选拔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13年毕业回国后,在武昌任新军管带。半年后,辞职去贵阳参加了唐继尧领导的军队,任“威武军”团长。1914年随唐继尧回云南,任弥勒县县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杨杰参加了以蔡锷为首的“讨袁护国军”,任第五旅混成支队队长。不久,这个支队扩充为“挺进军”,杨杰任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在“讨袁护国”战争中,杨杰屡立战功,“护国军”胜利后,被提升为陆军中将,并被授予“三等文虎章”。袁世凯死后,杨杰调北平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21年春,杨杰被再次派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学成回国,参加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第六军,任总参谋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当权以后,杨杰任海陆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1929年唐生智率军队反蒋,杨杰率领所部仅3000人便打败了唐生智。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冯、阎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杨杰率兵进攻冯、阎部队,又立战功,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1932年,国民党创办中央陆军大学,任命杨杰兼任校长。但是,从这时起,杨杰开始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感到不满,与蒋介石逐渐疏远了。蒋介石也感到了杨杰不是志同道合的盟友,于1933年秋,免去杨杰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以出国考察为由,将杨杰派往欧洲考察。在欧洲整整一年中,他先后去过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写了大量军事理论文章,成为国民党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卢沟桥事变后,杨杰担任国民党驻苏联军事特派员兼大使馆武官。一年后,任驻苏联大使。从此,他对苏联进一步进行认真考察,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苏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篇《今日苏联》的文章中,他歌颂苏联“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失业者的国家”,“男女平等得到了切实的施行”,“军事教育极为完满”。蒋介石认为杨“赤化了”,于1941年秋,免去了他的驻苏联大使职务。杨杰回国后,蒋介石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从此,他住在重庆海棠溪,潜心研究军事科学,写了《国防新论》、《抗战中的国防》、《军事与国防》、《苏俄的国防建设》、《苏俄的军事科学》、《国防的基本条件》、《国民军事必读》、《大军统帅学》、《孙武子》等书。作过题为《苏俄的国防政策》的长篇演说,对苏联的国防建设评价极高,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逐步采取了同情和称赞的态度。日寇投降后,他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挑起内战,极为不满,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杨杰因对蒋介石不满,拒绝去南京,仍然住在重庆海棠溪。1946年春,他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郭春涛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

    毛人凤听了毛森关于杨杰的经历介绍后,说:“杨杰这个人很不简单哩!我们必须认真对付才行。”

    第二天,毛人凤乘飞机去重庆,在上清寺找到了保密局重庆区区长朱啸谷,立即通知10多个特务骨干分子开会,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当天傍晚时分,就由行动组长喻重华、桂水民等4个特务,在海棠溪杨杰的寓所对面,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对杨杰进行严密监视。

    与此同时,朱啸谷派特务萧金庸、李予去邮局检查杨杰的信件。一天,两个特务在邮局发现一封用云南省政府的信封寄给杨杰的挂号信,他们要把信拿走。邮局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挂号信,你们把信拿走了,我们怎么向收信人交代?”

    萧金庸说:“我们并不没收杨杰的信,只遵照上级的命令检查信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后把信退还你。”

    那位邮局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把信拆了,信封上会有痕迹,杨杰先生追查起来,我们负责不起!”

    李予说:“保证没有一点痕迹,你放心。”

    两个特务把信拿回去以后,在火炉上烧一壶开水,待水烧开了,揭开壶盖,将信封的封口在蒸汽上一蒸。这是特务偷拆信件时惯用的方法:只要是浆糊粘贴的封口,这么一蒸,几分钟后,用缝衣针轻轻一挑,封口就开了,再次封口,看不出一点破绽。可是这封信怎么蒸也挑不开。原来,寄信人害怕特务们偷拆信件,用鸡蛋白封的口。萧金庸10多岁时当过造纸工人,遇到生产中的牛皮纸有破损痕迹,就会用纸浆一糊,再用熨斗轻轻熨平,痕迹就不见了。正好重庆邮局附近有家小型造纸厂,他们就去造纸厂要了一点纯熟的纸浆,用小刀把信封轻轻挑开,将信笺取出来拍了照片,再用鸡蛋白把信封好,有破损的地方糊点纸浆,用熨斗一熨,果然效果很好。这种偷看信件的办法,毛人凤大加赞扬,并在保密局所属特务组织内部进行推广。

    这封信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厅厅长安恩溥寄来的,信的内容是:“隆哥自京致函,草头对兄怀恨在心,派凤凰赴渝布置对兄进行监视等事宜,望兄注意安全,切切。”

    两个特务马上把拍摄信件的照片冲洗放大出来,交给毛人凤。毛人凤自然知道信件中说的“草头”是指蒋介石,“凤凰”是指他自己,但“隆哥”是谁?他怎么也推断不出来。派人监视杨杰,蒋介石除了向自己秘密布置外,难道还向第二者说过?那么这第二者又是谁?毛人凤越想越感到问题复杂,命令特务们进一步监视杨杰的行动,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重庆。3天以后,毛人凤回到南京,他害怕蒋介石怀疑自己泄漏消息,没有向蒋介石报告“隆哥”的事,只说杨杰与安恩溥关系密切,希望蒋介石注意安恩溥的行动。蒋介石对毛人凤说:“你马上密电保密局在云南的组织,要他们把安恩溥监视起来!”

    “金蝉脱壳”摆脱特务监视

    信中说的“隆哥”,后来杨杰到了昆明才知道。据安恩溥说,他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关系很好,在一次闲谈中,陈布雷说蒋介石对杨杰不满,因为陈布雷知道安恩溥与杨杰是很要好的朋友,希望他劝杨杰放弃反蒋的主张。安恩溥还说到他与毛森是亲戚,毛森也希望安恩溥劝说杨杰停止反蒋活动,并将蒋介石交代毛人凤监视他的机密告诉了安恩溥。安恩溥说:“‘隆哥’是随便用的代名词。”

    杨杰收到安恩溥的信之后,一连3天没有外出,让家里人在外面有意扬言说他病情严重,并且每天由副官乘坐杨杰的小汽车去医院接一个医师来家里坐一会,假装给杨杰看病。这个医师叫朱令谊,是杨杰的亲戚,他每次离开杨杰家时,故意在杨杰住地附近的几家商店转一转,当有人问及他在干什么时,他回答说:“给杨杰先生看病啊,杨先生的病情可严重哩!我几次劝杨先生去南京治病,他却很悲观,总是说‘唉!活着没意思,不如咽了这口气作罢。’听了真叫人难过呢!”

    这些话很快被喻重华、桂水民等一伙特务听到了,慢慢地放松了对杨杰的监视,成天躲在房子里打麻将混日子,只是每天当朱令谊从杨杰家里出来时,喻重华和桂水民才从楼上的窗口探出个头来问道:“朱大夫!杨杰先生的病好点了没有?”朱令谊摇摇头,说:“不会好了,活不了几天了!”于是两个特务又把头缩回去,安心打麻将去了。

    其实,杨杰正在紧张地做着秘密离开重庆的准备。他把家里的重要东西整理好,寄存到重庆中山路一位朋友家里;又托这位朋友将在身边的16岁的女儿,秘密送往昆明。

    这天深夜,当监视他的特务熟睡之后,杨杰一家人悄悄离开海棠溪,驱车直奔成都。在成都一位朋友家待了一天,然后乘飞机去昆明。

    杨杰到昆明之后,担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主任委员,团结国民党在云南的民主派人士张天放、杨春洲等人进行一系列的反蒋爱国运动。

    1948年春天,杨杰与张天放、杨春洲等人组织了两个经常性的座谈会。一个名为“星期五聚餐会”,每逢星期五在昆明巡津街商务酒店举行,参加者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思想进步的大学教授、学者、新闻记者、编辑、作家,与会者上午8点到会,中午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从活动经费中,拿出一笔钱招待午餐,下午5点散会;另一个是“丙戌聚餐会”,每逢丙戌日(60天一次)在昆明求实中学举行,参加者是工商界、金融界和中小学教师中的反蒋进步分子,由工商界和金融界捐款招待午餐。在两个聚餐会上,杨杰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反对独裁卖国、反对内战的进步主张。同年冬天,杨杰以这两个聚餐会为基础,在昆明发动了“万人签名反对内战”大会。到会者有男女老少14000多人。杨杰在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内战,民主团结建国》为题的长篇演说,他说:“内战是炎黄子孙自相残杀!这个黄帝的不肖子孙和人民的罪人是谁?不是共产党,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如果不悬崖勒马,四万万同胞必将起来打倒他!”

    这时,一颗用字条包着的石子丢向大会主席台,“嘭!”地一声落在发表演说的讲台上。与会者都为之一怔,但杨杰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将那颗字条包着的石子,从讲台正中间移到讲台的右角,说道:“这可能是特务分子捣的什么鬼吧!暂不要管它,让我把话讲完再看它写了些什么。”接着,他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罪行,等到演说完毕,他才打开包在石子上的那张用铅笔写的字条,杨杰把字条扬了扬,气愤地说道:“上面写着‘当心你的脑袋!’但是,这吓不倒我杨杰。为了和平,为了民主,为了祖国的利益,我一定奋斗到底!即使我被特务杀害了,但我死得光荣!”

    接着,张天放愤怒地走到讲台前,领头呼口号:“反对恐吓和暗杀!”“反对专制独裁!”“为制止内战而奋斗到底!”“国民党反动派必败!”“民主团结万岁!”

    杨杰越战越坚强了,为了促进解放事业的发展,他积极进行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他曾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秘书长李挽澜等人去四川、贵州、西康等省联络反蒋的国民党军事将领,鼓励他们进行武装起义,站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来。1947年底,杨杰联络国民党驻云南的二十六军军长万保邦,在云南组织武装反蒋运动。1948年1月,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杨杰任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民革中央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杨杰和万保邦以二十六军为基础,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并向全省印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告云南民众书》、《告云南青年书》,号召西南地区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反对内战而斗争。后来,这支起义部队编入共产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对杨杰的安全十分关心。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云南地下党组织,通知杨杰迅速离开昆明去香港,然后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杨杰认为他在西南的军事策反工作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担心一旦离开,会使工作受到影响,故请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转告中共中央,要求留在云南继续工作一段时期。

    7月初的一天,杨杰与卢汉手下的一个师长以外出狩猎为名,一同驱车去距离昆明20多公里的地方。他坦率地向对方说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动员其率部起义,把部队带到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去。这个师长表示同意。后来由于这个师长言行上不够谨慎,被卢汉的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知道,将情况报告给卢汉。卢汉将这个师长扣留了一天,由于他矢口否认,又找不到确凿证据,还是让他继续任师长,但他也不敢将部队带到滇桂黔边区纵队去。

    8月初,杨杰在云南新闻界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讲话,满腔热情地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大家团结在民主进步力量周围,迎接大西南的解放。他说:“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项。现在蟒的尾巴、身子和颈项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正在向这两只眼睛刺去。这两只眼睛是否会起到作用呢?四川这只眼睛没有统帅;广东这只眼睛也很空虚,虽有败兵之将、亡国大夫阎锡山坐镇,但民心丧尽、军心涣散,等到解放大军压境,这班家伙非溜不可。”

    8月中旬,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部派人到昆明,给杨杰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并告诉他说:“据可靠消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正奉毛人凤的密令,日夜监视你的行动,很可能对你下毒手,希望迅速离开昆明去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部。”

    杨杰想了想,对来人说:“沈醉就住在我家的斜对面,我与他几乎天天见面,这一点我已经意识到了,但我这一个星期内还不能离开昆明,因为我正在做卢汉手下另一个师长的策反工作。请你转告纵队司令部诸位领导,不论这次策反成功与否,我决定在一个星期后离开昆明,不去纵队司令部,就去香港。”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策反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杨杰仍然没有离开昆明,他感到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去做。

    沈醉受命暗杀杨杰未遂

    1949年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当“代理总统”,他回到奉化溪口镇做幕后指挥。一年来,他豢养的800万军队在各个战场上很不争气,节节败退,处处损兵折将,大伤其脑筋。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筹莫展,使他忘了或者顾不得处理他急于要办的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暗杀杨杰这样的大事情。

    8月的一天,蒋介石从大儿子蒋经国的汇报中,获悉杨杰在云南进行一系列使他极为恼火的活动,立即把毛人凤从南京叫到溪口,对他大发脾气:“我对你20多年的苦心栽培,算是枉费心机!你再不把杨杰杀掉,以后别再来见我!”

    毛人凤连忙作检讨,表示坚决执行任务。

    蒋介石想了想又说:“把与杨杰保持密切关系的陈复光教授一起杀掉!还有,把有异动表现的云南省民政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长龙济汇也都杀掉!”

    毛人凤回到南京后,立即给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连发两份亲译密电,要他杀掉这5个人,首先杀掉杨杰。

    沈醉和杨杰都住在昆明三节桥靖园新村。杨杰几乎每天都要从沈醉家门口经过,去云南大沱茶商严燮成家吃饭和打牌。沈醉与杨杰也经常见面,彼此很相熟。因此,沈醉要杀掉杨杰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沈醉却犹豫不决,他考虑到先杀杨杰,其他4人就会提高警惕,甚至会秘密逃离昆明;如果将5人同时杀掉,因为其他4人与卢汉的关系很密切,卢汉一定会对他进行报复,即使自己逃掉,也会连累家属。

    大约过了半个月,毛人凤又给沈醉拍发一个亲译密电,限他在3天内杀掉杨杰,否则将按保密局的组织纪律严惩。沈醉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召集几个搞暗杀的特务在他家里进行秘密布置。计划当天晚上等杨杰从严燮成家出来,将到达沈醉家门口时,用无声手枪把他杀掉;如果杨杰当天晚上不外出,就越墙进入杨杰家进行狙击。杨杰家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司机、一个厨师和一个10多岁的女孩,他们即使知道特务对杨杰进行狙击,也不敢起床进行反抗。

    沈醉对特务进行布置时,他母亲在阳台上看书,对特务们暗杀杨杰的计划听得清清楚楚。他母亲尚有正义感,等几个特务走后,怒气冲冲地走进来,责骂沈醉道:“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要杀人,你还像个人吗?我问你: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女儿知道是你杀的,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这些后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做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到你哥哥、姐姐那里去!”

    沈醉对母亲很孝敬,见她生气,赶快跪在老人跟前,说:“我宁愿受处分,也不杀杨杰先生,请您老人家息怒。”

    接着,沈醉把几个特务叫回来,说情况有变化,刚才的布置暂时不执行,等过几天再说。老人家对沈醉的话半信半疑,从此,她每天注意观察,看杨杰还在不在家。就这样,暗杀杨杰的事拖下来了。

    毛人凤接到沈醉汇报,说暗杀杨杰有许多困难,于是,9月9日他派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带领大批特务来到昆明,协助沈醉暗杀杨杰。徐远举与沈醉商量,决定把杨杰逮捕后再杀。不料,他们却扑了个空,杨杰不见了,只抓到杨杰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刚到杨家的陈复光教授。原来,杨杰于当天清晨离开昆明了。

    惨死在香港朋友家中

    蒋介石获悉杨杰逃跑的消息,把毛人凤叫去臭骂了一顿,限他在一个星期内查明杨杰的去向。第二天,毛人凤带领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来到昆明,把沈醉和徐远举臭骂了一顿,限他们在3天之内查明杨杰的去向。

    “不需要3天,我现在就可以向局长报告。”沈醉望着毛人凤,见他脸上的怒气在消失,轻轻嘘了口气,接着说:“据事后查明,杨杰是乘飞机去香港的。飞机票是由朱健飞用化名代买的,并由朱健飞用小汽车在靖园新村把杨杰接走,因为杨杰低着头坐在汽车座位的下面,正在监视杨杰的两个弟兄,以为进出杨杰家的是一部空车子,使杨杰得以顺利地离开昆明。”

    “好!好!”毛人凤转怒为笑,“那我们可以马上向委座报告!”

    当天晚上,毛人凤先通过电台向蒋介石报告,然后给保密局台湾区特务头子叶翔之发去亲译密电,命令他带领特务赴香港暗杀杨杰。

    第二天,叶翔之带领韩世昌、刘志鸿等4名特务从台湾乘飞机到了香港,在罗便臣道14号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

    香港警察局巡捕处有个名叫蔡裕年的中国籍警察,与叶翔之是表兄弟。叶翔之找到蔡裕年,想通过他找巡捕处帮忙,侦察杨杰在香港的住址。蔡裕年说:“要巡捕处帮忙可以,但要给一笔活动经费才行。”

    叶翔之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他把13万元港币和两只金手镯交给蔡裕年,说:“其中有3万元港币是送给你的。”

    在花花世界的香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巡捕处立即出动30多名便衣暗探,开始侦察活动。

    一天中午,中国籍便衣暗探朱金廷、杨世瑞来到香港皇后酒家二楼餐厅,发现用屏风隔着的一张餐桌旁,坐着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正在吃饭。朱金廷和杨世瑞把中年人打量一番,见他的身材和长相与照片上的杨杰一模一样,就一起走过去,朱金廷说:“杨杰先生,请你饭后去香港警察局巡捕处一趟,有件事要向你查实一下。”说罢,向对方出示暗探证。

    这人正是杨杰,那位少女是他的女儿。杨杰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找错人了吧,我是香港《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欧阳华。”说罢向两个便衣暗探出示记者证。

    “记者证并不能证明你的真实身份。你不是文官,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杨世瑞从口袋掏出一张杨杰的全身照递给杨杰,“这是你的照片吗?杨先生!”

    杨杰接过照片看了看,说道:“听口音,二位是云南澜沧江流域的人,对吗?”

    “对!我们都是景洪人。”杨世瑞说。

    “那好嘛,我们都是云南同乡。”杨杰话锋一转,“巡捕处打算给你们多少报酬?如果你们能够向我讲真话,我也能够向你们讲真话。”

    朱金廷和杨世瑞不知该怎么说好,都默默地抽着闷烟。过了好一阵,杨世瑞才说:“如果我们向你讲真话,你打算怎么样?”

    杨杰说:“如果你们向我说真话,可以把我押到你们巡捕处去,让你们大发洋财。作为同乡,我很愿意为你们帮这个忙!”

    朱金廷说:“这就是你要向我们说的真话吗?杨先生!”

    “要说的真话可多哩!请你们听我继续说完。”杨杰显得很激动,“我杨杰反对蒋介石,是因为他搞法西斯统治,是因为他搞专制独裁,是因为他挑起内战,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弄得贫困不堪,把四万万中国同胞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共同反对出卖祖国利益的蒋介石。再说,我杨杰反对蒋介石,这与香港警察局巡捕处毫不相干,二位又何必为蒋介石效劳呢?”

    两个便衣暗探很受感动,朱金廷说:“我们懂了,再也不为难杨先生了!我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其实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杨世瑞说:“巡捕处派出30多个便衣暗探四处侦察你的住址,希望杨先生提高警惕!”

    杨杰说:“谢谢二位的帮助。如果我杨杰大难不死,日后定会报答你们。”

    5天过去了,叶翔之见侦察杨杰住址的事尚无结果,心里很着急。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到广州。叶翔之带领韩世昌去广州找到毛人凤,然后带着300两黄金回到香港,全部交给了香港巡捕处。巡捕处拿出150两黄金买通香港警察局长,于9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谎称香港有人组织“恐怖暗杀党”妄图推翻香港英国当局的统治,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终于在香港《大公报》编辑部、民革中央总部临时办公处、轩尼诗道302号这3个地方发现有杨杰收的信件。

    巡捕处的暗探经过两天的秘密侦察,了解到杨杰住在轩尼诗道302号4楼425房间的一位朋友家里。这位朋友名叫王玉华,在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工作,妻子是一家杂货店的售货员。白天,王玉华夫妇上班、王玉华的两个孩子上学,只有杨杰和王玉华60多岁的岳母在家。

    9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杨杰准备第二天离开香港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撰写讨论《共同纲领》的发言稿。忽然,有人敲门,杨杰向王玉华的老岳母低声嘱咐了几句。于是老人走到门边,问道:“找谁呀?”

    “找杨杰先生!”门外有人回答。

    “我们家姓王不姓杨,你找错门啦。”老人说。

    “是李宗理先生托我给杨杰先生送信来的。李先生说杨先生住在这里,不会找错门。”

    李宗理与杨杰是亲戚,听来人这么一说,杨杰就示意老人开门。

    老人打开门,走进一个身穿蓝色布衣的青年人。老人把青年人领到杨杰的住房后,他恭恭敬敬地把一封信递给杨杰。青年人是叶翔之从台湾带来的特务,那封信是特务仿照李宗理的笔迹写的。正当杨杰低头看信时,特务掏出无声手枪,对准杨杰的脑袋连射两枪,杨杰倒在血泊里,当场死去。

    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周恩来在会上愤怒谴责了蒋介石暗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杨杰将军这一罪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为此事发表了消息和评论。

    杨杰先生被暗杀以后,他在香港的生前好友和进步人士捐款为他举行火葬和追悼会。1952年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派专机赴香港,将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云南,在昆明西山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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